市场导向型经济结构调整机制的开启与培育

三、市场导向型经济结构调整机制的开启与培育

近年来，政府一直非常重视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自2002年以来，尤其强调产业升级和区域调整。但是收入结构、需求结构失衡问题却在持续加深；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居高不下，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严重；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仍然相对缓慢。其根本原因在于行政调控并不能从根本上把握需求的动向，无法根据国际分工发展的规律来确定未来产业的定位，从而使产业调整进程中存在大规模的政府失灵问题，一个明显的案例是越是政府管控的产业部门，产能过剩问题越严重。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将促使企业自发地、内生地进行产业调整，以适应国际分工变化、国内消费升级、技术进步的需求。工资上涨将加速产业梯度转移，巩固我国的贸易地位，提升消费。以企业自发调整为主体的中国市场化的结构性调整将全面展开，并将取代以往行政性的结构调整，改变以往结构性调整缺少支点的困境，使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更多地反映市场机制的要求。

（一）工资形成机制的革命将带来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从而启动中国市场化的收入倍增变化，并加速中国“收入—消费升级”的台阶效应的到来。这种变革必将改变中国工资占GDP的比重过低和消费启动大大落后于同类国家的局面，从而加速推进中国的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

从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看，工资上涨趋势十分明显，2000年后，实际工资增幅也在10%左右（见图17）。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见图18）。平均工资上涨与工资总额占比下降的反差恰好说明，工资形成机制与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相适应，劳动者的报酬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同比增长。劳动力价格长期偏低，工资形成机制扭曲，导致收入分配改革困难重重。

农民工的工资形成机制由以往的“生存工资定价法”向“劳资双边协商定价机制”转变是中国市场化工资形成机制变革的核心。因为它不仅推动了低端劳动力工资与正常劳动生产效率同步增长，而且也必将成为其他层级工资形成机制改革的风向标。这种变革必将改变中国工资占GDP的比重过低和消费启动大大落后于同类国家的局面，从而加速推进中国的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

图17　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及实际工资涨幅

图18　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

从全国整体水平来看，2008年我国人均GDP超过3　000美元，意味着消费结构将全面进入工业化消费时代，消费升级将快速展开；从农村来看，2008年我国农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超过800美元，2009年超过900美元，刚好处于跨越国际温饱线、向工业化消费迈进的临界点；从城市来看，2008年我国城市家庭人均收入达到2　500美元，2009年向3　000美元逼近，刚好处于工业化消费升级的变异点；从我国发达区域来看，2009年京沪两地的人均GDP超过10　000美元，家庭人均实际收入接近5　000美元，这标志着这些地区开始步入高收入阶段，处于向后工业社会消费模式转变的时点（参见表3）。另外，到2011年，中国人均GDP将突破4　000美元大关，按照一般的消费层来看，中国也将步入对服务业需求加速的阶段（见图19）。而农民工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无疑将使上述台阶效应加速到来。

表3　　　　　中国各阶层可能分别同时处于“收入—消费台阶效应”的临界点

图19　人均GDP超过4　000美元导致对服务业需求的加速

（二）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将加速推行中国产业在区域上的“梯度转移”，并使中国产业在“加速性梯度转移”中实现产业升级，克服以往行政化产业转移带来的各种问题。

中国幅员辽阔，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一点在地区间劳动力工资的差异上反映得较为明显。平均而言，在1996—2008年间，东部地区的制造业平均工资比西部地区高出了29.8%，而比中部地区高出了40.8%。在2008年，我国不同地区间的劳动力成本差异特征非常明显。整体而言，以北京为基准省份（北京劳动力成本＝100），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为54.41，而中部地区则只有47.1。因此，综合以上考虑，在未来东部地区制造业转移方向的选择上，我国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部地区会是比较理想的移入地。^[8]

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将大大压缩东部区域产业的生存空间，从而导致产业自动向中西部转移。事实上东西部人均工资随着劳动力供求的变化而发生了巨大分化，到2009年东部人均工资比中西部人均工资高出近30%，而中西部土地价格比东部高出40%多。这直接推动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以及东部产业的自发升级。同时，东部各种劳资关系的恶化也使大量资本向中西部转移，以谋求要素套利和制度套利。例如2009年外资流入的区域大部分集中在中西部；同时，很多行业的代表性企业也纷纷向内陆布局。

我们还可以利用单位劳动成本的计算公式推算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制造业分行业单位劳动成本的变化。我们发现，虽然20个制造业行业的劳动报酬都上涨很快，不论哪一个行业在几年间其劳动报酬都经历了快速的增长，但是从单位劳动成本变化的角度来看，不同行业在各个地区间确实存在着差异，变化的速度和方向都各有不同。从单位劳动成本变化的方向来看，绝大多数行业的劳动报酬上涨的同时，其单位劳动成本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但是仔细研究就会发现，2001年东部地区的部分行业单位劳动成本比中部和西部地区低很多，到2007年中部地区的单位劳动成本优势更为突出，而三大地带之间的单位劳动成本差距在缩小，甚至趋于一致。中西部地区在逐年大幅提高劳动报酬的背景下，实现了单位劳动成本的快速下降，并且其大部分行业具有单位劳动成本优势，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东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的迫切性和可行性。

（三）从长期来看，低劳动力成本会严重制约产业结构升级。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有利于克服以往行政化产业升级和政府主导型的技术替代带来的各种问题。

1.劳动力工资水平低会使相对劳动力而言的资本价格显得更加昂贵，因此企业会对廉价劳动力这一资源进行过度使用，而不愿意投资新设备和新技术。

提高工资水平，使得资本要素的相对价格降低，这样企业进行技术改进和设备更新的相对成本就会下降，从而有利于促进企业加大设备投资和技术改进的力度。日本的经验非常值得借鉴。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初调整战略，走高工资、高生产率的道路。高工资逼着日本企业增加技术含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2.基于低劳动力成本的“世界工厂”使我国多数行业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www.xing528.com)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仍然主要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产品的技术含量以及贡献率一直很低。在当今的国际市场上，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需求弹性小，附加值低，利润率较低，缺乏国际竞争力。在许多产业中，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利润水平不同，即上游和下游的利润高，中游的利润低。在国际分工中，我国处于产业链的底端，对高端产业链存在较强的外部依赖性，承担生产制造和“消费”角色，即位于利润和附加值最低的环节。中国和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加工贸易优势都是由于廉价的劳动力，因此发展中国家在这个生产阶段存在激烈的竞争。随着竞争的加剧，利润会越来越少。这将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与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价格相比越来越低，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致使这些国家的经济陷入“贫困化增长”，其技术水平和资本效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也越来越低。

3.低劳动力成本致使产业提高效率的动力不足。

看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不能仅仅看绝对的劳动力成本，而应该看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二者的综合体现。也就是说，比较了劳动生产率后的相对劳动力成本才更具有可比性。目前我国制造业的绝对劳动力成本处于较低位置，但考虑劳动生产率后的相对劳动力成本却并不低。

我国的低劳动力成本，使劳动生产率低的经济活动也能盈利，从而使很多低劳动生产率的经济环节缺乏提升效率的动机，劳动力的低工资掩盖了低效率。一些效率相对较高的经济活动，也缺乏进一步提升效率的动机，因为依靠低工资也能够寻求到足够高的利润。结果是，很多企业不是想方设法提升效率，而是想方设法降低工人工资。^[9]

（四）工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是从以轻工业为中心到以重化工业为中心，再从以重化工业为中心转向以高加工度工业为中心，最后才转向以技术集约化工业为中心。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有助于工业化进程从重化工业化转向高加工度化，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也具有从行政力量主导转向市场力量主导的内在可能性。

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困难在于，缺少市场导向型结构调整的内在驱动力量，即在二元经济结构下，要素价格市场化机制长期无法实现。经济发展过程就是通过生产结构调整和就业结构变化促使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自1978年以来，我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农业部门的就业比重逐年降低，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持续增加，特别是21世纪以来，服务业吸纳就业的比重迅速提高（见图20）。

图20　1952—2008年我国就业结构的变化

制造业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就业，但制造业发展主要集中在低端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产业结构升级没有随着经济发展得到改善，反而产业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例如，从能源生产看，能源生产总量逐年增加；在2003年和2004年能源生产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见图21）。

图21　1985—2008年我国能源生产变动情况

国家一直强调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可为什么就是调整不过来呢？根本原因在于要素价格市场化机制没有形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调整应该由市场主导，发挥要素价格变动在资源配置中的功能。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中期偏后的阶段，大致相当于重化工业化的后期阶段，修正的霍夫曼系数大约为0.8。我国现在的重化工业化程度与1980年的日本差不多，当时日本的重化工业化已步入尾声。问题是，日本在重化工业化的后期阶段就迅速发展了高加工度工业，而我国却迟迟没有。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基本完成了重化工业化，并具备了向高加工度工业进发的条件。重化工业化是通过弥补基础产业、原材料工业的瓶颈来为附加值创造空间，高加工度化是对这一空间进行具体落实的过程，其本质是利用重化工业化阶段所形成的基础产业和原材料工业优势，拓展产业链、增加中间生产环节，通过技术创新和更迂回的生产组织形式来提高附加值。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许多产业的附加值都远远超过了原材料工业，服装业的附加值为纺织业的4.35倍，家具行业的附加值达到木材工业的3.2倍，机械工业也达到钢铁工业的3倍以上。现在我国这些行业相对于上游产业的附加值要低得多。

基于对产业发展规律的一般认识，我们对中国未来的产业发展进行了预测。中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已经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覆盖了轻纺工业、重化工业与制造业。在各重点产业等价的前提假设下，中国重点产业在轻纺工业、重化工业、制造业与服务业纬度上呈现出非对称的倒U形分布，轻纺工业、重化工业、制造业与服务业间的2.0∶3.5∶2.5∶1.5的重点产业数比例，与中国产业结构较为吻合。作为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经济黑洞的结构映射，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必然同时包括轻纺工业化、重化工业化与高加工度化的工业化过程。

（五）工资形成机制变革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增加农民工进城的机会，将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水平与城市人均消费水平正相关。

2009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指出，我国拥有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已从1949年的10个，发展到2008年的122个。2008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的GDP占全国的62%。东部沿海地区密集的城市群，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城市居住条件大大改善，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已由1949年的4.3平方米，增加到2008年的23平方米。尽管我国的城镇化水平获得了快速发展，但它仍然较低。推进城镇化建设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战略。工资形成机制变革有利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增加居民收入将进一步扩大居民消费水平。图22表明，城镇化水平与城市人均消费水平正相关。而目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仍然大幅低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见图23），因此，更多的农民工进城成为城市人口将大幅提高整体居民的消费水平。

图22　城镇化率与城市人均消费

图23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