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工资转变为市场议价工资，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一、生存工资法则向市场议价型工资法则转变

（一）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出现了结构性拐点变化，由总体过剩向结构性过剩转变，它宣告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形成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工资水平的上涨成为趋势性现象。

近年来，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1）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低端劳动力的工资不降反升，且增速超过城市工人工资的涨幅；（2）伴随经济的触底反弹，中国经济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度反弹，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潮”快速被“民工荒”所替代，低端劳动力的供给已经由总量过剩转向结构性过剩；（3）各种民营和外资企业大幅度提高招工工资，各级政府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4）“劳资关系”冲突进一步加剧，罢工事件开始频繁发生。

这些现象的涌现不仅充分说明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出现了结构性拐点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它宣告了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形成机制正从传统的“生存工资定价法则”向“保留工资约束下的市场议价法则”转变。这种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将进一步带动中高端劳动力市场的劳资关系和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中高端劳动力市场政府导向型的工资调整机制。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必将成为中国劳动力工资形成机制全面变革的支点。

1.即使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低端劳动力工资仍然不降反升，持续上涨。

自2004年“民工荒”暴发后，农民工工资结束了长期的停滞状态，进入了一个快速的上升通道。迄今农民工工资延续了6年的上涨态势，涨幅超过1倍，年均涨幅超过2.4%，至今也没有平息下来的迹象，甚至还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一个典型的事实就是，在金融危机肆虐的2008—009年农民工工资不降反升，幅度不下10%。在农民工屡受歧视的二元就业制度下，农民工工资的涨幅居然反超城镇劳动力，仅2001—2005年反超幅度就达到64%。图1描绘了1985年以来制造业平均工资实际增速。2000年后，制造业平均工资实际增速在10%左右。

2.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出现大幅度逆转，局部出现“民工荒”。

全部在岗职工人数2010年3月同比增长了3.5%，工业企业就业量1—3月增长了2.9%，而城市劳动力需求供给比达到103%，超过正常繁荣时期95%的平均水平；同时，沿海和内陆局部区域同时出现了“民工荒”（参见图2）。

图1　制造业平均工资实际增长速度

图2　城市就业状况

从地区情况看，2010年中国东部、西部、中部各个区域的劳动力需求—供给比都超过了0.95，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另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09年度，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人数下降了.9%。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2009年该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较2008年减少了22.5%。

3.我国人口结构已经发生显著变化，低端劳动力增长幅度放缓，低端劳动力供给水平下降。按照联合国的预测，010年中国劳动力占人口的比重将见顶回落，同时其总抚养比也将见底上涨。

从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来看，尽管劳动力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仍然很高，但最近几年，劳动力增速明显放缓（见图3）。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10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将达到历史低点。随后，总抚养比开始增长，劳动力比重开始下降（见图4）。

图3　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4.“劳资关系”冲突进一步加剧。各种民营和外资企业大幅度提高招工工资，各级政府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这集中体现在:（1）由“富士康事件”引发的南北罢工事件；（2）20多个地方的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其增速接近20%，首次超过年度劳均名义GDP增速；（3）以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为龙头给农民工加薪，增速达到40%左右，打破了以往“工资增长慢”、“工资增长以国有单位为风向标”的局面（见图5）。

图4　中国人口结构

图5　最低工资标准增速与劳均名义GDP增速

东部各种劳资关系的恶化也使大量资本向中西部转移，以谋求要素套利和制度套利。例如2009年外资流入的区域大部分集中在中西部；同时，很多行业的代表性企业也纷纷向内陆布局（参见图6和表1）

图6　2009年外资流向

表1　　　　　多个行业的代表性企业纷纷布局内陆

续前表

劳资纠纷问题最显著的特征是纠纷的数量和涉及的人数都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根据《劳动统计年鉴》，1996年我国相关部门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为48　121件，涉及劳动者人数为189　120人；2008年相关部门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达到693　465件，涉及劳动者人数为1-214　328人，案件数量和人数分别为1996年的14.4倍和6.4倍。

（二）工资水平的上涨是由人口因素、周期因素、政策因素、结构因素等多因素导致的，其反映的是在保留工资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共同推动下，农民工工资形成机制正在从传统的生存工资法则转向保留工资约束下的市场议价型工资法则，并将使中国经济迎来工资快速上涨的新时期。

1.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保留工资不断上涨，推动低端劳动力价格上涨。

保留工资的上涨主要源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农村改革使务农收入进入一个稳健的上升通道。在“两级所有、家庭承包”的土地制度下，中国农民并不像刘易斯所描述的雇农，而是更接近于自耕农，拥有农业剩余。务农收入就等于家庭内部的人均农业产出。由于存在剩余劳动力，边际生产力低，因此随着劳动力的转移，人均产出将增加。过去政府通过农业税、各种统筹提留、压低粮食价格等手段将人均产出增加的好处剥离出农户，压制了务农收入的增长。但现在，随着农业税豁免、清除统筹提留、粮食补贴、粮食收购价保护政策等的实施，人均产出增加的好处被留给了农户，人均产出的增加真正演变为务农收入的增加。可以预料，出于改善城乡结构的考虑，我国仍会进一步强化农村制度创新以及对农民利益的保护。务农收入的增长态势仍然会继续。

第二，受制于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资源价格不断上涨，它将带动城市生活成本、交通费用的增长，并对转移成本构成上行压力。调查发现，农民外出务工的最主要的三项开销是食品支出、衣着支出、交通通讯支出，特别是食品支出，占总开销的2/3以上。食品支出的变动情况对城市生活成本的影响很大。

从图7可以看出，近年来城市食品价格的上涨趋势是非常明显的。仅2003—2008年短短5年的时间内，食品价格累计上涨了48%，年均涨幅接近10%。这会在相当程度上抬高城市生活成本及生存工资。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粮食生产能力不能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性改善，粮食供求紧平衡的局面还会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再加上国家粮食收购保护价政策的作用，农产品价格将进入持续的上升通道，它会继续推动食品价格上涨，并与其他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上涨一起构成助推转移成本增加的重要力量。

图7　城市食品价格指数的演进趋势

2.留守劳动力的家庭分工型特征使劳动供给曲线变得缺乏弹性。尽管农村仍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劳动供给不再具有无限弹性。

中国目前的农业劳动力人数仍高达3亿，其就业比重达到40%，可以说，农业部门仍滞留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对这一点的一个最直观的验证就是，近年来随着农业劳动力的持续转移，农业产出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连年增产，仅003—2008年粮食产量就从4.3亿吨一路增至5.3亿吨。

但也要注意，即便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也不代表劳动供给就像传统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具有无限弹性。这与农村劳动力的家庭分工决策有关。传统理论假设，由于农业收入极低，农业剩余劳动力到工业部门务工的机会成本近乎为零，所以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纷纷涌向工业部门，这是造成劳动供给曲线具有无限弹性的根本原因。但在今天中国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正在不断上升，并不像传统理论假设的那样可以忽略不计，特别是在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下，务工地与家庭生活地点的空间分离使农村劳动力难以兼顾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因此家庭效用损失愈发明显。

按贝克尔的家庭劳动分工理论，一个人的劳动供给决策不仅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收益与成本比较，更重要地，还取决于家庭内部劳动分工的需要。即使他参加工作能够赚取工资，但如果家庭需要他留下来分担内部劳动，他也可能会放弃这样的机会，除非工资足以弥补他放弃内部劳动所带来的效用损失。对中国农村来说，可能正面临着这一现实。在改革开放之初，农村留守劳动力比较多，将劳动提供给工业部门不会对家庭内部劳动产生明显影响，但随着劳动力的持续转移，留守劳动力越来越少，照顾老人、子女、房屋等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日益迫切。留守劳动力虽然闲散，但在承担家庭劳动分工方面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载体。离开这种分工，家庭生活质量就会受到很大影响，子女无人管教、老人缺乏呵护、房前屋后荒芜、财产面临失窃危险等等，都是这种影响的典型表现。

贝克尔认为妇女是典型的家庭分工型劳动力，现在我国农村留守劳动力正是以妇女为主要群体的，这验证了贝克尔的推断。目前全国有2.5亿个农户家庭，3亿个农业劳动力，平均算下来每户只有1.2个留守劳动力，如果继续转移，很多农户都将面临没有劳动力留守的情形，家庭分工对留守劳动力的劳动供给将构成掣肘。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判断，我们利用内蒙古自治区和甘肃省的1　50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如图8所示。1999年在农村的留守劳动力中只有19.3%的劳动力表示因家庭原因而不愿外出务工，但到了2004年这一比例升至28.9%，增加了近10个百分点。这还只是2004年的情况，现在比例应该更高。(www.xing528.com)

图8　留守劳动力劳动供给意愿的变化轨迹

当然，家庭分工的掣肘作用要真正发挥出来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家庭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农民摆脱了对务工收入的饥渴式依赖，只有这样，当家庭需要他留下来时，他才有勇气拒绝工业部门的就业机会。近年来随着农村制度的创新，农业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农村生活水平也在不断得到改善，农村的推力正在弱化，所以上述前提正在逐步具备。就拿近10年的变化来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99年的210元增加到2008年的4　761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实际增长率为68%。按每户3.2个人口计算，现在农户家庭的年均收入达到了1.5万元，这至少能说明，农户家庭正在摆脱以前的赤贫状态，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相应地，对务工收入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陷入不计成本的、饥渴式的依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很多家庭年轻子女外出务工，父母甚至不需要他们将务工收入寄回来。从图8可以看出来，1999—004年农民工汇款的比例不断下降，1999年农民工将2/3的务工收入都汇回家，2004年降为47.3%。家庭经济实力的增强，为留守劳动力的劳动供给决策留下了更大的空间，家庭分工也更容易发挥实质性的影响。

上述变化将带来一个重大影响，那就是对农民来说劳动供给不再是不计机会成本的。因为再增加农民的劳动供给，会带来家庭效用的损失，因此工业部门必须以更高的工资作为补偿。这样，工资会随劳动供给的增加而增加，劳动供给曲线变为一条斜向上的曲线，是缺乏弹性的。^[1]

3.随着中国制造业国际地位的确立，制造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持续增长，劳动力供给已经由总量过剩转向结构性过剩，低端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未来中国工业化进程加速，会进一步催生工资上涨。

2010年中国东部、西部、中部各个区域的劳动力需求—供给比都超过了0.95，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见图9）。未来中国工业化进程加速，会催生出工资上涨的另一股强劲动力。第一，巨大的就业压力将倒逼中国工业化以不间断的速度向前推进。工资上涨是在劳动剩余条件下发生的，在应对工资压力的同时，国家不会忘记就业目标，而带动就业的根本途径就是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可以说，就业扩张与工业扩张已连成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第二，工业化将进入加速期，产值急速扩张带动劳动需求急速膨胀，巨大的劳动需求会形成巨大的推力，推动市场议价型工资超越生存工资的约束，出现持续、强劲的上涨。从工业化自身的演进规律看，中国当前正处于从工业化中期的第Ⅰ阶段向第Ⅱ阶段过渡的时期，工业化的重心将从重化工业化转向高加工度化，产业链将拉长，中间投入品的产值比重将加大，生产结构将出现多层次化。

图9　各地的城市劳动力需求—供给比

4.随着中国重化工阶段和加工贸易化阶段达到顶点，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条件下，过去长期被压抑的中国制造业工资的水平存在回补趋势。

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表明，随着国际贸易的深入展开，一国相对丰裕的要素需求将增加，而稀缺要素的需求将有所减少，不同国家相同要素的价格将趋于均等。在一般意义上，发达国家的高技能劳动力要素丰裕而低技能劳动力资源相对稀缺，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则恰恰相反。在存在国际贸易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集中在高技术行业，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则建立在低端产业之上。国际贸易的结果将增加对发达国家高技能劳动力以及发展中国家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反映在劳动力要素价格上，便是发达国家高技能劳动力报酬和发展中国家低技能劳动力报酬的上涨。

图10描绘了1998—2008年中美两国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相对工资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随着自由贸易的展开，除2000年外，伴随着对美国低技能工人需求的减少，美国低技能工人的平均工资相对于高技能工人出现了持续下滑的趋势。1998年，美国低技能工人的平均工资为高技能工人的65%，而到了2008年，这一比重则下降到了58%。

图10　1998—2008年中国和美国不同技术水平产业的工人相对工资

注:相对工资以低技术行业平均工资占高技术行业平均工资的比重表示。有关行业技术水平的认定请参见OECD（2007）。美国相关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分析局，中国的相关数据则根据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整理计算得出。

中国的情形与美国相比呈现出较大的不同。与高技能工人相比，低技能工人的工资呈现出U形变化的趋势。在2003年之前，相对于高技能工人，我国低技能工人的平均工资不升反降，低技术行业平均工资占高技术行业平均工资的比重由1998年的71%下降到了2003年的64%。这既是我国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外在反映，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低端劳动力的报酬被过度压低。2003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重化工阶段和加工贸易化阶段的深化，我国低端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低技能工人劳动报酬也快速上升，相对工资比重由2003年的64%上升到了2008年的72%，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回补”特征。

（三）低端劳动力价格上涨的传导作用将导致中高端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的相应变动，最终导致要素市场总体发生变化，促使要素市场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得到加强。

低端劳动力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具有深刻的内涵。低端劳动力市场供求发生根本性变化而启动的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标志着中国经济将迎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劳动力工资水平增速将进入到一个市场化增长的全新路径。而劳动力摩擦的加剧，将导致劳动法以及最低工资立法的实施力度加强，进一步推动工资水平的上涨。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会进一步推动收入分配改革，为启动内需和推进城镇化战略提供条件。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导致经济结构的调整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市场机制在结构调整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要素价格市场化机制的作用下，工资形成机制变革将带来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竞争基础。中西部的增长将得到新的释放，大规模、稳定的区域转移将全面开启。

1.工资形成机制变革有助于缩小各部门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改善收入分配结构。

我们来计算一下过去20多年各部门平均工资水平的变异系数。变异系数等于当年各部门平均工资水平的方差除以均值。变异系数越大，表明部门之间的工资差异越大。我们发现行业之间的工资差异越来越大（见图11）。工资市场议价机制有助于解决部门之间的收入差异，有利于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

图11　不同行业工资差异的变异系数

2.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有利于居民收入的增长，对增加国内需求、使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居民消费支出水平低、增长缓慢，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提高劳动力收入，一方面可以增加农民工收入，提升农村居民的购买力，另一方面可以促使进城务工农民更多地留在城市，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从而刺激内需的发展。2009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35.6%，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图12表明，我国居民消费支出总量长期低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图13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特别是2000年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下降。

图12　居民消费水平指数

图13　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3.从长期趋势看，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是促进我国工资上涨的根本动因，而技术进步对资本使用效率的影响作用以及资本投入的变化则逐渐表现为推动劳动生产效率增长的主要因素。可以预计，这种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特征以及投资快速增长趋势还将继续呈现出来，工资增长趋势将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

劳动生产效率可以由单位新增劳动所能带来的产出增量来衡量。在动态过程中，劳动投入的变化、资本投入的变化以及技术进步均会引起该指标的变动。其中，资本投入的增加可以提高每单位劳动所能使用的资本要素，从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而技术进步的影响又可以进一步加以细分。一方面，有一些技术进步的效果是中性的，即它能够同时提高资本和劳动的生产效率，从而不会对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劳动比率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有些技术进步是与某种特定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相联系的。例如，资本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倾向于更大幅度地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而劳动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则会使劳动要素的使用效率获得更快的提高。这一类的技术进步将会对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劳动比率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对劳动生产效率变化率的分析可以从中性技术进步的影响、技术进步对特定要素使用效率的影响以及要素投入变化的影响几个角度展开。表2反映了相应的增长率分解结果。

表2　　　　　影响我国劳动生产效率变化的因素分解（%）

表2中五个指标之和即等于单位新增劳动产出的增长率。从表2的计算结果不难发现，中性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对资本使用效率的影响和资本投入的增长是促进劳动生产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劳动投入的变化以及技术进步对劳动使用效率的影响则对劳动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从技术进步影响作用的构成来看，由于中性技术进步能够同时促进劳动使用效率和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因此它对劳动生产率的整体效应为正，并且，表2的计算结果也表明，中性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较为稳定。技术进步对资本使用效率的影响则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并在2002年之后逐步上升为推动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因素。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技术进步对劳动使用效率影响的改变:在2002年以后，它对劳动生产效率的负面影响不断加强。造成这种变化趋势的原因在于，当技术进步整体上倾向于更快地提高资本使用效率时，生产技术与劳动要素投入的匹配程度会逐渐下降，从而降低劳动的使用效率。这不仅会造成实际要素使用过程中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还会对工资产生负面影响。当然，尽管我国的技术进步特性存在着不利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方面，但由于它倾向于快速地提升资本要素的使用效率，因此当它与我国资本要素快速增长这一现实相结合时，仍能对劳动生产效率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

（1）在技术进步的各方式中，以引进和模仿国外先进技术为主的趋势还将继续，从而在技术进步过程中仍将偏重于提高资本要素的使用效率。

对技术后进国家而言，实现技术进步的方式不仅仅局限于自主研发，还包括对国外技术的模仿、购买国外技术专利、获取专利许可或者与外资合资。在我国技术进步的各项费用之中，尽管R＆D（研究与开发）支出增长迅速，但是其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还处于较低水平。

企业的技术活动经费支出包括R＆D支出、引进国外技术支出、购买国内技术支出、技术改造支出和消化吸收支出。我国企业实现技术进步的主要手段为技术改造，即应用先进技术成果对企业现有技术和设备进行升级改造。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研发支出的比重出现了较快增长，但是自主研发仍未能成为我国企业的主要技术进步方式，仅占总投入的三分之一。

在当前我国的技术改造实践中，对国外技术的模仿与借鉴是企业改造落后技术的主要途径。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引进和模仿国外技术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技术与要素禀赋的适宜性。当中国这样的技术后进国家主要依靠模仿和引进国外技术来实现技术进步时，将会出现技术进步与资源禀赋不匹配的情况。我国技术进步对要素使用的倾向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外技术特征的影响，从而将进一步导致密集使用资本要素的倾向。

（2）随着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下降，资本要素投入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这一增长模式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之后其年均增长率及其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资本要素投入的快速增长不仅受到技术进步中要素使用倾向的影响，也是中国政府以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战略的直接体现。资本要素的快速积累不仅大致抵消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对GDP增长的影响，而且也推动了劳动边际报酬的上升。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技术进步的基本特征仍以技术改造和引进国外技术为主，而经济增长又日益依赖于资本要素的快速积累，因此可以预计在前面所讨论的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和资本投入的综合作用下，工资增长趋势仍将在未来的一定时期内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