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藏书文化：徽州书院藏书的来源

二、徽州书院藏书的来源

（一）捐赠

徽州书院的教学用书一般是朝廷和官府颁赐的。据弘治《徽州府志》记载，徽州府在宋初书籍散佚，“乃即师弟子聚书院，购以九经并释文之属，又诏斋七经疏义并三史，于杭州摹传之，而后家始有书”。可见徽州学校在宋时就有官颁教学用书。到了明代，太祖高皇帝也曾给徽州府学颁赐过《大诰》、《大明律》、“四书”、“五经”和《说苑》。到了清代颁赐的官书更多，如丁申《武林藏书录》就记载有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朝廷颁赐书籍情况。如“乾隆元年，议准《律书渊源》应颁发直省所属各学。又议准，各督抚于省会书院，并有尊经阁之府州县学，应将《十三经》、‘二十四史’诸书购买颁发，交与各该学教官接管。二年，奏准《日讲四书解义》，每省各颁一部。十五年议准，《御纂三礼》甫经告成，奉旨颁发各省。二十九年奉上谕，颁《周易述义》、《诗义折中》、《春秋直解》于学宫。三十年，颁发《御制诗初集》、《二集》、《御制文初集》，恭藏学中”。从这条材料看，清廷颁赐对象不仅是府学、县学，也包括了书院。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后，即发布上谕，给视察过的几所江南名书院赐书：“经史，学之根柢也。会城书院聚黉庠之秀而砥砺之，尤宜示以正学。朕时巡所至，若江宁之钟山书院、苏州之紫阳书院、杭州之敷文书院，各赐武英殿所刊之《十三经》、‘二十三史’一部，资髦士稽古之学。”^[21]这条材料中提到的苏州紫阳书院正是徽商捐资办的，和扬州徽商捐资办的梅山书院、汉口紫阳书院一样，都是当时著名的书院，均建有御书楼、藏书阁，藏书甚丰。

除了朝廷、官府的官颁书籍之外，徽州书院藏书的主要来源是徽商、士绅、官宦的捐献。有的地方长官主持或修复书院，往往带头倡捐。还有的官宦、士绅或著名学者创办书院，往往创院、捐书、讲学三位一体，这种情况在徽州很常见。徽商捐助往往不单是捐书，还捐钱，书院修建、建设中包含了购书。总之，官宦、士绅、徽商建院捐书，既是为了支持教育，培育人才，同时也是为了自身立名。学院为了让后人“饮水思源”，常常都留有记载此类功德的档案。

（二）书院教育文书

徽州教育发达，科举昌盛，形成和留下了大量的教育和科举文书。具体说来可分为：

1．校谱、校志：主要记载学校发展历史的书册。

2．名榜：“会试中式及与贡者籍其名，榜于明伦堂左右，谓之题名”，题名榜也叫“名榜”。

3．文稿：生员们读书做学问或举行文会所形成的论文、著作等稿本。(www.xing528.com)

4．试题、试卷。

5．学册、祭文、聘书等。

（三）书院自己购置和刊刻图书

徽州书院一般都有学田，有的还有产业，如刻铺；更有徽商的大力赞助。因此，有能力不断增置和刻印图书。如：以刻书著名的书院有屏山书院、紫阳书院、柳塘书院等；以书院挂名而实为私家刻书的有郑玉师山书院，汪仲鲁的商山书塾、虚谷书院等。无论是书院出资还是私人出资，所刻之书书院必然有藏。

无论是刻印还是购买，徽州书院的藏书和其他书院一样，最主要的内容是儒家经典，但是它有一个最显著的特色是偏重收藏理学著作。朱子学在徽州书院大部分时期内处于正统地位，元代，“程朱理学”被确定为官方哲学，清康熙帝又对朱熹情有独钟，所以理学著作自然是收藏重点。其次，是经史类著作。到了清代，乾隆帝由重义理之学转而支持博习经史，朝廷在科考中逐渐减少理学内容，加大经史方面的比例，所以经史著作也是必不可少的收藏。再次，清代重视考据，以戴震为首的徽派朴学声名远播。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书院中讲过学，有的甚至当过山长之类的管理者。毫无疑问，他们对徽州书院的学风和藏书都有影响。所以，举凡天文、地理、小学、音律、语言文字、医学等各类文献也会被收藏。此外，徽州乡贤大儒的个人著作，各种官刻、院刻和私刻书籍也均有收藏。

徽州书院藏书的管理大多采用朱熹编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有管理人员、借阅制度和书籍保护措施，具有公共性和公开性的特点。

总之，宋元时期，徽州书院的藏书据已知文献记载，除婺源晦庵书院藏万卷外，其余多在千卷之数，规模不是很大。^[22]而清代徽州书院的藏书规模经过积累，应该超过宋、元、明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