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藏书文化：揭秘官府藏书的来源

三、徽州官府藏书的来源

（一）朝廷颁赐

朝廷颁赐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御书御札。宋代各朝君主均好舞文弄墨，作诗撰文，留下了数以千万计的御书御札，除了赐给大臣们，还经常赐给地方官府、官学、寺院。清代君主也好作诗撰文，尤其是清高宗乾隆，常有御书御札颁赐。

除了御书御札外，还颁赐朝廷刻印的经史典籍。如绍兴十一年（1141）知州汪藻重建府学，设八斋，藏御书《周易》、《尚书》、《毛诗》、《周官》、《中庸》、《春秋左氏传》、《论语》、《孝经》、《孟子》、《乐毅论》、《羊祜传》并法帖、《御制文宣王赞》、《七十二子赞》、《损斋记》，凡48卷。这是关于徽州地区府学藏书的最早记载。又如南宋时宋高宗亲书的经史由国子监雕印后“遍赐泮宫（学校）”。^[7]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也曾“诏诸路州县有学校聚徒讲诵之所，并赐九经”。清代从顺治朝开始，到光绪朝止，历朝亦曾多次颁赐图书给各地官学。

（二）地方刻书

徽州官府刻书事业十分兴盛，所刻印的图书自然成为官府藏书的来源之一。据文献记载，宋代徽州的官刻有30起、25种。当时的官刻机构有徽州州学，又名新安郡斋，后为紫阳书院所取代，刻的书有图经、志书和经史典籍。如北宋时的《祥符（歙）图经》、《（歙州）图经》、《（歙）州新经》；南宋时有《新安志》10卷，宋罗愿撰，太守赵不悔修。其他著名的刻书有徽州州学所刻吕祖谦的《皇朝文鉴》150卷、目录30卷，叶适的《习学纪言》50卷，卫湜的《礼记集说》160卷、《统说》1卷等。元代官刻本有元德三年（1299）方回虚谷书院所刻李弥逊的《筠溪牧替集七类》、旌德授官刘安重所刻胡宣的《致堂读史管见》等。另有紫阳书院也刻了不少书。

明代徽州刻书盛极一时，万历间达到鼎盛。据明周弘祖的《古今书刻》记载，万历前，徽州府官刻31种图书，其中《批点〈史记〉〈汉书〉》、《四书集注》都是近百卷的大部头。周书还记载了徽州官刻中的不少精善本。如明成化间徽州府同知张英刻宋胡安国撰《春秋胡传》38卷及《附录》5种5卷；正德间推官张鹏刻明程敏政辑撰《皇明文衡》、知府何韵校刻程敏政的《篁墩程先生文集》；弘治十年（1417）徽池二郡祠司员刻程敏政撰《新安文献志》100卷、《先贤事略》1卷、《目录》2卷等。很显然，周书所载的不过是他在嘉庆、隆庆间的个人所见，不仅视野有限，且时间跨度也有限，所以我们认为：整个有明一朝的徽州官刻要比他所记的多得多。

清初大兴文字狱，书禁严酷，私人刻书和坊间刻书骤减。康熙初年书禁稍缓，徽州刻书逐步恢复。就官方刻书来说，一是紫阳书院刻书。康熙初年，刻有《施润章诗集》，其后刻有《程朱阙里志》（雍正本）、《御选唐宋诗醇》（乾隆本）、《唐宋八大家精选层集读本》、《书经诠义》、《诗经诠义》、《乐经律品通解》、《乐府外集琴谱》（均光绪本）等。二是清代徽州官修志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宋代《黄山图经》修过4次，《新安志》是留存下来的宋志善本，明代有彭泽修、汪舜民纂的《弘治徽州府志》。到了清代，修府志6部，各县都修有县志，刻印均很精善。

自宋以降，徽州官刻到底刻了多少书，现已难以精确统计，但从有关文献的零星记载和流传刻本来看，应有相当大的数量，在全国也是较多的。这些官刻图书当然首先被收藏在官方的书库里。同时，呈缴本也增加了朝廷的藏书。

（三）购买和捐献

为了扩大官府藏书，官员们都很重视收集图书。除了朝廷颁赐、官府刻书之外，官府还有第三个藏书来源，即购买和向民间征集图书。徽州的坊刻和私刻极为兴盛，所刻之书官府可以购买，也会获得赠送。民间书坊如果刻四书五经类书籍，必须用官府刻本做蓝本才可雕印，一般来说，也可能在印后适当赠送给官府。

地方官学藏书在政府的直接支持下，有专门官吏管理，经费比较充足，藏书也必须保证一定的数量。所以，能够及时添置、补充图书，藏书数量和种类得以不断增加。因为官学的正统性，使其受到地方官吏和士绅的保护和支持，所以也常常会得到他们的捐赠图书和捐款购书。如宋淳熙三年（1176），婺源知县林虑为县学藏书阁捐书并购书，朱熹曾作《婺源藏书阁记》云：“婺源学宫讲堂之上，有重屋焉。榜曰藏书而未有以藏。莆田林侯虑知县事，始出其所宝大帝神笔石经若干卷以填之，又益广市书凡千四百余卷，列庋其上，俾肄业者得以讲教而诵习焉。”又如宋嘉定间（1208～1224）歙县令彭方捐俸贮书数百卷于学宫，罗臣为之作记。^[8]绍兴六年（1136）陈之茂任休宁县尉，从学众人相率出钱修建县学，以余资买书千卷。^[9]淳熙十五年（1188），绩溪知县叶楠买监本书经子史传，计2700余卷。^[10]

明代万历五年（1577），休宁人胡宥偕众士绅共襄知县陈正谟重修学宫，并且“出家藏书贮之”，王世贞有记。(www.xing528.com)

万历三十二年（1604），朱熹十三世孙朱崇沐力请江东道院、徽州府和婺源县三级机构，重建婺源县学藏书楼，众儒绅纷纷捐资梓刻《朱子遗书》，充实了县学藏书，且初步形成了专藏。

至清代，士绅捐赠成风，府学、县学的藏书更加充实，如道光《徽州府志》记载当时徽州府学的藏书目录有：

《圣谕广训》、《〈周易〉述文》、《御纂〈周易〉折中》、《诗义折中》、《钦定〈书经〉传说汇纂》、《〈春秋〉直解》、《钦定〈诗经〉传说汇纂》、《唐宋诗醇》、《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十三经注疏》、《钦定三礼义疏》、《二十二史》、《御纂性理精义》、《朱子全书》、《御纂〈资治通鉴〉纲目》、《学政全书》、《御制乐善堂全集》、《乡会墨选》、《钦定〈四书〉文》、《平定金川碑文》、《御制日知荟说》、《吏部则例》、《御制驳吕留良四书讲义》、《礼部则例》、《御制诗初集》、《国子监则例》、《御制诗二集》、《十一经旁注读本》、《南巡盛典》、《新增科场条例》、《御制文庙碑文》、《部颁续纂条例》、《武英殿聚珍板书》、《科场则例》、《大清续纂条例》、《六部条例》、《文庙乐章》、《文武相见仪注》。

这份府学藏书目录很有代表性，其内容一是皇帝的圣训和著述；二是经皇帝批准审读的图书；三是传统的经史著述；四是本朝政府制定的相关的官府条例；五是科场考试条例和范文；六是有关文治武功的图书；七是有关祭祀和官场礼仪之书。各县学的藏书内容与府学大体仿佛，道光《休宁县志》载县学《书籍》凡56种，其云：

《圣谕广训》贰本、《御纂〈周易〉折中》贰部、《钦定〈诗经〉传说汇纂》贰部、《钦定〈书经〉传说汇纂》贰部、《钦定〈春秋〉传说汇纂》贰部、《日讲四书解义》贰部、《御纂性理精义》贰部、《御纂朱子全书》贰部、《御纂乐善堂全集》贰部、《日知荟说》贰部、《十三经》一部、《二十一史》一部、《明史》一部、《学政全书》一部、《驳吕留良四书讲义》全部又一部、《名教罪人》贰部、《御制训饬士子文》一张、《文庙乐章》一本、《上谕》五本、《续增学政全书》一部、《钦定三礼义疏》一百贰拾七本、《上谕》贰张、《上谕》三十八本、《学政全书》全部、《御选唐宋诗醇》一部、《御制文初集》贰部、《御制诗初集》贰部、《御制诗二集》贰部、《御纂〈周易〉述义》贰部、《御纂诗义折中》贰部、《御纂〈春秋〉直解》贰部、《南巡盛典》一部、《清汉上谕》四本、《御制文庙碑文》一匣、《清汉对字式》一本、《捐款条例》一本、《处分则例》贰本、《续增科场条例》八本又贰本、《御制平定两金川碑文》全函、聚珍版本一部、《钦定学政全书》贰部、《墨摹墨宝》一道、《钦定则例》贰部、《通鉴纲目》贰部、《国子监则例》贰部、《御制补笙诗乐谱》三本、《万寿衢歌乐章》一部、《御论》两本、《御批〈资治通鉴〉纲目续编》贰套、《蝗蝻章程》贰本。

此外，乾隆《婺源县志》载有《颁学书目》凡21种，可见各县学藏书规模有所不同，但内容都是围绕科举考试、培养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人才所划定的，官学的办学目的决定了其藏书内容。

（四）官方文书档案的收藏

徽州官府衙门的政务文书档案：一是朝廷或上级下发的下行文；二是平行衙门之间互往的平行文；三是上报上级或中央的上行文。主要种类有诰命：明清时朝廷封赠一品至五品徽州籍官吏的文书。敕书：明清朝廷封赠六品至九品徽州籍官吏的文书。谕旨：明清朝廷对徽州官员训示或委任的文书。札文：徽州官府颁布重大军政命令的文书。劄子：徽州官府上奏或启事文书。牌文：清代徽州官府逐级下达命令的文书。移文：徽州官府与不相统属的衙属互相往来的平行文；以及告示、禀状、批文、签票、谕单、下帖、官方合同、功牌、议墨、舆图等政务类官方文书。

另外，徽州政务文书还有委派文书、旌表文书、各种诉讼文书，以及户籍管理文书等等。

徽州官府还藏有鱼鳞图册：徽州府土地、田亩、登记簿册。明太祖即位后，在全国“量度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如鱼鳞，号曰鱼鳞图册”。黄册：又称“赋役黄册”，是徽州府人口统计簿册。清代徽州官府又编刻了《赋役全书》，综合记录徽州地亩、人丁、赋税定额及荒亡、开垦、招徕之数。与黄册、鱼鳞图册相为表里，成为地方官府所藏的重要的文书档案。

细分起来，还有很多小类。总之，“凡是官府发生的，或是官府认可的，都属官文书”。^[11]需要说明的是，在古代官衙，文书一般是被视为图书的，因为许多文书是簿册形式的。表疏、书札、铭箴、祭文、赞颂、上梁文、题跋等官文书历来是收在文集、文选中的。诰命、敕书、谕旨等官文书一向是被贡在御书楼的。因此说，徽州大量的官文书也是徽州官府藏书的重要来源。

清代的徽州官府藏书在古代历史上曾达到顶峰，但“咸同兵燹”使其遭到了惨重的损失；同时，由于徽商的没落，雄厚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徽州全国刻书业中心的地位逐渐丧失；清末民初，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官学纷纷被改为新式学堂，并伴随图书管理人员的流动等因素，藏书也必然有所流失。由于这些原因，徽州的官藏也随之逐渐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