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藏书家与《四库全书》-文化交流

三、徽籍藏书家与《四库全书》

清乾隆年间，朝廷动员人力物力组织编纂多种图书典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编纂了我国古代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该书共收书3400多部，近80000卷，几乎囊括乾隆以前我国古代历朝代表性文献典籍。

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编纂《四库全书》时，清政府几乎动员了当时全国各地所有重要的藏书家。乾隆皇帝希望通过征集天下图籍，进行一种“寓禁于征”运动。据台湾蓝文钦对《四库全书》依据底本所作统计分析后得出的结论，该书中的著录与存目合并计算，有84．4%的典籍来自私家藏书。一批徽籍藏书家不仅踊跃响应，而且献书数量和质量都名列前茅。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所著录献书人名字可知，当时全国进献图书在百种以上者14人，其中徽籍藏书家就占了8人，详见下表：

从上表所列举的藏书家情况看，徽籍藏书家对《四库全书》所作的贡献最大，乃是不争的事实。兹略述各家事迹，从中可见当时其藏书之大概。

（一）马氏丛书楼

马曰琯、马曰璐兄弟在扬州建造的“丛书楼”，乾隆时传至马裕，当时呈献图书为第一。

马曰琯（1688～1755），字秋立，号嶰谷，祁门人，与其弟马曰璐（1711～1799）是当时富甲一方的大盐商，居于扬州。乾隆初，马曰琯举博学鸿词未就，合四方硕儒结社邗江，与当时许多著名文人学士如全祖望、厉鹗、杭世骏等人交往甚厚。兄弟二人也互为师友，并以诗名称，有“扬州二马”之誉。马氏建有“丛书楼”，收藏图籍甚多。全祖望在《丛书楼记》中指出：“其居之南，有小玲珑山馆，园亭明瑟，而岿然高出者，丛书楼也。并叠十万余卷。”马氏又不惜以数万金收购徐氏“传是楼”、朱氏“曝书亭”散出之珍本秘籍。《丛书楼记》云：“百年以来，海内聚书之有名者，昆山徐氏、新城王氏、秀水朱氏其尤也。今以马氏昆弟所有，几几过之。”昆山徐氏是指寄籍昆山的徐氏“传是楼”，秀水朱氏是指朱彝尊之“曝书亭”，新城王氏是指王士禛之“池北书库”，皆是清初名闻一时的私家藏书楼。可全祖望却认为马氏兄弟的藏书是超过三位前人的。

马氏兄弟不仅是大藏书家，同时也是著述家、校勘家、刻书家，曾不惜千金为朱彝尊刻《经义考》，又刻《许氏说文》、《玉篇》、《广韵》、《字鉴》等书，使之广为流传。

马氏藏书在当时不仅闻名于东南，甚至受到乾隆皇帝的重视。乾隆二十八年（1763）闰三月初三，乾隆帝谕令军机大臣派两淮盐政查访马氏藏书，称“淮扬系东南都会，闻商人中颇有购觅古书善本弆藏者，而马姓家蓄书更富，凡唐宋时秘册遗文，多能裒辑存储，其中宜有可观，若能设法借抄副本呈送，与四库所储，实有裨益”。^[21]此时马曰琯已去世，其子马裕择其家藏珍籍776种，经两淮盐政李质颖谕借，分三次献出。因献书有功，朝廷奖给马家一部《古今图书集成》，另赐《平定伊犁》诗、《平定金川》诗及《得胜图》33幅，马裕遂将《古今图书集成》分装520匣，藏之于10柜，供于丛书楼正厅。可惜马氏藏书在马裕以后逐渐散失。

（二）鲍氏知不足斋

乾隆年间鲍廷博的“知不足斋”也是全国知名的藏书楼。鲍廷博（1728～1814），字以文，号渌饮，晚号通介叟，歙县邑西长塘人。其父鲍思诩经商寓浙，娶杭州顾氏女，遂定居杭州。鲍思诩虽贾却好儒，独嗜典籍，建书楼称“知不足斋”。鲍廷博从小在很优越的环境下读书，年轻时科场失意，遂一心继承父志，专意藏书。凡“客有旧藏钞刻异本来售武林（杭州）者，必先过君之门，或远不可致，则邮书求之”。^[22]鲍氏还与当时浙江各地的著名藏书家，如赵氏小山堂、吴氏瓶花斋、汪氏振绮堂、吴氏拜经楼、金氏桐花馆、郑氏二老阁、孙氏寿松堂、卢氏抱经堂等多有往来。每遇异书，无不借抄。经过30年的搜求，鲍氏藏书达到了约10万卷之数，其中，不乏宋元佳椠，仅两宋遗集就有300余种。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编纂《四库全书》时，鲍廷博命子士恭进献了包括《唐阙史》在内的各种典籍626种。由于鲍氏献书质量精善，故《四库全书》对其采用居各家所献书之首，计著录378种、3581卷，4种无卷数，存目125种。乾隆三十九年（1774），朝廷赏赐鲍家《古今图书集成》一部，鲍家特筑堂三楹专门收藏，并将其命名为“赐书堂”。

鲍廷博不仅致力藏书，他还热衷于将藏书校勘出版。他将家藏精选编印成《知不足斋丛书》30集（最后2集由鲍士恭续完），共刻书籍207种、781卷。嘉庆帝收到呈本后盛加赞扬，在谕旨中称：“鲍廷博年逾八旬，好古绩学，老而不倦。著加恩赏成举人，俾其世衍书香，广刊秘籍，亦藏林之胜事也。”著名学者卢文弨称其“无伪学俗书间厕”。王鸣盛称其“淹雅多通，精于鉴别，珍抄旧刻，手自校对，实事求是，正定可传”。^[23]阮元、顾广圻、朱文藻、翁广平、吴翌凤等也交口称赞。鲍廷博的校勘水平更是享誉士林，他读书每一过目，便能记得卷页。每遇人访问古籍，凡某书美恶所在、旨趣精华、何书著录、几家收藏、版本流传、错漏之处，皆能一一指出。鲍氏整理校勘的典籍总计超过千卷以上，总刻书不下250种、1000余卷，受到士林的好评。

鲍氏知不足斋始自鲍思诩，经鲍廷博、鲍士恭及孙鲍正言，经历了四代，名震东南。正言后藏书散失，一些宋元本流入苏州黄氏士礼居、汪氏艺芸书舍，部分藏书被其他藏书家收藏。

鲍廷博历来自署“长塘鲍氏”，故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未收鲍氏。

（三）汪氏开万楼

汪启淑（1727～1799），字秀峰，号讱庵，歙县绵潭人。家世为盐商，客居杭州小粉场。汪启淑曾历官工部都水司郎中，升兵部职方司郎中。平生好文嗜古，亦喜结交名士。汪氏家道富有，有条件收藏图籍、古玩、印章、书画，他家中有“厅事飞鸿堂”，藏书楼名为“开万楼”。著名藏书家小眠斋主汪沆称其处“聚书十万卷，四部纷琳琅”。^[24]汪启淑自己也自豪地说：

江浙藏书家向推项子京白雪堂、常熟之绛云楼、范西斋天一阁、徐健庵传是楼、朱竹垞曝书亭、毛子晋汲古阁、曹倦圃古林、纽石溪世学堂、马寒中道古楼、黄明立千顷斋、祁东亭旷园。近时则赵谷林小山堂、马秋玉玲珑山馆、吴尺凫瓶花斋及予家开万楼。^[25]

开万楼聚书约10万卷，在当时是很著名的私家藏书名楼。(www.xing528.com)

乾隆三十八年（1773）朝廷征书，汪氏呈进精醇秘本524种，是私家献书超过500种以上四大家中的第四位。乾隆三十九年（1774），也得到赏赐的《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以及由乾隆题跋的《钱塘遗事》和《建康实录》两书和其他书籍。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第五次南巡后，为奖励其藏书献书之功，又赐给《平定伊犁战图》和《小金川战图》各一幅，汪家专建御书楼宝藏，翁方纲为此专门替他撰写了一篇《新安汪氏恭建御书楼记》。

汪启淑的开万楼原有“藏书百橱”及“古印万纽”的美名，其子汪庚、孙汪其佩均能承继家学传统，但汪氏藏书自嘉庆年间就开始散出了。

汪氏亦自署“新安汪氏”，吴晗先生亦未将之收入浙江藏书家之列。

（四）献书百种以上的徽籍藏书家

除上述三家献书500种以上，尚有五人献书百种以上，其中黄叔琳、黄登贤父子在京为官，程晋芳、汪汝藻、汪汝豥在四库馆内任职。

（1）程晋芳

程晋芳（1718～1784），字鱼门，号蕺园，徽州歙县人，居江都（今扬州）。先世业盐，是两淮盐商世家，本人也经营盐业而致富。其家有“桂宧”藏书处，家藏图书达50000卷。程氏还是一位学者，在文学、历史、地理、考据等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乾隆三十六年（1771）中进士，四库馆开馆时，被推荐为总目协勘官，书成后，升为翰林院编修。程晋芳在京任职期间住在琉璃厂东门原王渔洋旧寓内，常在坊肆间搜求异书，挥金如土，家财耗尽，但遇好书仍然徘徊不舍，甚至典衣购书。四库开馆时，程氏献书多种，《四库全书》收入183种、332卷，其中一种无卷数，入存目93种。程氏藏书编有《桂宧书目》，所藏在其死后十年尽行散佚。

（2）黄叔琳、黄登贤父子

黄叔琳（1672～1756），字昆圃，歙县程氏后裔。年少失双亲，时母舅大兴黄尔悟任无为州同知，领养为己子，因随舅姓黄，入顺天大兴（今属北京）籍。黄叔琳于康熙三十年（1691）中探花，官至詹事府詹事，后外放浙江巡抚、山东按察使，迁布政使，颇有官声。叔琳同时亦是一位著名学者，尤以《文心雕龙辑注》和《史通训故补注》闻名。黄氏藏书甚富，有“万卷楼”、“养素堂”为藏书处，两处藏书约2200余种。其子黄登贤（1709～1776），乾隆元年（1736）中进士，官至都察院左都副都御史，能继承父志，四库开馆时是全国献书最多的十大家之一。乾隆三十九年（1774）五月十四日，高宗谕曰：“朝绅中黄登贤、纪昀、励守谦、汪如藻等，亦俱藏书旧家，并著每人赏给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各一部，俾亦珍为世宝，以示嘉奖。”

（3）吴焯、吴玉墀父子

吴焯（1676～1733），字尺凫，号绣谷。祖籍徽州歙县严川，因高祖迁杭，入籍钱塘，居杭州。吴家建有藏书楼名“瓶花斋”，与赵昱的“小山堂”、汪宪的“振绮堂”、汪启淑的“开万楼”都是杭州远近闻名的藏书名楼。瓶花斋收藏多宋元旧刻和名家善本，如南宋陈起所刻《江湖集》达64家、95卷。吴焯死后，瓶花斋部分藏书散出，一部分归了同乡汪宪“振绮堂”和马曰琯的“丛书楼”，另一部分则归德清许氏“鉴止水斋”。吴焯有二子，长子吴城、次子吴玉墀，皆好藏书。二人将瓶花斋藏书著成《绣谷亭熏习录》8册，是清初的目录学巨著。四库征书时，吴玉墀献呈家藏图书305种，得到乾隆帝御赐《佩文韵府》一部以及《说文篆韵谱》、《历代制度详说》两书题诗的奖赏。

（4）汪如藻

原籍休宁，寓居浙江桐乡，“裘抒楼”主人。两次献书271种，为全国献书最多的十大家之一。《四库全书》著录其152种、2154卷，其中入存目55种。藏书以集部历朝别集为主。

（5）汪汝溧

原籍黟县宏村，寓居杭州，家有“振绮堂”为当时杭州藏书名楼。四库征书时，汪家献书219种，亦为前十名之一。《四库全书》著录其151种、1894卷，其中集部达123部、1665卷。

从上述八家藏书情况看，首先，徽籍藏书家在乾嘉时期影响很大。乾隆三十九年（1774）五月十四日上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四家，著赏《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以为好古之劝。又如进呈一百种以上之江苏周原堉、蒋曾莹，浙江吴玉墀、孙仰曾、汪汝溧，以及朝绅中黄登贤、纪昀、励守谦、汪如藻等，亦俱藏书旧家，并著每人赏给内府初印《佩文韵府》各一部，俾亦珍为世宝，以示嘉赏。”除了程晋芳，其他七家均榜上有名。其次，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以上各家均为徽州旅外藏书家，其中，马曰琯、鲍廷博、汪启淑、程晋芳、汪汝溧均是出身徽商。乾嘉时期正是徽商发展的鼎盛时期，亦正是因为徽商的经济扩张推动了徽州藏书事业的迅速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