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藏书文化与印刷技术的创新

第六节　徽州印刷技术的创新对徽州藏书的带动

印刷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它的不断创新给中国的刻书、藏书事业带来一次又一次的革命。与此相关，徽州地区的徽纸、徽墨和套版印刷都曾取得辉煌成就，对刻书及藏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早在五代时，徽州就已生产出质量在全国第一的“澄心堂纸”。罗愿《新安志·纸》记载说：“纸，李主澄心堂为第一。其物出江南池、歙二郡，今世不复作精品。蜀笺不堪久，其余皆非佳物也。”并且说明这种澄心堂纸“长者可五十尺为一幅，自首至尾，匀薄如一”。^[20]当时，“澄心堂纸”作为贡品仅供封建统治者使用，后来南唐覆亡，宫中所藏数千幅“澄心堂纸”流落到北宋的一些诗人、画家、文学家和刻书家手中。它们除被用于写诗绘画之外，还被用来制作成数部为历代藏书家们奉为至宝的“宋版书”。叶德辉《书林清话》有“宋刻书著名之宝”一节，其中云宋版书中最珍贵的有三种：其一，“两汉书”；其二，《文选》；其三，《杜诗》，均为元代赵子昂松雪斋收藏。其中宋版《汉书》、《后汉书》，明代为大藏书家王世贞所藏，后归新安富人，钱谦益以一千二百金购得，后又售于门人谢象三，乾隆时流入内府。书上有乾隆帝御题：

雕镌纸墨，并极精妙，实为宋本之冠。

又《文选》23卷后亦有赵子昂就此书小行楷书跋云：

霜月如雪，夜读阮嗣宗《咏怀》诗，九咽皆作清冷气，而是书玉楮银钩，若与灯月相映，助我清吟之兴不浅。

另有王世贞跋云：

余所见宋本《文选》，亡虑数种，此本缮刻极精，纸用澄心堂，墨用奚氏。旧为赵承旨所宝。往见于同年生朱太史家，云得之徐太宰所，几欲夺之，义不可而止。

乾隆帝御题云：

此书董其昌所称与《汉书》、《杜诗》鼎足海内者也。纸润如玉，南唐澄心堂法也。字迹精妙，北宋人笔意。《汉书》见在大内，与为连璧，不知《杜诗》落何处矣。

通过以上诸条可知：其一，“两汉书”、《文选》、《杜诗》是宋版书之冠；其二，前二书用的是澄心堂纸、李廷珪墨，二者均出自徽州；其三，《汉书》的递藏过程中，在明代曾归新安富人，据《天禄琳琅书目初编》（卷二）记载，叶氏所提之“新安富人”乃是徽州藏书家黄正宾；其四，在中国藏书史上，嗜宋之风历久不衰，宋刻的精美之处正在于纸、墨和笔意，而宋刻中的至宝便是用澄心堂纸、李氏墨所刻之书。由此可见徽州（新安）地区对当时刻书及藏书事业的贡献。而上述宋刻三宝之一的“两汉书”明代归新安富人黄正宾收藏，由此亦说明当时徽州藏书的重要地位。

北宋时提倡佛教，歙县还生产一种专门抄写、印刷藏经的纸，名“金粟笺”。藏经的刻版大多亦出于徽州。^[21]由此，也推动了佛教史籍的传播。南宋时，歙人潘谷又仿制出新的澄心堂纸，歙县、绩溪、休宁、黟县以及池州等地都能生产出上等的纸，当时统称“江东纸”。王安石在《再寄权子满诗》中叹道：“有钱莫买金，但买江东纸，江东纸白如春云。”据不完全统计，宋代时，歙州刻书50起、45种，其中亦有一批算得上是名刻本。

元时，徽州修谱之风开始盛行，元代之后徽州刻书、修谱长盛不衰，使徽纸的种类越来越多，反过来又促进了刻书业并进而推动了藏书事业的发展（包括家谱的刻印）。

徽墨比徽纸的名气还要大，五代时“澄心堂纸”、“李廷珪墨”皆为瑰宝。据记载，李廷珪墨，“其坚如玉、其纹如犀”，至宋宣和年间，已获“黄金易得，李墨难求”的盛名。自宋以降，徽州制墨高手代有人出，一直为皇帝生产贡墨。徽州的刻书业在明代发展很快，达到鼎盛，固然有政治、经济、文化的因素，但徽纸和徽墨的优质和就便利用应该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条件。

套版印刷是徽人对世界印刷技术的重大贡献。我国著名版本目录学家王重民先生在他的力作《套版印刷术起源于徽州说》一文中认为，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歙人程大约滋兰堂刻的《程氏墨苑》、万历三十四年（1606）的彩印本《风流绝畅图》，是我国套版印刷术生产的代表作。郑振铎先生也认为：“《程氏墨苑》施彩者近五十幅，多半为四色、五色者。此书各彩图，皆以颜色涂渍刻板上，然后印出；虽一版而具数色。后来诸彩色套印本，盖即从此变化出。”又曰：“我人谈及彩色套版，每不知其起源于何时，得此书，则此疑可决矣。”^[22]套版印刷术在徽州诞生后，很快就传播到金陵、吴兴、苏杭等地，大大提高了图书的印刷质量，为藏书家增加了新的收藏种类。

明末，休宁人胡正言又在前人套版印刷的基础上创造了“饾版、拱花印刷术”，对印刷技术进行创新，并创作出不朽之作《十竹斋笺谱》和《十竹斋画谱》，这两部彩色套印巨制，是誉满全球的佳作，在我国雕版印刷史上堪称空前，独步古今。郑振铎先生在《坊中得书记》中说：“余收集版画书二十年，于梦寐中所不能忘者，唯彩色本程君房《墨苑》、胡曰从《十竹斋笺谱》及初印本《十竹斋画谱》等三伟著耳。”可见评价之高。

雕版印刷的发明大致是在隋末唐初，徽州大约在唐中晚期开始使用。到宋代，迅速得到推广运用，士人得书大为方便，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前手抄获得图书文献的状况。后经过毕昇发明泥活字、元王桢发明木活字，至明，徽州雕版印刷技术已相当精湛，又经过套版印刷、饾版、拱花的不断创新，至明万历年间徽州地区终于一跃而成为全国刻书的中心之一。所刻经史子集和教育类图书、丛书，以及插图小说、传奇、戏曲、商业用书、乡贤著作、医书、家谱等，数量非常之多。为儒商、士子们提供了极为便利的藏书条件。同时，相应增加的众多的书坊也使图书流通方便快捷，这些都对徽州藏书业的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注释】

[1]转引自鲍义来《徽州工艺》，第19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2]邓广铭：《关于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3]罗愿：淳熙《新安志·风俗》卷一。(www.xing528.com)

[4]周晓光：《新安理学》第二章《新安理学的形成》，第18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

[5]虞集：《道园学古录·跋济宁李璋所刻九经四书》。

[6]程曈：《新安学系录》卷一三《程提举墓志铭》。

[7]姚翁望：《文物工作三十年的回顾与前瞻》，载《安徽文博——建馆三十周年纪念刊物》，第9页。

[8]嘉庆《黟县志》卷十六。

[9]谢肇淛：《五杂俎》卷四。

[10]李澄之：《淮鹾备要》卷下。

[11]民国《歙县志》卷一。

[12]绩溪《西关章氏族谱》卷二六《例授儒林郎候选布政司理问章君策墓志铭》。

[13]《休宁率东程氏家谱》卷一一。

[14]康熙《休宁县志》卷六。

[15]嘉庆《黟县志》卷一五。

[16]王廷元、王世华：《徽商》，第426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17]﹝荷兰﹞宋汉理据弘治《徽州府志》卷六《选举志·科举》统计出宋代徽州中进士者620人。李琳琦根据道光《徽州府志》卷九《选举志·科目》统计出宋代徽州中进士者783人。

[18]光绪《婺源乡土志·风俗》。

[19]李琳琦：《徽州教育》第六章《明清时期徽州的科举与仕宦》，第160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20]民国《歙县志·杂记·拾遗》卷十六。

[21]穆孝天、李明回：《中国安徽文房四宝》，安徽科技出版社，1983。

[22]《西谛书话》第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