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科举制度自隋唐开始，至宋代，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一是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考试制度。二是取消了门第限制。三是改变和增加了考试内容，特别是将进士科的以诗赋为主改为经义、诗赋、策论并重。四是提高中举特别是中进士后士人的待遇。不须等待吏部选试，一旦考中进士，犹如鱼跃龙门，立即授官。因此，宋代的高官绝大多数都是进士出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正是这种功名利禄的驱动，使整个社会形成了重教育、苦读书的风气。
罗愿的《新安志·进士题名》（第八卷）有一则材料记载：新安在宋初贡士之数很少，至嘉祐只有4人，亦不显。绍兴二十六年（1156）时，郡试已有1118人，稍后就有2000人了。在进士题名表中，新安宋代共计234人，[17]其中洪中孚官至礼部尚书、胡舜陟官至侍郎殿中、罗汝楫官至吏部尚书、程大昌官至龙图阁学士，而且罗汝楫与罗愿、朱松与朱熹均为父子双中。从这则并不完整的材料来看，徽州虽然僻处山区，但由于受到迁徙入徽的中原士族诗书传家之儒学家风的影响，其子弟已经融入宋代读书仕进的社会潮流，十分重视科举入仕了。
许承尧《歙事闲谭·歙风俗礼教考》（卷十八）也有一则材料云：
武劲之风，盛于梁、陈、隋间，如程忠壮、汪越国，皆以捍卫乡里显。若文艺则振兴于唐、宋，如吴少微、舒雅诸前哲悉著望一时，而元、明以来，英贤辈出，则彬彬然称“东南邹鲁”矣。(www.xing528.com)
从上述材料也可看出，随着科举制度的改革，徽州的社会风气至唐宋由武转文，徽州的衣冠大族终于取得宋代科举成功，出现了“名臣辈出”的局面，它对徽州此后官本位的价值取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追逐功名的风气，徽州地区的公私教育事业自宋以后一直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徽州的官学主要有府学和县学。徽州府学与祁门县学始建于唐，到宋代，各县县学相继设立。其中休宁、婺源、黟县县学建于1044年（北宋），绩溪县学建立1155年（南宋），歙县县学建于1250年（南宋）。府学的教育管理者由朝廷委派，宋置教授、学正、学录、直学各1人，元增训导1人，明置教授1人、训导4人，清置教授和训导各1人。府学学员分为廪膳生、增广生员、附学生员三等，人数一般有100多人。县学的规模略小，学习的内容同府学一样，主要是将学习作为科举的门径。徽州的私学主要是童蒙教育。在高度发达的科举制的激励、推动下，徽人极为重视对子弟的培养教育，把“蓄书致学”作为人生“至要”。富家自不用说，就是一般家庭也不惜节衣缩食，延师蓄书教学，或由祖、父、兄亲自执教。所以徽俗“人喜读书，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向科举未停，应童子试者，常至千数百人”。[18]自宋至清，徽州的私塾、义学、族塾遍布各地，数量难以计数。可见徽州人不论贫富都十分注重蓄书，其目的正是为了满足子孙教育的需要。
徽州的私学中，还有许多理学名儒创办的书院。徽州的书院除歙县紫阳书院等极少数属于官办外，大多为私人开办。著名学者朱熹、程大昌、曹泾、郑玉、朱升、赵汸、汪佑、施璜、戴震等都创建或主持过书院，并且亲自授课。徽州书院学习的内容除了服务科举外，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名儒讲会之风。讲会的内容，宋至明前期是程朱理学，明中期以后，陆王心学一度控制了讲坛。每次讲会听众多达千人以上，“流风所被，倾动朝野”。清初，由于朝廷尊朱，朱子之学一度又占据了主导地位。总之，书院集教学和学术研究为一体，藏书的职能进一步加强，有的书院还拓展为刻书、印书的机构，对徽州的图书业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为公私藏书亦提供了重要来源。
徽州官学、私学的蓬勃发展，是与国家科举制度密切相关、与徽州地区的科举事业同步发展的。据万历《休宁县志》记载，徽州参加科举的人数常常是动辄数千人。据李琳琦先生统计，明代徽州中文进士者计有452人；清代徽州中文进士计有684人。清代状元共有112名，徽州本籍和寄籍考中的状元19名，占全国总数17%。[19]科举事业促进了徽州的教育，对徽州人才的培养、文化学术事业的繁荣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而这一切都使社会对图书的需求不断增加，从而大大推动了公私藏书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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