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徽州人多地少，需要向外拓展等原因，徽人经商之风由来已久，正如诗人所云：“丈夫志四方，不辞万里游。新安多游子，尽是逐蝇头。风气渐成习，持筹遍九州。”[8]明代成化、弘治年间，“新安商人逐渐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中国商界”，成为全国最大的商帮之一。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其活动范围几遍全国。民间流传有“钻天洞庭遍地徽”、“无徽不成镇”的谚语。有些徽商四方奔走，称为“行商”，还有一些被称为“坐贾”，集中在江浙一带的各大城市之中，南京、苏州、杭州徽商的势力都很大，北京更是徽商辏集之地。扬州是两淮盐业的经营中心，更是徽州盐商最集中的地方，这里的徽州人几乎占了经商者的一多半，所以近人陈去病说：“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除了上述的五大城市中心以外，还有仪征、松江、淮安、潮州、南昌、芜湖、汉口等城市都有众多的徽商侨寓其中。徽商只要有利可图，几乎“无货不居”，但是获利最厚的是业盐。至万历时，“新安大贾，鱼盐为主，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9]而到了乾隆时，“淮商资本之充实者，商以千万计”。[10]当时，“两淮八总商，邑（歙）人恒占其四”，[11]汪廷璋、江春、洪箴远都是富比王侯的大总商。康熙南巡六次，乾隆南巡也是六次，扬州的徽州盐商们为了巴结皇权，银子花得像流水一样，连乾隆也惊叹：“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徽商与陕、晋等其他商人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即历来具有“贾而好儒”的特点。徽州商人由于长期受中原文化和朱子之学的影响，自幼即程度不同地受过儒学教育，养成了读书好学的习惯，其后虽然行商在外，但大多有“好儒”之风。如绩溪商人章策，“虽不为帖括之学，然积书至万卷，暇辄手一编，尤喜先儒语录，取其有益身心以自励，故其识量有大过人者”。[12]休宁商人程良锡“昼则与人昂毕货殖，夜则焚膏翻书弗倦”。[13]歙县两淮盐商程晋芳的事例更为突出，程晋芳家虽业盐，却愔愔好儒，罄其资购书5万卷，终日与人讨论问学，不顾盐务。
更难能可贵的是，不少徽商不仅雅好读书，而且热衷于藏书、刻书，甚至多有著述，其中不乏学者专家。如程晋芳既是藏书家，亦是著名的经学家；汪启淑既是藏书家，亦是金石学家；马曰琯既是藏书家，又是著名的刻书家和文学家；鲍廷博既是藏书家、刻书家，也是著名的校勘学家。大盐商江春和江昉兄弟、鲍志道和鲍漱芳父子也都是好文学，喜藏书，所交皆海内名公。
积累了巨额财富的“儒商”们对徽州的藏书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徽州的很多书院都是徽商创建和修复的。如明万历年间休宁商人吴继良“构义屋数百楹，买义田百亩”，创建商山书院。[14]黟县商人黄志廉率族重建集成书院。到了清代，徽商投入书院的资金更多。如歙县雄村曹景宸建竹山书院；休宁吴侃带头建复还古书院；婺源商人程光伟、金芬、汪邦达各捐助千金兴建婺源紫阳书院。黟县碧阳书院倾圮，嘉庆十四年（1809）重建，共用白银29100余两，大部分是由徽商捐助的，其中黟县西递巨商胡学梓之子胡尚曾一人就捐了15000两。[15]歙县古紫阳书院垂废，乾隆五十五年（1790）歙县盐商鲍志道与程国光倡议，联络两淮的歙商20余人，筹措经费，又捐银11000两，其中鲍志道独捐3000两，将古紫阳书院修葺成新。鲍氏又捐银8000两修复山间书院。徽州另一总商汪应庚捐银50000两修建了江甘学宫。徽商不仅在家乡倾力兴建、修复书院，在侨寓地也同样。如马曰琯在扬州独资修建梅山书院。徽商在杭州、苏州、汉口均建有紫阳书院，在南京建有歙县试馆。总之，在徽商的大力资助下，徽州各县书院众多。很多书院的正常运行也得益于徽商的资助，徽商通常是捐出资金作为本金，再进行商业化操作，所获利润（利息）作为书院的经费，以期书院经费来源如常流水，不断线。[16]这些经费中的一部分自然是用来购置图书的。毫无疑问，徽商对于徽州的书院藏书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
徽商的藏书活动是徽州藏书文化中最为亮丽的风景。明清时期徽州的私人藏书家中八成以上与经商活动有关，徽商中有不少人天性好儒，酷爱书籍，又饶有家财，他们便广事搜罗和收藏，其影响在中国藏书史上历来为人们所称羡。如明代的吴勉学与师古斋、汪廷讷与环翠堂、吴桢与清鉴堂、吴国廷与余清斋等，以及清代的汪梧凤与不疏园都是很有影响的藏书家及其所建的藏书楼。更值得一提的是，清乾隆开馆修四库全书，征集天下藏书时，全国献书500种以上的有四家：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除范氏是宁波天一阁主人外，其余三家都是徽商。此外，汪汝溧、汪如藻、吴玉墀、程晋芳也都是献书前十名。可见当时徽商藏书是名闻朝野，独领风骚。(www.xing528.com)
徽商在藏书的同时，还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刻书。据刘尚恒先生统计，明代徽州本地私家刻书计33姓氏、258人，刻书377种。33姓之中，清代徽州本地私家刻书计32姓氏，刻书300余种。汪、程、吴、潘、方、江、黄、金诸姓均是最为富裕的徽州大姓，其中明吴养春与泊如斋、汪廷讷与环翠堂、程君房与滋兰堂、吴勉学与师古斋、郑思鸣与奎璧斋、汪云鹏与玩虎轩，清马曰琯与小玲珑山馆、鲍廷博与知不足斋、汪启淑与开万楼、胡树声父子与琳琅秘室等，均是享誉全国的徽商刻书家及其刻书书坊。由于他们雄于资财，所刻之书大多以精良的善本为底本，因此以其印刷精美、校对精审而闻名于世。徽州在明代曾跃升为全国刻书业之首。徽商的兴盛和推动正是产生这一现象重要的内在原因。
徽州是个宗族势力极为强盛的地区，徽商的发迹大多得益于宗族的支持。因此徽商致富后多将大批的资金用来盖祠堂、修家谱、办族塾，故而留存了大量的徽州宗谱、文书、先贤著作，为宗族藏书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徽商的藏书活动还涉及藏书楼的建设、藏以致用的观念转变，以及追求宋元善本、酷嗜书画的风尚。
综上所述，考察徽州的藏书文化，可以发现徽商活动最为活跃的淮、扬、苏、杭等地和歙、休二邑藏书事业最为发达。徽商的雄厚财力为徽州藏书文化的发达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保障，徽商的“贾而好儒”直接推动了徽州藏书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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