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文化政策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历来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徽州也不例外。徽州在经过长期的文化积淀之后，经过宋代文化政策的推动，当时已基本具备区域文化的特点。
宋太祖赵匡胤在建立赵宋政权以后，在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基础上，实行重文抑武政策。太宗及其后继的历朝君主，大多好学重教，重视学术文化事业。因此，宋代文化发展的某些方面，被史家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到顶峰……是空前绝后的”。[2]在这一历史的大背景下，宋代徽州地方政府也大力推行积极的文教政策。一方面竭力兴建学校和鼓励学者创建书院，一方面延请名儒讲学，开展多种学术活动。同时，由于唐中叶以后，北方大族不断迁入徽州，带来了中原的儒风，使得“其俗益向文雅”，[3]出现了重儒的风尚，使徽州的文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涌现出一批杰出人物。如哲学思想方面，在南宋150年间，新安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理学家。其代表人物有朱熹、吴昶、程永奇、程大昌、吴儆、汪莘、程洵、程先等。他们以朱熹为泰山北斗，鼓吹理学，传授朱子学说，奠定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新安理学之基础。[4]史学方面，婺源人、时任显谟阁大学士的汪藻编有《元符诏旨》665卷、《靖康要录》16卷、《金人背盟录》7卷，其中后二书详细记载了徽、钦两朝史实，采取从文献汇编的角度总结历史、以资借鉴的方法，首开南宋史学的风气。同时，汪藻还多次被召入史馆参预政府大型文献的编纂，如他曾任《九域图志》编修官，又曾参编国家藏书书目《秘书总目》。而朱熹编撰的《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五朝名臣言行录》和《三朝名臣言行录》等史学著作更是开创了一种义理史学思想。教育方面，逐步形成了一个以紫阳书院为核心的教育网络，由府学、县学、书院、私塾、义塾构成，而朱熹的理学教育思想体系在徽州也得到了全面的传播和实践。科技方面，唐宋时，徽州的澄心堂纸、徽墨、歙砚不断推陈出新，澄心堂纸和徽墨更是“宋版书”的载体。程大昌的《禹贡论》代表了此前关于《禹贡》古地理研究的最高水平。罗愿的《新安志》是宋志中之杰作，对后世方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文学方面，休宁人汪莘是两宋之交时词家，其清远闲淡、慷慨沉郁的词风是宋词中的一朵奇葩；祁门人方岳是南宋后期著名诗人，在词的创作上也很有造诣；绩溪人胡仔撰写的《苕溪渔隐丛话》100卷是一部非常有影响的诗话选集。而歙县人方回的《瀛奎律髓》49卷在文学理论发展史上更是有着重要的影响。由此可见，当时诸多杰出人物均是博极群书、著述繁富的学者，毫无疑问他们都是有丰富的藏书作为基础的，他们取得的成就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徽州宋代文化的发展水平。
元朝统治者为了巩固其对汉人地区的统治，大力推行文治，实行了一系列的文化开放政策，如崇儒兴学、科贡并举、举贤招才等等。由于徽州地处皖南山区，这一时期相对稳定，入元以后，朱子之学被“定为国学，学者尊信，无敢疑贰”。[5]延祐年间（1314～1320），朱熹的《四书集注》又被定为科考程式，称为“圣经章句”。程朱理学成为显学，占据了哲学思想的统治地位，从而使南宋朱熹以来徽州地区形成的新安理学迅速发展。元末明初的理学大家赵汸在《汪古逸行状》中说：
新安自朱子后，儒学之盛称天下，号“东南邹鲁”。宋亡，老儒犹数十人，其学一以朱子为宗。其议论风旨，足以师表后来，其文采词华，皆足以焜煌一世。[6]
由此可见元代新安理学发展之盛。这一时期有一定建树和影响的新安理学家大量涌现。如许月卿、胡斗元、程逢午、方回、程龙、吴浩、黄智孙、胡一桂、汪炎昶、程若庸、程显道、程文海、程直方、陈栎、胡炳文、程复心、汪梦斗、汪睿等数十人。这个时期的新安理学在学术上竭力维护朱子之学的纯洁性，在政治上则采取与元政府不合作的态度，除个别人入仕外，大多隐居著述，讲学授徒，使得大量理学普及读物出现，私家藏书和书院藏书的数量也迅速增长。(www.xing528.com)
明代是中国藏书事业的兴盛和繁荣期，成就超过前代。这首先是因为明代的统治者注意收集文献、重视藏书。朱元璋、朱棣多次征访民间遗书，皇家藏书极一时之盛。明代《永乐大典》的编纂，保存了大量的中华文献宝典。明代的藩王中亦有相当多的藏书、刻书名家。明代的私家藏书风气更盛，成就更大。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徽州的藏书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虽然明代是新安理学盛而变衰的时期，但正德（1506～1521）以前，朱升、郑玉和赵汸成为影响深远的理学三大家。三人均著述等身，热心藏书。朱升曾讲学于郡城紫阳祠和石门的枫林书屋，又通过“旁注诸经”来发明六经之旨，他在居处建有“梅花读书楼”，为其藏书之所。赵汸乃筑东山精舍；郑玉曾筑师山书院，学者从之如云，对私人藏书和书院藏书起到了更大的推动作用。其次，明代徽州受朝廷编纂大量文献典籍的影响，亦盛行编书、编志和修谱，对官府藏书和宗族藏书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再次，明代徽州的文学艺术空前繁荣，徽州刻书业在全国曾独占鳌头，大大地促进了图书的流通和收藏。此外，由于徽商的崛起，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贾而好儒”的风气，使得举凡戏曲、小说、金石书画、地方文献、文集、方志、谱牒等均成为藏书家的专藏。
清王朝统治者在文化上实行的是宽严相济的政策，一方面为了防止汉民族的反抗，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厉行文字狱，查禁图书；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对汉族的统治，拉拢汉族知识分子，又极力提倡程朱理学，并在全国大规模征书，编纂大型丛书和大量刻印图书，从意识形态上巩固王朝统治，维护封建秩序。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学者们为避忌图保，纷纷转向与政治无关的考据、训诂之学，因此，“汉学”得以兴盛。在这一学风的影响下，新安理学在清初也开始向皖派经学（徽派朴学）转变。江永、戴震、程瑶田、金榜、洪榜、凌廷堪等是这一学派的著名代表。他们改变了徽州的学术风气，从空谈义理转向了侧重考证，除取得了经史、小学、文学、地理、金石诸学科的丰硕成果外，诸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编纂等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这些做考证的学者比前代学者对图书资料的需求更加迫切、更加集中，甚至终生都在不遗余力地搜罗文献典籍，孜孜以求丰富自己的学术资料库。
清末民初，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由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波及，清政府所办的文宗、文汇和文澜三阁藏书相继散失；北京圆明园文源阁收藏的《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荟要》于咸丰十年（1860）被英法联军焚毁；翰林院残存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底本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也被八国联军焚毁；皇宫内苑武英殿的珍藏又在同治八年（1869）失火烧毁，官府藏书体系受到严重破坏。这一时期的私家藏书也大多流散。出于士子有书可读的目的，江南各地官府兴办书局，刻印了大量经史书籍。同时，维新派出于强国和育才的考虑，建议参酌西方做法——开办图书馆。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原州府县学和书院宣告结束，其藏书也陆续成了学校图书馆、图书室之藏书。20世纪初，全国各地均开始了近代图书馆的建设。这一时期徽州地区的文化事业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失，由于徽商衰落，私人藏书失去了雄厚的经济依托，藏书逐渐流散，书院藏书和宗族藏书也失去了重要的来源。清军与太平天国起义军的战火，对徽州地区的破坏尤为惨烈，有的地区甚至十室九空，大量珍贵图籍、书画、文书、家谱焚毁、流失。清廷废除科举，全国书院改为学堂后，徽州书院也随之相继改为学堂。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歙县紫阳书院改为新安中学堂，次年附设紫阳师范学堂，学堂内建有图书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政府号召从废纸堆中抢救文化典籍，做了大量细致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徽州地区在建国初期，有些人把古旧书籍当成封建糟粕，大量变卖焚毁。在这种情况下，1950年10月，皖南人民文物馆（安徽省博物馆前身）受命开始进行挽救，经过两三年的努力，搜救古籍20万册，字画、文物约10万余件。[7]1956年9月，屯溪市文化馆从屯溪燝竹合作社的废纸堆中一次就抢救出比较珍贵的古籍800多斤。1956年10月，屯溪古籍书店开业，收购了大量珍本古籍，部分卖往上海、北京等地。50年代以后，专区和县市相继建立博物馆、图书馆，广泛收集古今书籍。在这个过程中，徽州图书文献大量流散到全国各地，北京、上海、南京、安徽等地的一些科研机构、图书馆、博物馆及高校图书馆，都收藏有数量不等的徽州文献。徽州历史上作为“文献之乡”的价值越来越受到世人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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