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藏书文化研究概述：深度剖析徽州藏书文化

二、徽州藏书文化研究概述

徽州藏书文化的研究属于徽学研究的一方面内容。所谓“徽学”，张海鹏先生认为：“徽学即徽州学，或曰徽州文化。它是在原徽州（府）下属六县（歙、黟、休宁、祁门、绩溪、婺源）所出现的既有普遍性又有典型性并且具有一定学术含量的各种文化现象的整合。它植根于本土，伸展于各地，即是由‘小徽州’（即徽州一府六县）和‘大徽州’（指徽州人在全国特别是在我国东南地区的贡献和影响）文化融合形成的内容丰富、品位较高的一座文化宝藏。”“徽学”的主要内容有：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文献、新安画派、新安宗族、新安商人（徽州在晋代为新安郡，后人常沿用这一郡名），以及徽州书院、方言、礼俗、戏剧、民居、谱牒、土地制度、佃仆制度、契约文书以及徽派朴学、版画、篆刻、建筑、盆景，乃至徽墨、徽砚、徽笔、徽纸等。这些以“新安”或“徽”为标志的文化“特产”，反映了当时的徽州是商成帮、学成派，并由此而构筑了“徽学”这样的地域文化大厦。^[5]正因为徽学内容的丰富和独特，所以近20年来徽学研究越来越为学界所重视，近年来成果更是日益增多。根据笔者编写的《徽学研究论著目录》（1932～2005）检索得知，已出版专著269种，公开发表论文2000余篇（有关徽州人物的研究论文2000余篇、专著数十种尚不在此计数内）。“徽学”已成为与“藏学”、“敦煌学”并列的第三大地方显学。

综观徽学研究，有关徽州藏书的研究成果可爬梳若干。首先吸引学者注意的是对徽籍藏书家及其活动的研究。刘尚恒的《徽州刻书与藏书》是迄今最重要的一部力作。该书取材丰富，史料功夫尤为扎实。刘先生还先后发表《论安徽私家藏书》、《清代安徽藏书家》、《明清徽商的藏书与刻书》等论文。此外，尚有罗蔚文的《清代扬州大藏书家马曰琯》、张翔的《程晋芳及其桂宧藏书》、汤华泉的《徽州人与〈四库全书〉》等论文。其他系统研究中国藏书史的论著也多涉及徽籍藏书家，尤其是侨寓江浙一带的著名藏书家。这些内容丰富的、考证精赅的研究成果，为我们了解徽州私家藏书发展的历程、徽籍藏书家的藏书活动等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和可信的史实。

关于徽州文书、徽州家谱、徽州文献的研究近年也越来越热，如王钰欣、周绍泉主编的《徽州千年契约文书》，胡益民正在编纂的《徽州文献综录》，以及一批论文成果，对发掘徽州藏书文化的地域特色都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关于徽州刻书的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除前述刘尚恒的《徽州刻书与藏书》之外，叶树声、余敏辉合著的《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史略》，也是一部与此相关且资料翔实的专著。徐学林撰写的《徽州刻书》则更为全面地论述了徽州特别是侨寓外地的徽籍刻书家的情况和贡献。此外，与藏书、刻书有关的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等专学在一些论著中也有散见，这些成果对理解藏书文化“藏以致用”的理论基础具有一定的帮助。

然而，通过以上回顾，不难看出，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中，实际上只是对徽州历史藏书的研究，对于“徽州藏书文化”的研究，至今还不成系统。

剖析徽州藏书文化，首先要确定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徽州藏书文化研究的对象是徽州地域的藏书活动和文化内涵。

就空间而言，最主要的是特指历史上构成“徽州”的歙县、黟县、休宁、婺源、祁门、绩溪六县，可是由于诸多徽籍藏书家侨寓外地，并在侨寓地影响甚大，因此，应涵盖徽籍藏书家们进行藏书活动的地域。

就时间而言，徽州藏书史可能从中原大族东晋时避难于徽州定居就开始了，但是考稽文献难征，根据现有文献记载推断，徽州的藏书当兴于宋、发展于明、繁荣于清、衰于清末民初。本书正是以此为线索进行论述的。

徽州藏书文化研究的内容主要有：徽州文化形成发展的背景；徽州私人藏书的历程、徽州的公共藏书（包括官府藏书、书院藏书、寺观藏书和宗族藏书）；徽州藏书文化解读等。其中徽商藏书和徽州宗族藏书是最值得着力挖掘的内容，它和“徽文化”的理学思想、儒商文化、宗族文化的特质是密切相关的。关于徽州藏书文化的解读，一方面要考察徽州的藏书风尚，例如文书、家谱、金石书画等专类的收藏；徽州藏书家刻书的普及和影响；徽派藏书楼建设特色等等。另一方面要剖析徽州藏书“藏以致用”的方式及其培育人才、有益学术的社会功能。总之，要从文化史和藏书史的双重视角，在整合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有所开拓和创新。(www.xing528.com)

徽州藏书文化研究的方法还应重视比较研究。中国藏书史的发展脉络，宋以前藏书活动主要在以长安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宋以后逐渐南移，江苏、浙江最为发达，河南、山东、福建、徽州等地亦各有千秋。本书试图通过比较，概括出徽州藏书文化的地域特征，从而揭示其中的本质特点。

徽州藏书文化研究的方法还必须具备系统论的观点。中华藏书文化一体多元、丰富多彩。徽州藏书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有哪些地域特征？在中华藏书文化的大系统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具有什么适当的历史地位？本课题也试图从宏观上理解、探研这一问题。

综言之，徽州藏书文化的研究要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便要运用多种方法、双重视角加以考察，总结出徽州藏书文化的特质和内涵，从而有助于对徽州文化史和中国藏书文化的研究及推进其发展。

【注释】

[1]刘尚恒：《略论中国藏书文化》，见《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第23页，中华书局，1999。

[2]来新夏：《中国藏书文化漫论》，见《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第5页，中华书局，1999。

[3]详见徐雁《8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藏书的研讨成果概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4期。

[4]详见徐雁《8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藏书的研讨成果概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4期。

[5]张海鹏：《徽学漫议》，《光明日报》2000年3月24日。周绍泉先生侧重从徽州文书研究的角度探讨徽学的形成和发展。张立文则认为徽学是具有徽州特色的一种理念和学说的总和。赵华富等人也有阐述。可参见有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