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书文化研究的现状：《徽州藏书文化》回顾

一、中国藏书文化研究的回顾与现状

刘尚恒先生说：“近年来，从文化学角度考察、研究我国历史上的藏书活动而形成的藏书文化，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热点。”^[1]这一轮关于中国藏书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是继20世纪20年代和80年代两次研究热潮之后的第三次热潮。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这次研究不仅是对中国历史藏书的研讨，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当前传统图书馆向现代图书馆（包括数字图书馆）演进的藏书文化革命所进行的探讨和前瞻。在此，笔者试就中国藏书文化的三次研究热潮作一简要回顾，并对近年来这场革命的现状和趋势作一些分析。

（一）中国藏书文化研究的回顾

“中国的藏书文化伴随着图书的产生而出现，具有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2]而对于中国藏书文化的研究，自从清末叶昌炽（1847～1917）在上个世纪初集撰的《藏书纪事诗》以来，先后出现过两次研究热潮。首次研究热潮形成于上个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其代表性成果有洪有丰的《清代藏书家考》，袁同礼的《清代私家藏书概略》（1920）、《明代私家藏书概略》（1927）、《宋代私家藏书概略》（1928）三篇系列论文和杨立诚、金步瀛合编的《中国藏书家考略》专著。还有，1933～1934年，汪訚的《明清蟫林辑传》发表；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谭卓恒所著的英文本《清代藏书楼发展史》。他们对古代藏书楼、藏书家尤其是藏书断代进行了深入研究和一定的学术总结。同时，还有一些学者则按地域研究私家藏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聂兴甫的《山西藏书考》（1927）、蒋吟秋的《吴中藏书家考略》（1930）、何多源的《广东藏书家考》（1933～1936）、吴晗的《两浙藏书家史略》和《江苏藏书家小史》、项士元的《浙江藏书家考略》（1937）等。此外，陈登原的《天一阁藏书考》（1930）、《古今典籍聚散考》（1936）和班书阁的《书院藏书考》（1931）分别就个别藏书楼、古今典籍聚散和书院藏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

在此期间，各种报刊发表的有关中国历史藏书的文章有四五十篇。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此番研究热潮遽告中止。

这个时期在藏书楼和藏书家、断代藏书史、区域藏书、书院藏书以及历史上图书典籍的聚散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打开了我国藏书研究的局面，为此后的全面研究特别是对我国藏书史的系统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第二次中国藏书文化研究热潮的发端，可以中华书局1982年公开出版的《古代藏书史话》和《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两书作为标志。此后，“历代藏书家题跋和书目集陆续出版和影印，早期藏书史论著得以订补再版，断代的和区域的藏书家研究受到关注，中国藏书家个体研究走向深入，藏书家辞典和综论性著作出版，成为这个时期重要的学术表征”。^[3]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出版的专著和发表的论文约1000部（篇）以上。其中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代表作有骆兆平编著的《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瞿良士辑录的《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中华书局影印的《清人书目题跋丛刊》，谭华军点注、徐雁校补的《续补藏书纪事诗传》，潘美月的《宋代藏书家考》，顾志兴的《浙江藏书家藏书楼》，郑伟章与李万健合著的《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等。关于此期研究的详情，徐雁先生的《8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藏书的研讨成果概述》已有总结，^[4]这里不再赘述。

这个时期关于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日趋成熟，私家藏书的研究仍是重点所在，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特别值得一书的是近年来出版的两部百万字的《中国古代藏书楼》和《中国藏书通史》，是对我国藏书史的一次系统全面的研究，也是对过去研究成果的一次通盘总结。

通过以上概述，不难看出，两次中国藏书文化的研究热潮，实际上只是中国历史藏书的研究，对于“藏书文化”的概念，其实还比较模糊。笔者注意到，首先对“藏书文化”进行定义的应是来新夏先生。1997年12月在杭州大学召开的“中国古代藏书楼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先生和另外几位学者的论文对中国藏书文化分别作了一些探讨。1998年6月，会议论文经过作者的修订增补，结集后由黄建国、高跃新主编，以《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为名由中华书局于1999年7月出版。在这部专集中，第一篇便是来新夏先生的《中国藏书文化漫论》，该文开篇便明确指出：“中国的藏书文化伴随着图书的产生而出现，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以逐渐完备的藏书机构为保证，以专门收藏家和研究者所建设与藏书文化有关的多种专学为羽翼，并以一种可贵的人文精神为主要支柱，围绕着藏用关系的演化，不断润泽着全民族，形成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结构之一。”该文首次强调了中国藏书文化包含着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它的核心则是“仁人爱物”。同时，该文还指出中国藏书文化的基本理论已完成从“以藏为主”，经由“藏用结合”而走向“以用为主”。总之，来文首次对“藏书文化”作了比较全面严谨的解析。该专集中还有刘尚恒的《略论中国藏书文化》，该文胪列出藏书活动折射在中国文化上的五点意义；郑麦的《中国古代书院与藏书楼文化》、张志强的《望海堂藏书文化的基本特色及影响》、陈益君的《浅议中国藏书楼的历史变迁与文化价值》和张列军的《中国古代私家藏书现象的文化背景剖析》；还有袁逸论历代藏书家借书活动的文化内涵、虞浩旭论宁波藏书文化的地域特征等文章，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李雪梅的《中国近代藏书文化》，应是第一部从文化史的视角考察藏书的专著。李著在《绪论》中对藏书文化概述云：“藏书文化研究的重点是藏书活动本身，与藏书活动有关的各种行为或现象，它与当时社会环境的关系，以及它对社会文化发展所造成的影响等。”该书正是从上述诸方面对中国近代藏书作了新颖深刻的剖析和有益的尝试。

此外，还有龚花萍的《中国古代私人藏书的文化价值》（2000）、刘萍的《古代私家藏书的文化》（2000）、杨虎的《中国古代私家藏书活动文化特质初探》（2001）、余建红的《论官府藏书起源及文化特征》（2002）、周少川的《藏书与文化——中国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刍议》（2003）、桑良至的《中国藏书文化》等。(www.xing528.com)

上述成果说明：近年来对中国藏书文化的研究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从以往仅仅对藏书及藏书史的研究扩展到从文化视角去考察历史藏书，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是以往所不能比拟的。

中国藏书文化的发展具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时至当代，随着图书文献载体的多变和藏书手段及图书馆的现代化，当代藏书文化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和新的发展趋势。这是我们研究藏书文化的学者所需要着力分析和用心前瞻的。

（二）中国藏书文化研究的现状

近年来，藏书的类型有明显变化，除纸质文献之外，还出现了缩微胶片、音像制品、光盘和数字化网络资源等多种新型藏书形态。当代藏书文化的基础由纸书的单一走向了多元。朱宁的《新型文献载体对图书馆的冲击与影响》一文指出，纸质文献主导地位的状况将被改变，但仍会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张玉珍的《在竞争中共同发展——论电子文献与纸质文献的关系》一文则进一步指出：21世纪将是纸质文献与电子文献互为补充、彼此共存，在竞争中共存共荣的时代。此外，王云娣与符敏慧的《文献载体的回顾与前瞻》（1998）、胡丽心的《图书馆文献载体的形状与发展趋势》（1999）、李雅与李其圣的《文献载体比较分析及思考》（1999）、吕欣然等的《图书文献载体的演变及新型载体文献利用中的问题》（2000）、叶宏的《文献载体的演变与发展》（2002）和王国兴的《文献载体的发展及电子文献出现给图书馆带来的变化》（2003）等，都从各个角度阐释了纸质文献和电子文献的比较、彼此间的关系及其演变和发展。

传统图书馆向现代图书馆的演进也是当代藏书文化研究的热点。随着文献载体的变化，当代图书馆的藏书内容、藏书政策、藏书手段亦必然发生变革。对此，吴建中的《21世纪图书馆新论》一书将未来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作对比，指出“数字化革命将真正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决定我们的馆藏内容以及如何为我们的读者服务”。柳丹枫的《试论传统图书馆到数字图书馆的演进》则立足于信息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时代背景，分析阐述了21世纪图书馆的格局、混合型图书馆功能的定位及数字图书馆的发展方向。丁有骏的《数字化与图书馆》、李冠强的《数字图书馆研究》、袁海旺的《虚拟图书馆的昨天、今天、明天》和王雅南的论文《传统图书馆与数字图书馆的比较分析》（2002）、高文泊与郭志的《论数字化图书馆》（2003）等均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当代藏书文化的基本理论也有了新的发展。即由藏用结合到以用为主，“用”的关键是资源共享。1998年，上海地区文献资源共享协作网与华南师范大学信息学系成立课题组，进行了一项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研究，并形成一份《上海地区文献信息资源共享问题研究报告》。该报告第一次在国内有意识地超出“文献资源拥有率”的概念来研究文献资源共享问题，是对宏观文献资源建设理论的一个较大发展。随着网络技术在图书馆的广泛应用，图书馆的馆际互借、资料交换等传统共享模式已不占主导地位，关于图书馆虚拟资源的共建共享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1999年，盛小平发表《试论虚拟图书馆的信息共享管理》一文，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实现虚拟图书馆的信息共享措施及安全问题。李纲、李新生、陈颖合作撰写的《论信息资源共享及其效率》一文是一篇比较重要的文章。该文不仅回顾了信息资源共享的沿革和发展，探讨了我国文献信息资源的布局状况，而且对各种共享模式进行了比较和分析。余海宪的《藏书发展与资源共享》则全面地论述了当今藏书理论的基本框架。

信息资源的数字化建设、馆藏信息资源特色化建设也是资源共享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从研究到实施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发表论文约有千篇以上。

当代藏书文化的人文主义传统更加高扬，在今天，更突出“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精神和社会功能。彭强在《现代图书馆的人文精神》一文中，阐述了图书馆人文精神的起源、内涵以及现实意义。吴筱瑾的《人文主义的图书馆学》（2002）、徐诗涛的《浅论我国图书馆及藏书文化的人文主义传统》（2001），也强调了人文主义精神在当今的重要性。同时，体现这一精神的关于探讨各种服务方式的文章也有不少。

总之，近年来学者们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藏书史和藏书现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对当代社会改革对藏书文化的影响以及当代藏书文化的社会价值等问题尚嫌关注不够。同时，对藏书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势也少有研究。笔者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今后的文献载体将继续发生变化，藏书机构也更加多元，“资源共享”的理念将更受重视，对复合型的信息服务人员要求更高。同时，藏书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和其本身所具有的巨大的社会价值将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些也将是研究藏书文化的学者们今后的研究方向和重要的研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