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主义的发展与国家经济效率相关

集体主义的发展

当国家的经济效率降低时，如果人们整体上不能变得贫困，个人和社会就必须承担起更多责任。这种转变需要一些时间，并非轻而易举就能成功。因为多年以来，个人和社会已经习惯由国家来承担其社会保障义务，他们认为通过很高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税收可以免去个人责任和公益行为。

许多人相信他们所相信的事情，做他们打算要做的事情，甚至让别人来完成他们打算要做的事情，反正国家会承担一切后果。单亲家庭的孩子、被抛弃的老人、丢弃的宠物、蓄意毁掉的健康，政府对这些都采取了措施。政府给人们提供了许多便利，这些又对每个人都有利，所以谁还会去怀疑社会福利的合理性呢？这不正是西方人引以为豪的福利成就吗？当然是，但同时个人和社会的公益潜力可能根本没有被开发，或者短暂开发后又被埋没。因为社会福利政策不仅是乐于助人的父亲或亲切友好的母亲，也是位严格的监护人，有时甚至是暴君，不让被监护人独立。

人们现在就有独立的机会，因为监护人的力量变弱了。个人和社会很快就将察觉到这并不是什么损失，而是一种赢利。政府的规定这一“紧身胸衣”变得宽松，今后人们还能动用各种能力和力量使这些规定作废。人们可以互相取得谅解，家庭联合团体可以承担更多的经济和社会功能，城市乡镇可以对其居民加大援助力度。几代人以来，人与人之间的连带责任以及社会的连带责任一直被政府的社会福利资金所掩盖，现在这些又可以浮出水面了。

这是人们的美梦？也许是吧，但在物质财富减少和政府效率降低的情况下，它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很大，人们也许还会有更好的感受。他们不再是被监护人，可以将约翰·肯尼迪得到普遍赞同的格言最终在生活中得以贯彻：“不要问你的国家可以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可以为你的国家做什么。”⁽¹⁾人们不要总去乞讨国家的补贴，狂欢节协会、服装联合会或方言协会都可以用自己的资金来实现目标，也许还能为经济困难的人提供一种或多种支持。

在西方社会里，人们自愿的公益义务虽然不少，但都是偶然的、不稳定的而且变数很多。人们很难将这些义务归类整理并使其持续，这样不仅总是会变成与政府职能部门的竞争，比如“今后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还要与很普遍的看法作斗争：“政府对所有事情都承担第一责任，市民顶多给予支持。”社会福利政策给人们留下的就是这样的印象，要使人们抛开这一印象十分不容易。在获取政府帮助之前，大多数人很不习惯先求助于他人、家庭、朋友、熟人和邻居等。对很多人来说，个人直接向政府呼吁已经成了理所应当的事情，而越过中间的社会机构是更加简便的方式。但这样一来，他们也放弃了社会的保护，将自己独立出来直面政府。他们认为政府是万能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它的冰冷，看不见它的表情，这就给了人们一种孤儿的感觉。

于是人们对“安全保险”的渴望便更加强烈，这体现在家庭中、朋友圈里以及团结的几代人之间。每种稳定的关系都被大众视为很重要的内容，但人们却经常不愿成功地维护这种稳定，所以有大量伴侣关系、婚姻和家庭关系到最后破裂——人们可能觉得社会福利政策会为他们收拾残局。不少人饱尝这种不稳定之苦，他们无法拥有固定的关系，而另一些人则在坚守这种所谓的自由，因为可以随时取消对另一方的义务。经济富裕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共同作用使人们对节俭、公益和人性的考虑显得多余。

这种情况在未来一定要改变！越来越紧缺的金融资金和有限的节约可能会使很多人靠得更近，并静下心来思考“什么是必需的”这一问题。在物质财富上出现的空洞，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更稳定的关系这一非物质财富来填补。

由此，家庭将会占据中心位置，因为只有家庭才有足够的灵活性，它能以必要的速度来适应社会面临的变革。政府系统在变革时期将失去行动力，还可能会失败，而家庭联合团体正好显示了其特别的优势。尽管人们没有理由认定西方工业国家即将在下个时代面临20世纪上半叶的灾难，然而家庭或多或少成了幸存者唯一的避难所。但很多人都认为，在物质财富减少、社会福利政策效力降低时，社会将更明显地起到主导作用，而家庭又会主导社会的方向，所以政府不能再控制的内容将由家庭接手。(www.xing528.com)

由此，福利国家最突出的家庭类型（即小型家庭和超小型家庭）将再次在较大的团体组织中联合到一起，尽管其成员之间并非亲属，但要一起承担社会公益责任。如果社会公共财政力量减弱，那人们最少要承担一部分资金的支付，例如目前由税收资助的学童日托所、幼托所或幼儿园的资金，同样还有其他公共设施所需要的资金，像音乐学校、外国人语言培训班等等。

人们还是会对经济上效率更高的人有更多的要求，如果社会要保持稳定，这些人的义务就将成为集体的支柱。德国宪法中有关约束财产的要求将有更普遍、更明确的意义，谁在经济上有能力，除了纳税和捐税之外，谁就还要为集体的物质富裕水平作出贡献。人们的义务不再只是政府行为的补充或一些额外手段，而是集体富裕生活的前提。人与人之间的私人交流将逐渐取代政府作为中介的社会保障手段。

这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意味着什么呢？目前这种关系大多是敌对的，上边的人与下边的人被社会福利政策的铁夹子绑到了一起，相应地形成各种团体。一些人打算保护追随者不受贪婪的影响，另一些人却强调了这种贪婪，所以人们为此花费了很多力气。其实对人类和社会保障更有益的是，将社会福利政策的紧身衣放松，激励那些较为富裕的人自愿捐赠，而且要比目前强制性的捐赠给出更多。但那些较富裕的人凭什么自愿这样做呢？

现代的幸福研究为此提供了可行的解释。人们已经认识到，如果生活是充实的，那就会感到幸福；如果人们朝着目标努力，那就可以过上充实的生活，而且这些目标要与个性发展、与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维系以及与对社会富裕水平作出的贡献相联系，即要与价值相联系，而不是与金钱、美貌或流行趋势相联系。现代的幸福研究由此得出的结论与古代人所得出的结论一致：给予比索取更幸福。

除此之外，西方人还应该完善社会对公共义务表达尊重的形式。目前，没有一位财政人员想要以政府和人民的名义对按时纳税的人表示感谢，认为他们只是在履行义务！在捐款活动中，人们通常也只是写下几句对捐赠者的感谢。其实，多表示一些谢意费什么力气呢？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为了自身的富裕安康而指定公民自愿捐赠的社会，仅有那些简单的感谢语是不够的。如果公民在法律规定的义务之外，建造并经营着剧院、博物馆、小学、高校、游泳池或运动场，政府和社会就必须采用更为明确的感谢形式。即使西方社会还没完全忘记如何对他人道谢，人们也很少做这种练习。当社会公共义务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时，就需要一种有着认同和尊重的成熟文化。给予不仅应比索取更幸福，考虑到人类的天性，政府还可以授予捐赠者一些社会荣誉。

【注释】

(1)美国总统肯尼迪1961年1月2日在华盛顿就职演说中所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