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法律中的良好道德规定

道德问题

随着对金钱和财富的不断追求，西方社会的所有生活都处在薄冰之上，必须不断对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进行人为干预，以便保住一些社会功能，但一种衰败正在渐渐逼近。这从大的方面来说指的是危机此起彼伏，在小的方面指的则是一些社会现象，比如高管薪酬。人们认为薪酬必须提高、再提高，否则一切都会停滞不前——多么大胆的假设啊。

德国就有这种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的后5年中，一名DAX公司董事的薪水是普通雇员的14倍，但20年之后变成了52倍。也就是说，其年薪从1987年的44.6万欧元，提高到了2007年的333万欧元。即使考虑到这期间货币贬值将近一半，那也意味着DAX董事的购买力在20年中提高了将近4倍。而国内生产总值在这段时间内仅提高了40%，所以这名董事以及处在类似职位的人可以切下一块比1987年时大3倍的肉。国内生产总值的分配趋势正在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

人们认为高管应获得高薪的第一个理由是：这是国际惯例。这是全球确立的高管薪酬，为了确保赢得并留住最有能力的人，公司必须支付这么多钱。谁不这样做，谁就招揽不到人才。这听上去很有威胁性，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工业国家另辟蹊径，选取了一条长时间以来荒诞不经的路：一个人工作一年得到的薪金，等于一个拥有两万名员工的大企业所有职工的薪金——7.02亿美元。⁽¹⁾如果这种制度都没能赢得足够多可靠又有能力的人才，那么普通人只能在边上做注脚了。如果当初没有这样运作，那么今天西方工业国家的金融、经济以及社会状况或许会好一些。

人们为高管薪酬辩护的第二个理由也不是无懈可击的，即这种薪金受各种法律规定、附加条款、国际惯例或合同自由权的保护，但这些归根结底都要服从于伦理道德的基本标准。在德国的法律中有简明扼要的规定：“违反了良好道德的法律行为是无效的。”⁽²⁾这一条款其实对利息、租金、经纪人薪水和工作薪酬都适用。“比例适当”对所有法律来说是一切合同自由权的主题，这样的规定合情合理。如果比例适当的要求没有得到维护，不仅个人，整个社会都会受到危害。如果社会不再要求人们遵守伦理道德，并接受各种无节制的行为，社会就是在自我放弃。

人们只能以具体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为基础，对比例适当、道德良好以及道德上可被认可的行为进行判定，而且具体标准各不相同。如果今后在西方工业国家中，社会的荒谬和扭曲不能再通过物质财富增多的软膏来缓和，并且被毫不掩饰地暴露出来，就更需要人们对这些行为和道德问题作出判定。到那时人们就会质疑各种事务是否协调，或者社会结构中的存在是否合理，人们本来就有很好的感觉去判断。

比如，一个人白手起家成立了公司，并在几十年后以很好的价钱卖出了企业，而他获得的收益以前是不能在社会上公开讨论的，尽管很多人可能会感到生气，也许还会感到失望。又比如，一位总经理在一段时间内大体上成功经营了一家公司，这一工作很有挑战性，所以必须给予这位经理合适的报酬——在20年前人均收入的15倍是合适的，但这里仍存在社会惯例，那时人们也不能询问经理的薪水。

这些惯例对现在的情况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与以前不同的是，首先，由于透明度的增大，今天有兴趣参与讨论的公众对谁应该挣多少钱有很好的概念；其次，人们也认为很多人的收入都是不合适、比例不适当的——无论是高管、球星还是影星。所以有些人问自己，一个人的年收入等于自己要工作两三百年才能得到的薪水，这是否合理。如果人们认为这只是种嫉妒心理，觉得它不重要，那就是目光短浅、有危险的。因为这种收入上的不公平正是社会分崩离析的导火索，历史上也有很多直观的例子。那些严重损害了公平、正直和道德的合同，同时也在损害着社会的稳定团结，即使它们在法律上表达无误。

稳定团结是很高层次的财富，西方社会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因此对于那些努力付出而不能维持生活的人，国家会提供社会救济。救济的多少并不由市场来决定，而是根据社会文化的尺度确定。但其实这里也涉及公平的要求，因为如果这些谋求社会救济的人本来能够养活自己，这种救济就不再是公益的，也是不道德的。它与奖励尺度最上方的那种情况类似，都是得到收入却没有相应地付出，不过西方社会对于这种救济欺骗者比较宽容。西方社会以政府身份实施的计划有时让人无法理解，但却总能找到为其辩护的演说家。然而，道德是不能从中被分割出去的，如果没有它，没有职业伦理，当物质财富减少时，人们的生活就会变得困难。(www.xing528.com)

21世纪将不再使用人们已经习惯的物质方式奖励付出，很多人仍会感到满足。一些人在今天已经有了这种体验，但未来这一范围将继续扩展。如果家长经费和教育经费缩减，今后将主要靠父母来关心后代。即使护理经费变得更少，也必须对需要照顾的人提供良好的照顾；即使收入没有提高，女教师们也必须认真教育托付给自己的孩子，医生也要认真对待病人。到目前为止，人们遵循的原则是：我们会提供高质量的课程，保证最大程度的公共安全，带领企业获得尽可能大的成功——只要我们能获得更高的酬劳。换句话说，就是要保持经济产值的继续增长。这种机制注定要失效，因为它在物质财富增长停滞或财富减少时会直接使人陷入贫困状态。

在经济飞速增长几十年后，西方人很难在没有“好工作、高薪水”的情况下积极工作，今天的人们从没想过也从没处理过这一情况，但现在必须尽快适应。因为人们很快就会清楚，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控制住物质富裕水平的下滑，从而避免社会产生很大的分化和分裂。如果人们对这种下滑的反应是减少付出或拒绝付出，那就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

所以首先要对那些目前没受太多限制而获得了大量物质财富的人提出要求，他们没有什么经验，不善于应用一种更有益社会、更适应未来的生活方式。他们必须先认识到，那个看上去一切都可以继续增长、人人都可以随意伸手捞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每个地球公民来说，尘世财富都是有限的。但他们难以接受这一点，因为这就意味着物质财富处于一种不同的光线中：从现在起虽然能够获得财富，但实际上却不可以。

世界上所有富有的个人和民族都会陷入这种困境：他们必须竭尽全力克制自己并努力节约，因为发展中的民族和未来几代人不仅应该得到一个所谓“公平”的机会，而且本来就应该去发展，这也再次对人们更高的道德观提出了要求。如果这一点不能达成，那么结果将非常糟糕。

【注释】

(1)在美国，传统的收入区分已经被接受，由洗碗工上升为百万富翁的“美国梦”在当代仍一直存在。

(2)德国《民法典》第131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