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禁忌与破裂：移民与社会模式

脆弱的社会

过不了多久，人们就得勇敢地宣布，西方工业国家内部的很多经济和生活方式不仅在利用地球的自然资源——空气、水、土地和矿藏——还耗损着资源，所以这些方式不能持续下去。尽管现在还有一批人听到这个消息会吓得寒毛竖直，但社会的整体氛围已经有了变化，人们不再缄默不语。之前那些呼吁为了自然和环境必须改变政策的人还得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而如今认为可以像目前这样继续下去的人，也要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明，要怎么继续，以及应该怎么继续。目前，对此表示支持和反对的人打成了平手，但这并不代表对自然的耗损和滥用已经停止，一个可能的转折点仍遥遥无期。不过在这一问题上，支持和反对的人数比以前更加平均了，即使比例还没有完全翻转过来。

在西方工业国家中，人们对人类生存基础的讨论比对社会问题的讨论更广泛，但社会问题同样很严峻。西方社会的经济和生活方式在危害环境和自然的同时，也在危害着社会结构的稳定，但很多人却不愿意了解其中详情。因为这会涉及他们自身，涉及他们的自我理解力和认同感。去想象正在过一种对自己和社会都有危害的生活，人们是难以忍受的，这也很容易理解。于是大多数人对这种有害社会的指责进行了反驳，认为要立刻停止指责，至少在对文化的批判上，因为这是在忽视现代社会的大批成就，并打算将历史的车轮倒转——这就是对进步有敌意。这种辩论的模式，正好以与之前有关破坏环境和自然的讨论相同的顺序呈现：全都是幻觉……这些情况一直都存在……根本不是那么糟糕……会恢复正常的……会找到解决办法的……

很难对此进行一场由理智主导的辩论，因为社会通过禁忌在保护着其对事物的各种理解和看法，这是人类社会代代相传的。这里的“禁忌”不只是政治上的恰当用语，还有一整片禁忌的森林，人们在森林中的活动几乎不可避免地要碰到树枝，例如以下话题：男人和女人的地位和角色，个体和社会群体的自治权和发展权，平等以及社会公平。在这个森林中，不管人们走到哪里，都会有各种陷阱：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同性恋歧视和伊斯兰教歧视，残疾人歧视和流浪者歧视的陷阱。如果有谁打算在公众场合发表观点，最好先通过电脑程序把发言稿里所有可能引起尴尬的概念过滤掉，聪明一点的话就保持沉默或废话连篇，不用顾忌能否经得起推敲。

尽管冒着触碰禁忌的危险，我还是要说，西方社会内部的经济和生活方式只适用于消灭其社会的存在——这里指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存在形式，而不是人类的存在。这个结论不是危言耸听，不是大惊小怪，更不是悲观表述，而是一个简单数学序列的结果：如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个社会中同一代的儿童在数量上比同一代的成人要少，那么这个社会迟早要消亡。它要么从繁衍能力强的其他民族中不断吸收人口，要么就在某天放弃其生活方式，重新拥有更多的后代。

但无论这种社会采取什么措施，传统的社会模式都会破裂。先是人口不断减少，然后到了某一时刻，人口数量将不足以保证社会继续存在。如果他们通过引入移民来填补数量，那移民迟早会实行母国的社会模式，并把当地的模式排挤到边缘。如果这个民族放弃现有的生活方式，由此在人口上能够继续维持自身的存在，那也同样意味着其原有社会模式的完结。在现实中，这两种选择人们都尝试过，没有尝试或只进行了初步尝试的是，新的移民群体与当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模式互相融合。因为移民迟早要与当地人一起去面对同样的问题，如果不为融合付出努力，他们的人口也会不断减少，最终将再次被边缘化。

目前得到的结论发人深省：无论在欧洲、北美还是远东，长远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工业国家的出生率是足够高的，所以无法保证整个社会的继续存在。而且，哪里接受了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哪里的人口就会急剧下降。欧洲19世纪末开始的生活方式如今扩展到了世界各地，但西方工业国家的生活方式和目前的后代数量显然不匹配。例如在德国，成年人与后代数量相等的一代人，距今最近的是在1881年。很多人试着用各种手段去改变这种状况，但都以失败告终：无论是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还是联邦德国或民主德国。

不妨问问西方工业国家的人们，为什么不要孩子或者最多只要一个孩子，可以从他们的回答中勾勒出一幅精彩的社会心理画面。他们解释道：“我们不要孩子，第一是因为我们没有合适的伴侣，第二是因为没有孩子我们也过得很满意，第三是因为孩子会影响我们的消费水平和升迁机会。”其他的原因，比如没有照顾孩子的能力或挣钱太少等，都排在了靠后的位置。

这就是西方社会，表面上多姿多彩、闪闪发光，实际上却腐朽不堪、支离破碎，就连最小的结构单元“家庭”都能将这些反映出来。当然在很多家庭中，成员之间坚定不移地互相帮助，但同样也有很多家庭，成员之间互相不信任：夫妻之间不信任，父母之间不信任，孩子不信任家长。“我可以信任他吗？”“我可以信任她吗？”这样的问题太容易理解了，因为在很多西方工业国家中，每一个良好的伴侣关系都对应着一个失败的伴侣关系——包括登记的和未登记的。对着另一半大声清楚地说“我愿意”的人，或至少为了孩子的发展而勉强维持婚姻的人其数量在进一步减少。德国每年将近有15万名儿童的父母会离婚，这还不包括那些未婚生子的情况，这个数字是很大的，意味着约1/5有孩子的家庭都是不完整的。目前德国有220万名儿童在单亲家庭下长大，在西德这类孩子的比例占全部孩子的17%，在东德占26%。(www.xing528.com)

单亲家庭是相当不容易的。和伴侣的分离、和父亲或母亲的分离，对大人和孩子都是一种创伤，他们会长期生活在痛苦中——专家们和许多当事人都同意这种观点。但由于这与西方社会的自我概念不匹配，所以人们很不乐意也很少谈到这个问题，人们也同样不愿意面对这一事实：超过一半来自离婚家庭和分居家庭的儿童在学校里会有问题，要么身体患有疾病，要么有心理上的异常。而且单亲家庭的经济情况往往不太好，单亲家庭孩子处于贫困状态的风险高达40%，是双亲家庭孩子的4倍。在西方工业国家中，除了移民的孩子以外，就数单亲家庭的孩子最贫穷。所以根据这些情况，当男士和女士们说“我不打算要（更多的）孩子，因为我没有值得信任和托付的伴侣”时，你就不会感到吃惊了。没有值得信任和托付的伴侣，使不要孩子的决定变成了有责任意识的表达。

家庭的脆弱反映了社会的脆弱。同时，社会还给人提供了太多的可能性，使家庭更为脆弱。还从未有过这么多条路摆在人们面前，还从未有过如此多的生活选择。这些选择的诱惑力很大，而持久的关系或有孩子的家庭多少会受此影响。尽管绝大多数德国人宣称，完整的家庭是其追求的生活模式，但现实一点说，孩子之外的世界是丰富多彩又使人兴奋的。人们也经常从自身或亲友那里明确，为人父母可能是很辛苦、很枯燥的，而且不管怎样，有了孩子就是与“放弃”或“自制”联系到了一起。如果人们声称“不要孩子或只要一个孩子也是很好的”，这又能怎么样呢？孩子有什么用呢？世界上还有很多美妙的事情！

有这么多选择摆在人们面前，生养孩子就变成了困难的事情。在物质财富匮乏、教育水平偏低而且选择偏少的社会中，孩子是生活计划中不可或缺的选择，人们除了工作和养育孩子之外别无他事。但在物质富足、教育水平良好的社会中，孩子便不是不可或缺的选择了，在各种生活可能性的竞争中，人们通常会选一条简单舒适的路。这里的对应关系一目了然：在一个社会中——也可能是在部族或聚居地——人们的选择越少，后代就越多，这种情况几乎没有例外。

当然，那个在孩子之外丰富多彩、使人兴奋的世界，并非完全没有压力。为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必须给予某些事物优先权，并投入金钱和精力。“为什么您不要孩子，或只要一个孩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同时也让人明白，孩子也在竞争着漂亮的住宅、更宽敞的汽车、出色的业绩或至少有保障的职位。我们终究是生活在一个专注于工作和消费的社会里！孩子可能是可爱善良的，但也不会可爱善良到影响他们的消费水平和职业机会。

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和社会群体的努力是令人感动的：它们提供更多的子女补助、日托中心、全天学校、公众交通的优惠车票、动物园的免费门票以及母亲和儿童的假期。这些措施很好，也很有道理，每个有能力的人都应尽力去推动这些活动，但他们无法改变这个事实——高生产力、高灵活性、专注于工作、物质财富增多和经济增长的社会根本不适合孩子！孩子们需要稳定、安静、遵守各种礼节的环境，最需要的是时间，很多的时间。也就是说，孩子们需要的，与西方工业国家根据其原则最能提供的内容正好相反。

因此，人们对喜爱孩子的呼吁是没有效果的。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希腊人都被视为喜爱孩子的人，他们却拥有比其他西方工业国家人们更少的后代。⁽¹⁾这并不奇怪，因为如果西方社会真心喜欢孩子，那它早就不是西方社会了。西方社会不能停下来休息，必须尽快跟上世界的脚步，并尽量位于前列。首先，经济就应该增长，增长，再增长。在一个拥护这种格言的社会中，孩子只有很少的空间。所以，无论提供了多少日托中心和全天学校，西方社会在结构上就是子女稀少的，这些设施只能成为废物。但西方社会不愿承认这一事实，仍然为促进养育后代支出了大量资金。如果改变了生活方式，其实他们是可以省下这些成本的，但大多数人到现在也没作好这种思想准备。

【注释】

(1)2007年，在意大利，平均每位妇女生养1.35个孩子，在西班牙为1.40，在希腊为1.41，均低于欧盟的平均数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