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典文体的独特个性及与论著讲义的区别

十一、文体意识

词典的释文有自己的文体——词典体。这是由词典的性质、功能所决定，与词典的性质、功能相适应的文体。这种文体，与论文、专著、讲义、小品等多种文体不同，具有自己的独特个性。所以，并非任何人一开始就能运用自如，要有相当的学习和实践时间才能掌握得好。但是一定要下决心花功夫认真用好词典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词典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保证词典的质量。专科词典的文体较之语文词典的文体，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不同特点。专科词典的文体接近于论文、讲义之类，容易和它们混同，为此必须注意区别。现在分述运用词典体应该把握的几个要点。

第一，开门见山，开宗明义，一上来就直截了当地告诉读者他要查阅的词语所指为何。这种写法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最符合读者的需要。读者查阅词典，最想要解决的不正是这个问题吗？如果我们不直截了当地去解决这个问题，却去致力于条目的开头怎么写得出奇制胜，那就未免南辕北辙了。一般文章的开头可以有各种写法，或介绍写作缘由，或交代有关背景，或提个问题以启发思考，或写景抒情以烘托气氛，等等，但这些写法都不适用于词典，因为它们不符合词典的性质和功能，也不符合读者的需要。对于词典条目正确的开头，试举一例。如“不可抗力”条开头可作：“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接着可举例说明包括地震、海啸等自然现象和战争、暴乱等社会现象，然后再分别说明行为人对于因不可抗力所造成的损害结果是否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等。这样写法，顺理成章，合乎要求。

违反开门见山、开宗明义要求的开头，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所说的话在条目中根本不需要，是废话，可删。如有一条“滥伐林木罪”，其开头是：“森林是国家和人民的宝贵资源。国家对森林和其他林木实行统一管理，对其权属、采伐、培育、种植等作了统一规定。为了保护森林资源，制止盗窃、滥伐林木现象，我国刑法规定盗伐林木罪、滥伐林木罪等有关林木方面的犯罪。”这些话全都可删，改为直接回答什么是“滥伐林木罪”：“违反森林法及其他保护森林的法规，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虽持有林木采伐许可证，但违反该证规定的时间、数量、树种或者方式，任意采伐本单位所有或者本人所有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情节严重的行为。”

第二种情况是所说的话在条目中虽有需要，但是不应该放在释文开头，而应该在开宗明义以后再说。如“重庆谈判”条的前半段，原来是这样写的：“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了篡夺胜利果实，使中国仍旧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积极准备反人民的内战。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对蒋介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中国人民、世界民主舆论的反对以及蒋介石对内战尚须时间准备，蒋一面伪装和平，于1945年8月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一面积极准备内战。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和平并揭露美蒋的真面目以利于团结、教育广大人民，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于8月28日从延安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这些话，说的是重庆谈判的背景和由来，确有需要，但嫌累赘，应予简化，而且更成问题的是，这种写法使读者看了半天还不知道什么叫做“重庆谈判”，应该先下个定义，说明何谓“重庆谈判”，然后再简介其背景和由来。于是改为：“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0日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的和平谈判。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为欺骗国内外舆论，争取时间发动大规模内战，在1945年8月由蒋介石出面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中国共产党为尽一切可能争取民主和平，团结、教育广大人民，于8月28日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从延安赴重庆谈判……”修改后的写法才是词典体，显然比原来的写法好得多了。

第二，词典只对人类已有的知识作客观介绍，不作主观评判，也不发表个人见解，这在前面讲客观意识时已经说过了。和词典的客观性相适应的文体，应该是平实叙述。如对哲学家不必加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定性语，更不必在定性语中把唯心主义再分为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只要如实介绍他们的主要观点就行了，至于他们的思想实质，可以让读者自己去判断。人的思想很复杂，有时难以作简单的划分，或者学界意见分歧，如老子，学界有人认为是唯心主义者，有人则认为是唯物主义者。词典的定性语可以避开这个问题，只说是哲学家即可。

词典体排除“应当”怎样、“必须”如何等等指令式、指导性的语句。如“青春保健”条说，“具体内容应包括发育监测、青春期常见病防治及心理健康咨询等”，“应由家庭、学校及社会共同参与”。这两个“应”字均宜删。

词典体要求使用第三人称，不用第一人称。我国出版的词典，在释文中提到中国共产党时，往往作“我们党”、“我党”或“党”，这同词典的客观性要求不相符合，宜改称“中国共产党”或简称“中共”。同样，词典中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前身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等也不宜称为“我军”。

第三，词典只提供条目的题中应有之义，不引申，不发挥，不议论，更不打比方，说故事。“社会公德”条讲了什么是社会公德，对社会公德的一般要求，社会公德的意义和作用，并指出：“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并规定尊重社会公德是公民的义务。”这就够了，但作者意犹未尽，发挥道：“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爱社会主义是全体公民的公德十分重要，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而且要使它成为人们的意志和信念，使它成为人们的道德要求，即人们自觉的行为准则。”还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了培养人们的共产主义道德，宪法还规定，要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道德教育，反对资本主义思想、封建残余思想和其他腐朽思想的影响。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在“社会公德”条中加上这些，实有画蛇添足之嫌。

某体育词典有一条“对比”，说明运动器材、服装宜注意对比鲜明，以利识别。其中写道：“在绿叶丛中有一朵红花，就会感到红得比平时鲜艳。喝了药物之后喝白开水，会感到嘴甜。高音喇叭在播音时突然中断，会感到特别寂静。……”这些比方都不必要。

“国格”条还讲起故事来了：“……在我们这个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国家里，维护国格，维护祖国的尊严是有优良的民族传统的。《晏子春秋·内篇杂下》里有个晏子使楚的故事。齐国晏婴出使楚国，楚王要侮辱晏子的人格以至齐国的国格，而晏子却不屈不挠，气宇轩昂，利齿相讥，把无理无礼的侮辱都‘原璧奉还’。最后，楚王又缚着一个人，说这小偷是齐国人，并问晏子，莫非齐国人都是小偷？这是对齐国尊严的糟蹋。晏子回答：‘今民生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楚王反遭嘲弄，不能不敛容相敬。”这种写法，在文章里自无不可，在词典里就不适宜了。

第四，按照每部词典的体例中关于各类条目释文内容的项目和次序、关于条目的分级和各级条目的字数幅度等编写释文，不可自行其是。

每部词典的体例（没有体例的伪劣词典除外），是根据该词典的类型、特点制订出来的，是词典体的参考材料。各类条目释文内容的项目和次序，就是其中十分重要的规定。如人物条目，一般要求按以下顺序行文：生年或生卒年（括注在词目之后，外国人的原名也括注在词目之后），定性语（也可不加），字号，籍贯，主要学历和经历，主要成就或思想学说，主要著作。按照条目内容的繁简和重要程度所规定的条目分级和各级条目的字数幅度，也十分重要。按照这些规定编写释文，难免显得程式化，但这正是词典体的一个特点。这样做的好处是：(www.xing528.com)

1．释文内容相对完整，防止不应有的缺陷。

2．释文层次分明，条理清晰，结构严密。

3．释文的详略深浅恰如其分。

4．同类条目写法统一，字数保持相对平衡。

5．便于控制全书的篇幅，防止膨胀。

但是，很遗憾，有一部分编纂者对这些规定视而不见，不予理会，结果产生两大问题。一是同类条目的写法大相径庭。如某词典的“朱熹”、“王守仁”两条，其开头生卒年以下的写法就完全两样。朱条为：“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南宋著名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是宋明理学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王条为：“明哲学家、教育家。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朱条先叙字号，王条先加定性语。王的定性语中有“教育家”，而朱的定性语中没有，虽然他也是教育家。朱的定性语中有“著名”、“客观唯心主义”、“宋明理学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而王的定性语中没有这类词语。王有籍贯而朱没有。另一个是许多条目字数超标，与同类条目严重失衡。这些问题所造成的后果，已经不仅仅是词典体受到损害了。

第五，文字尽量浅显，力求使读者能够看得懂。词典的职责既然是为读者解惑释疑，浅显易懂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否则，惑何以解，疑何以释？但是有些词典常常用难懂的术语来解释一个术语，使人越看越糊涂。如有一条“文学信道”，定义为：“文学信源与文学信宿的中介环节。”但是所谓“文学信源”和“文学信宿”同“文学信道”一样难以理解，而在该条中对这两个术语无任何说明。那么，在该词典中，是否另有专条解释这两个术语呢？也没有。因此，该词典对“文学信道”下那样的定义，对读者来说是毫无用处的。

第六，鉴于词典的内容力求稳定，不宜用“近年来”、“近来”、“最近”、“目前”、“现在”、“今年”、“去年”等词语以及相应的内容。词典编纂出版的时间一般较长，使用的时间更长，读者看见这类语句时，不能得到明确的时间概念，或者会发生误解，而且所述内容可能已经成为明日黄花。同样的道理，词典中尽可能不要写经常变动的内容，如某个组织机构的现任负责人是谁等等；非写不可的，如各个国家、民族的人口数字，须注明是哪一年的统计数字，不能写“现有人口……”之类。

第七，语言朴实，不用华丽的辞藻，也不必绘影绘声。“力图抹掉封建制度的神圣灵光”、“从君权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的外衣”之类，都不宜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严重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不惜孤注一掷，死中求生，与××决一雌雄”等等，也不是词典的语言。“混入”、“窃据”、“跳出来”、“抛出一个”、“狂热鼓吹”等“大批判语言”，尤为词典所忌用。有一条“索溪峪”，原稿说：“境内异峰叠起，飞瀑冷泉，溪流交汇，奇石怪穴，景色绚丽。著名的有：干溪沟群峰刺天，怪石林立；袁家界危峰笋石，烟云缭绕；神堂湾绝壁千仞；仙女桥凌空飞架；观音洞钟乳石色彩斑斓。”介绍风景名胜，稍用一些形容词是可以的，但要适可而止，何况该词典并非名胜词典。后对此条加以简化。

第八，字斟句酌，惜墨如金，即使是可有可无的文字也在删除之列，更不能容许空话套话、重复累赘以及其他毫无意义的语句。

释文中句子的主语，如果是词目本身，一般可以省略，特别是开头的定义、定性语，无不以词目为主语，一概可省，也不必加“是”字、“指”字，更不必加“就是”、“就是指”之类。有的条目，一连串句子以词目为主语而一个不省，显得十分累赘。如“财产共有权”条说：“财产共有权是民事权的一种。财产共有权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法人对同一项财产享有所有权。财产共有权具有以下特点：（1）财产共有权的主体是两个以上公民、法人；（2）财产共有权的客体是两个以上权利主体共同所有的同一项财产；（3）财产共有权的内容由法律规定或由财产共有人约定；（4）财产共有权不是一种独立类型的所有权，而是性质相同或不同的所有权的联合。”一口气用了七个“财产共有权”，合计三十五个字。其实一个也不必用。其他文字也有可删减调整之处。至于“大家知道”、“我们认为”、“必须指出”、“毋庸讳言”等等，都不应该用于词典。“凌迟”条说是“执行死刑时使被杀者不是很快地而是缓慢地死去”，其累赘显而易见。“法西斯主义”条说：“这不是资产阶级强大的表现，恰恰相反，这是资产阶级软弱的表现。”文章里也许可以这么写，但在词典里是不适宜的。“宪法”条最后说：“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人民革命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于1954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此句可精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4年制定了宪法”。其余的话，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条自无不可，写入“宪法”条就成为套话了。有一条“艺术”说：“当作家、艺术家把对现实的感受、思考和认识等主观上的反映，转化为可供人们欣赏的文艺作品时，全都必须运用一定的物质手段、物质材料。任何文艺作品的形成，决不能离开一定的物质手段、物质材料，否则就不能成为客观的审美对象。”前后两句，意思完全一样，纯属无谓重复，后一句可删。过于琐细的如某词典的“枪决”条说：“枪决的执行方法各国不尽相同，有由执行人任意瞄准的，有固定射击和射击要害部位的。”还说：“有不能立即死亡，需要补射几次才能死亡的情况。”

关于专科词典的编纂理念，上文已经勾画了一个轮廓。只有把这些理念真正落到实处，化为词典的编纂实践，才能编出像样的词典，并有希望编出高质量的词典。词典的质量是词典的生命。伪劣词典无生命可言，平庸的词典也只是过眼云烟。对词典的质量一定要高标准、严要求，为此就必须发扬敬业精神，坚持科学的编纂理念，并贯彻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