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词典意识
我们要编的是词典,因此首先要弄清楚究竟什么是词典。我国国家标准《术语工作·辞书编纂基本术语》(GB/T15238—2000)将“词典”定义为“以词条为单元,对词目作出说明或提供信息的辞书”。《辞海》第六版将“词典”定义为“汇集词语,按一定顺序编排,以条目为单元对其作出说明或提供有关信息的辞书”。两个定义繁简略有不同,实质完全一致,都是正确的。只有这样的书才是词典,否则都不是词典。这样说,并不是从定义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因为定义所说的完全符合实际情况。这也是尊重科学,因为严肃的词典学理论都是这样主张的。
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一批不知词典为何物的人乱编词典,而且为数很多,可谓泛滥成灾。例如有一部《男人辞典》,九州图书出版社出版,上下两卷,六十一万字,定价五十元。该书《前言》称:“在本书中,我们有意汇集了当今的男性为主人公(当然不排斥异性角色)的一部分最精彩、好读的中短篇小说(也包括个别散文)。”共三十篇,分为八类:事业、权力、责任、金钱、生存、尊严、女人、情爱。每类开头有一个以类名为对象的条目,每条一页,共八页,占全书篇幅的两百分之一。“这些精选之作汇集拢来刚好为我们拟定的辞条一一作出注解——绝妙的注解。”“辞条”是注解词语的,而该书的“辞条”却是注解的对象,“更好的方法是用小说来为辞目作注释,这正是本书的特点。”这样的“词典”应该到另一个世界去出,在我们这个词典世界里,实在没有它们的容身之地。
还有一部《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辞典》,煌煌三百八十万字,纯属东拼西凑的大杂烩。此书名为“辞典”,实际上正文(不是附录)中有好几个部分根本就不是“辞典”。如《重要文献》类有三十五万余字,刊载从《中国共产党纲领》到中共十四大报告的四十个文献的原文,这怎么是“辞典”?又如《党的政治活动重要纪事》类有十七万字,是年表,也不是“辞典”。《组织工作优良传统典例》类有十三万字,是一个个小故事,采取标题居中的文章排法,从内容到形式都不是“辞典”。其标题如《瞿秋白的民主风范》、《张闻天跟着真理走》、《林伯渠模范遵守民主集中制》、《彭德怀的军事民主》等等,和“辞典”完全不同。(www.xing528.com)
即使采取了词典条目的形式,也有很大一部分与组织工作无关。如《组织发展史》类有五十五万字,实际上就是党史,其中充斥着与中共的组织工作无关的内容,如“红卫兵”、“红小兵”、“红代会”等等。另有《世界主要政党组织》类,十二万字,与中共的组织工作风马牛不相及。
另外,还有一部分词目是问题,如“怎样写命令、指令、通令”,“怎样写决定、决议”,“怎样写通知”,“怎样写通报”,“怎样写请示”,“怎样写批复”,等等。
由这两个事例不难看出,编词典这个行当已经乱到了什么程度。有人还振振有词地辩解说,这正是词典观念的发展,是创新。其实并非如此。发展和创新决非乱变一气,而是确定性和变动性的统一,就是说,万变不离其宗,词典的发展创新决不能背离词典的本质属性,否则就不成其为词典。对许多词典编纂者来说,确立词典意识是当务之急。他们既然要编词典,就必须弄清楚,什么是真词典,什么是假词典,切不可以名乱实,以假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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