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国瑞纪念集：探寻天水双玉兰堂的历史文化

冯国瑞与“双玉兰堂”

张举鹏

麦积区甘泉镇，距天水市约30公里，为天水去麦积山石窟的唯一通道。在镇西小巷尽头，有一寺院，原为财神殿，院内并列着两株玉兰树，相距约三米，树干参天，枝繁叶茂，高25米，直径90厘米。花色左株白，右株红。每年清明至谷雨，花开似锦，淡香袭人，游客如织，乐而忘返。为全国现存最大的两株玉兰树，树后就是白石老人榜题的“双玉兰堂”四字匾额。那么，它和冯国瑞又有什么关系呢?

1952年，冯国瑞被任命为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到职后，首要任务是普查全省现有的文物古迹（确切地说，当时只是重点访查）。到天水后，正当玉兰花开。甘泉镇人张自振，系冯家世交，一再向冯谈及此树此花，约冯到甘泉赏奇花，赋新诗。

20世纪40年代初，冯在考察麦积山石窟时，曾多次路过甘泉，当时此花尚不为人所知，当地群众只称之为木莲花，人们认为是庙院之树，神灵所附，砍伐攀折，皆属不祥。每到花期，镇上儿童，只能相率到树下拾花嬉戏，禁止有过分之举。这次冯观赏以后，到底是辛荑，是木兰，还是玉兰，他吃不准。同来的一位古树专家确认这是玉兰树，与辛荑、木兰、厚朴等同属木兰科而各有分别。这位专家又说，玉兰树在江南不足为奇，但如此高大的则罕见。即用携带的简单仪器测量了一下，得出树龄约在1400至1500岁之间，即在盛唐以前。冯大为惊异。立即量了高度、宽度，作为资料带到兰州。此后，张自振则到处主动宣传，奔走呼号，认为甘泉有了奇树名花，引以为荣。这就是冯在以后诗中形容的“野老张自振，走告频呼号。奇花人罕识，未厌说滔滔”了。此树以后经北京派人来探测结果，确定树龄为1200年，约在晚唐。

冯在甘泉考察访问期间，还发现了唐朝有名的太平寺故址原来就在现在生长玉兰树的这一大片土地上。财神殿的后山脚下，有片宽阔的平台地，群众一直称为“寺坪”，也就是杜甫诗上说的“招提凭高冈”了。另据一口唐铸大钟记载，当时常住僧侣约200余人，可以想见香火之盛。千余年来，沧桑变迁，几经兴废，而寺院轮廓，依稀可寻。特别是在群众称为“大寺门”的那儿，一泓清泉，昼夜激流不息，清凉甘洌，沁人心脾。公元759年，杜甫流寓秦州时所作“取供十方僧，香美胜牛乳”的《太平寺泉眼》诗，其“泉眼”非此莫属了。冯大喜过望，逢人便说来甘泉的两大收获。接着便和随行人员去了麦积山、仙人崖等处，又发现和命名了“石莲谷”景点。几天返回时，张自振已将“太平古寺”草图根据冯国瑞等人的考察粗测绘制出来了，再与冯国瑞等人几经修改，返回兰州，即连同两株玉兰的生长情况向当时甘肃省长邓宝珊先生汇报，建议将玉兰树和太平寺残存古迹设法予以保护，财神殿改为杜甫纪念堂，悬挂杜甫画像，再逐渐恢复。邓虽很赞成，但认为建国伊始，百废待举，如何恢复，要缓一步。只答应为太平古寺题写匾名。冯提议，财神殿小院可定名为“双玉兰堂”。他说，我国地域辽阔，南北风情各异，气候差别很大。玉兰树在江南也是比较稀有，原来扬州蕃厘观就有两株，是宋朝遗物，人称“宋玉兰”，那个寺观也就称为“双树庵”或“双玉兰堂”。有清嘉道之际，阮芸台制军致仕后常邀江南名士在树下作文酒之会，颇有名气。自从蕃厘观宋植琼花凋枯以后，扬州群芳虽多，却都让位于宋玉兰，清末宋玉兰又枯死，从此群花无主，引以为憾！而这株唐玉兰，比宋玉兰要早三四百年，却养在深闺，未识罗绮。这样的名花，我们要努力宣传，使它在国内独擅胜场，名播西北。告诉人们要赏玉兰花，就到天水来（这就是他以后诗中说的“涉江休问花，览胜快度陇”一诗的含义）。邓听后大加赞赏，还说：“你是个真教授，学问渊博，闻一知十。”“双玉兰堂”的名称就这样定下来了，仍由邓榜题，由白石老人画《杜甫行吟图》，国画大师陈半丁画《双玉兰图》，冯作文以纪其事，共同悬于新辟的杜甫纪念堂内，供人瞻仰。适逢此时，有人托邓请白石老人为“周旧邦”（牌坊，在庆阳县）和“望河楼”（在当时省委机关北城墙上，下临大河）题匾，邓就连同“双玉兰堂”这三块榜书一起让白石老人题写，约于1955年写成，但从北京取回来时，已是1957年初。齐并向邓表示《行吟图》正在构思，即将动笔。邓命我将另外两份榜书分送当事人。秋天，我奉命将“双玉兰堂”榜书送冯过目时，他已开始身处逆境，心情很不好，但对此四字却观赏很久，立即双钩临摹一纸保存之。可以看出他的欣慰之情。他说，这四字铁画银钩，古峭峻拔，每一笔有千钧之重，当为他老人家书法之精品，真可谓笔力透纸背也。

不几日，张自振来兰州，邓亲手交他转给有关人员。张回天水后，即交麦积山文管所。至于如何刻制悬挂，张虽多次催询，总是不得要领。先议木刻制匾，又议石刻立碑，最后不了了之。接着“大跃进”开始，那所财神小院一夜之间变成公社兽医站了。张自振认为对榜书迟迟不刻，他就对不住邓、冯的托付。1959年，邓来天水视察工作，专程去了一次“双玉兰堂”，未见白石老人匾额，了解情况后，即催张自振与当时公社书记急速完成此事，遂请来甘泉书法兼篆刻家吉仲五刻制在椴木上，张自振出资。匾长两米，高一米，靛蓝底黑字，光彩闪闪，悬挂在那所财神殿卷棚上，原墨迹仍交麦积山文管所。

冯国瑞书法作品（冯国瑞注解邓宝珊《九十五岁白石题记》）

1957年，白石老人逝世，《行吟图》终于落空。次年，冯逐日在雁滩劳动，但对“双玉兰堂”的建设仍刻刻在心，随即写信给其长子安石（在天水某单位定为右派，“开除公职，自谋出路”，也擅长书画）补画一幅，以完初志。安石受父命绘制完成后，辗转送到邓处，邓与吴鸿宾、范振绪等在画上皆有题诗，只有作文以记的任务，冯已无法完成了。邓每谈及此事，不胜感慨系之。

《行吟图》上，只记得吴题的是五言诗，范题的是七律四首（或八首），邓七律一首（原始稿）如下：

万丈光芒笔有神，少陵一老百酸辛。

幸逢此日非当日，不薄今人爱古人。

东柯南郭记流寓，麻鞋草笠资写真。

林泉绚丽新歌颂，双玉兰开处处春。

1979年，我落实政策到天水后，在一个展览会上曾见过这幅画。劫后重逢，如对故人，感念师门，触怀良多！以后，此图不知再流落何处。希望此图能早日公之于众。(www.xing528.com)

邓为《行吟图》题诗不久，又撰联曰：

万丈光芒传老杜，双柯磊落得芳兰。

据悉，此联已制成木楹联，存放在甘泉寺。

1961年，冯由兰州漂泊到故乡天水，为避人耳目，在张自振的山庄彭家堡子（甘泉附近山上）和云雾山先后度过了他一生中更困难、更痛苦的时期。不久，政府宣布他被“摘掉帽子”，并被召还兰州。行前，在张的陪同下，最后一次去双玉兰堂，并在张的家中完成《麦积公社双玉兰堂诗记》长卷，五言古风，计61韵，加上注释，共约750字。诗中饱含激情地赞扬了甘泉山水林泉之胜。认为扬州宋玉兰早已枯萎，而此唐玉兰由于“寂处老深窠”，才能“斧斤竟能越”，盖有深意存焉。对张自振从发现玉兰树到奔走宣传，作了概括性却是高度溢美的描述。终于使玉兰花定位，“堂以树得名，树以人知重”，张“多事愿显微”之功，不可抹杀。对张出资制匾一事，虽然没有反映在长卷里，但却口头给予热情赞扬，在为张写的字画中，称张为“虎贲中郎”（意为无私无畏的勇士）。描述白石老人的榜书是“齐璜工草隶，题榜力扛鼎。书成能骇俗，技尽绝笔竦”。对老人“画未成先殒”，表示了无限痛惜之情；同时希望半丁老人的《双玉兰图》能早日完成。诗中写到：“玉兰双写真，夙获半丁允，早晚促动笔，甘泉耀光宠。”诗中将邓先生比做《淮南子》中的邓林，“昔来正开花，麦积穷窟洞。更游仙人崖，家山兴未尽”。邓先生畅游了家乡山水林泉，乐无穷也。见到邓先生对《行吟图》的题诗后又无限深情地吟出了如下七绝：

迟放玉兰待数辰，年深天宝过千春。

题诗壁上无虚语，今日花间忆故人。

在长卷的最后，写上“自振老弟其世守之”的话句。临行，又将他毕生研究王了望事迹中所购得并相携于患难中的一方水晶石狮纽印章赠给张（印文为“陇西菏泽”），兼以感谢他几十年不变的纯真友情。

冯回兰州后，张即将此长诗精裱成五米长卷，后边留出空白，视为家珍保存，只准达人名士观赏后在空白上题跋。现在卷后有邓宝珊、裴建准、陈伯希等的留题，为这一件不寻常的文物增光溢彩。张逝世后，张家珍藏的文物字画多所流失，此长卷也曾流失20年之久才物归原主。今年三月，我曾在一个场合见到麦积区文化局负责人，建议将此长卷从张家备价收回，列为文物保护起来。但是就在说这话的同时，张家已五千元成交，售给某一私人；那方水晶石印章因买卖价尚有很大差距，暂未售出。看起来，一件文物要“其世守之”，可真不容易啊！

现在再说那块“双玉兰堂”匾额的遭遇。

董晴野书法作品

“文革”开始不久，白石老人也横加了“莫须有”的罪名，这就直接牵涉到这块匾额的生死存亡问题。甘泉有见识的群众，反复商议，决定这个匾不能毁。巧妙地将匾身用红笺裱糊严实，红笺上写了当时政治口号中最流行也最有威慑力的五个字，确实吓唬了一些“革命群众”。即使如此，这块“木板”也是在劫难逃。约在1968年，就被人卸下取去作床板使用。好在正面刻字，凹凸不平，就翻过来将里作面，凑合使用。粉碎“四人帮”以后，仍然窃为己有，心安理得，据“床”高卧。1979年，公社开始寻找匾额下落，经多方查询，才知道卸下作床板使用的是当时公社建筑队的负责人，公社即命人抬来。虽然匾额回来了，但是这块匾原是由两块木板结合起来的，由于受潮，一块已略有变形，两头略有翘起，原黏合处也有很大裂缝，油漆剥落殆尽。所幸字迹尚且完好，遂重新刷洗打磨，油漆为白底黑字，改悬在院内正房门首。在写本文以前，笔者又专程驱车去了一趟甘泉，但见正房已于去年新建成带回廊歇山式三开间大厅，明亮宽畅；大匾已镶嵌边框，油漆一新，焕然耀彩。作为杜甫纪念室，相得益彰。又据闻，陈半丁老人虽未完成玉兰杰作，已书就“杜甫纪念室（堂）”这几个字，有人私自收藏。如能主动献出，制匾悬厅内，那真是功德无量了。

冯国瑞墨迹

现在甘泉寺正在准备扩建，将辟为甘泉公园，为天水增添新的旅游景点，接待四海嘉宾。不由人想起五十年代邓、冯两乡贤的一次谈话了。邓说：“景是人造的，苏州固然秀美，人造则是锦上添花。甘泉有全国列名第一的玉兰树，有老杜的诗，现在就看我们的文章做到什么程度了。”还说：“麦积山有个冯国瑞，甘泉有个张自振，再多出几个就好了。”冯兴奋地说：“甘泉赢人的资本就在于此，要好好利用，为天水服务。”今天，我不能不佩服于邓的远见和冯先生为故乡的一片拳拳之忱了。重修甘泉寺，有杜少陵诗，有邓将军诗，一文一武，像双子星座一样照临着甘泉和秦州大地，何况更有全国第一的玉兰树。像这样的景点，全国也是少见的。千载巧合，千载机遇，办成全国一流公园，各项条件均已具备。今天的扩建，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邓、冯两乡贤遗愿的彻底实现。因此，可否考虑，在未来的甘泉公园中，将这两首诗分别镌刻立石，置放在公园显著位置上，冯先生写的长卷（哪怕是复印的）展放在纪念堂内，供人观赏。邓诗杜诗，由谁来写？我认为，创一流公园，起手要高，不能兴之所及，因陋就简，就地取材，随意搭建。邓、冯两乡贤请全国一流的艺术家为全国列名第一的玉兰树题写了榜书，已为我们树立了绝好榜样。所以，对于杜、邓之诗以及园内一切匾对书画诗词都要力争一流。这是创一流公园、提高知名度所需要的精神和原则。惟其如此，才能对得起邓、冯两乡贤生前对天水、对甘泉的一片苦心了。

注：关于玉兰花，我在写本文前曾查阅了一些资料，请教了一些专家，说法尚不统一。文中提到的那位专家之言，系冯回兰州后对我说的。至于向邓汇报时的情况，我虽在场，但此事已隔半个世纪，今始叙述，难免有遗忘疏漏，故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