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国瑞纪念集：冯先生著述考略漆子扬

冯国瑞先生著述考略

漆子扬

我们对冯先生的主要著述按照初刊时间先后予以介绍，以见其创作历程和治学风貌。

一、《张介侯先生年谱》

张澍（1776—1847年），号介侯，凉州（今甘肃武威市凉州区）人。《清史稿》卷486称其“务博览经史，皆有纂著。游迹半天下，诗文益富。留心关、陇文献，搜辑刊刻之。纂《五凉旧闻》、《三古人苑》、《续黔书》、《秦音》、《蜀典》，而《姓氏五书》尤为绝学”。清张之洞《书目答问》附录《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称张澍“才气无双，一时惊以为异人”，列为经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张舜徽先生誉其和邢澍为“陇右人伦领袖”。

冯国瑞捐麦积山拓片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张澍到西安参加乡试，中举人。嘉庆四年（1799年），考中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嘉庆七年七月出任贵州玉屏县知县，开始仕宦游历生涯。道光十二（1832年）年定居西安，三十年间，主要在贵州、四川、江西三地任知县和代理知州等。道光十二年（1832年）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除道光十四年（1834年）夏秋到武威省墓外，一直居住在西安和乐巷，专事著述。

晚年他整理刊印了《养素堂文集》35卷、《养素堂诗集》26卷，并完成《姓氏五书》300余卷；又辑《诗小序翼》、《万物权舆》、《秦音》、《凉州府志备考》等著述。他的许多著作没有刊刻，其中大部分被法国人伯希和以低价收买，带回法国，收藏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少部分于1963年由其后代捐赠陕西博物馆。所辑《二酉堂丛书》又名《张氏丛书》，刊于道光元年（1821年），辑录著述21种，是有关甘肃、陕西史地的一套丛书，是考证西北史地的必备文献。《姓氏五书》，代表了清代姓氏学的最高成就。

张澍可谓是清代研究西北史地的先驱者。冯先生一直注意收集甘肃学者，尤其是邢澍和张澍两位大师的材料。1935年，他受刘盼遂启发，辑成《张介侯先生年谱》。《年谱》共1册，约2万字，不分卷次，民国24年（1936年）铅印，扉页有清华同学谢国桢题字，卷首有同学刘盼遂序和自序各1篇。《年谱》根据《养素堂诗集》、《养素堂文集》以及张澍其他著作的成书年代、后代文献记述学行经历编辑而成，逐事均有出处，材料翔实可信，比较清晰地勾画了张澍一生的经历活动，为研究张澍及清代文学、学术提供了重要资料。《年谱》之后附有《附录》，辑录了张澍与友人论学之作10篇。2007年，我和武威市志办刘开柱先生在冯先生《年谱》基础上，吸收后代研究成果，作了补充修订，刊发于《甘肃文史》2008年第1期。

二、《绛华楼诗集》

1936年冯先生寓居北平红叶山庄，访友著书。三弟冯国瑛就学于清华，辑国瑞自民国17年以来100余首诗作成《绛华楼诗集》4卷，1936年北平铅印线装。吴宓题词，谢国桢、谢鸣凤、冯国瑛各作序一篇，柳诒徵题签。吴宓题词为两首五律。诗曰：“谈兵同甫气，出塞剑南吟。”赞誉国瑞神思卓异，才气纵横，具有南宋词人陈亮词笔力纵横驰骋、慷慨激昂的气势，又兼有陆放翁剑南诗的悲愤激昂气概。谢国桢《序》落款为“民国25年2月5日即上元节前二日，安阳谢国桢记于读宋以后书斋”；谢鸣凤脚落款为“民国25年春初，甘谷门人谢鸣凤序于北平温泉之红叶山庄”；冯国瑛脚落款为“民国25年1月冯国瑛序于清华大学明斋”。1992年台湾冯同庆堂刊印精装本《绛华楼诗集》，正集、续集合刊。《续集》收诗45首、《词》18首，有陕西师大中文系教授霍松林先生1990年冬所作《序》及1992年初冬编后识、冯国璘《重印绛华楼诗集感赋》。2000年天水铅印线装本《绛华楼诗集》，亦为正续合刊本，《续集》收诗127首、词38首、曲8牌9章，有刘子健教授《序》一、张举鹏先生编后记一，附周贞吉女士感谢词。

冯国瑞捐麦积山书法

诗词曲都有感而发，如“九一八”事变后一月的《辛未九日作》：“白日堂堂奈去何，苍茫人海走蛟鼍。大陆浮沉喧日夜，新亭涕泪看山河。登临又是重阳节，俯仰难为五噫歌。强宽厌作悲秋语，早晚雄师返鲁戈。”全诗充满了慷慨杀敌的爱国热情。冯先生的诗将个人和亲友、社会密切结合，通过个人、家庭的生活展现当时的社会状况。尤其诗中的注释，有对古籍的考订，有对历史地理的考证，体现了冯先生的学术功底。同时，为我们研究冯先生的生活经历、创作过程，了解当时甘肃青海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不足的是，冯先生的《壮游草》和1936年以后的作品未能收录，将来我们在整理编辑《冯国瑞集》时，将全力收录其所有行吟。

三、《守雅堂稿辑佚》

邢澍，字雨民，阶州（今陇南阶州）人，清代著名学者、诗人、藏书家、书画家。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举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进士。历任浙江永康、绍兴、长兴知县，江西南安府（今江西大余县）知府。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邢澍带着万卷藏书举家回乡。他一生生活节俭，劬力收藏，藏书多而精，聚书三万余卷。返里时，苦于路途艰辛，将大量书籍或赠或售。途经西安时，又将近半书籍赠给了当年曾资助他应乡试的一位商人。运回阶州者，计在万卷之上，其中包括他已刊印的著作和手稿，收藏在阶州城内其婶母娘家蹇家楼。1930年军阀邓锡侯与回匪马廷贤交战，5月马部攻占武都，烧杀掠抢，兵士将邢澍的书箱用作马槽，书籍铺在地上隔潮，撒在院中垫路，大雨滂沱，马踏人践，一片狼藉。战乱结束，蹇家亲戚怕人笑话，竟将残卷和杂物堆在一起，付之一炬。邢澍耗尽毕生心血收藏、撰著的这批稀世珍品就这样化为缕缕青烟飘到了九霄云外。

邢澍回到阶州后，以著书自娱，在武都两水镇购置了田产。据邢澍后裔邢彦芳女士说，邢澍当年回阶州时，从南方带来一位风水先生，墓地是这位先生所选。墓地约一亩，四周有围墙，内植苍松翠柏。墓冢呈四方形，坐北向南，是邢澍与夫人的合葬墓。墓前有青石雕凿的墓碑，原来由专人管护。民国时期，武都师范创建人甘谷李行之（李恭）先生，每年清明都带学生祭奠。陵墓周边树木，在大炼钢铁运动中被砍伐殆尽，坟墓也毁于“文化大革命”。70年代农田基建中，墓碑被毁。当年冯国瑞先生听说武都有邢澍“家庙碑”残石，曾去寻访而未得。

邢澍著述丰富，据冯国瑞先生考订多达16种，大多散佚毁坏，不传于世。现存有《全秦艺文志》80卷、《关右经籍考》11卷、《寰宇访碑录》12卷、《张兴县志》28卷、《金石文字辨异》12卷、《两汉希姓录》6卷、《司马法辑本》5卷、《十三经释天》、《金石札记》、《尸子辑本》、《孙子辑本》、《宋会要》、《晋书辨惑》等。

冯国瑞著作

1938年冯国瑞离北平返陕，公余之暇，遍阅邢氏遗书，广搜博访编成《守雅堂稿辑存》4卷1册，民国27年（1938年）铅印。扉页为冯国瑞题字，背面附邢澍给吴修手札1篇。书首有张鹏一、邵力子、孙蔚如、冯炳奎、温天纬5人《序》5篇，景志伊题词《念奴娇》1首，书末有冯国瑞《后序》1篇。卷1为《事迹考》、《著述考》，卷2为《文集》，卷3为《诗集》，卷4为《杂俎》。文集收录邢澍文章30篇，其中《八砖精舍记》一篇有目无文。卷3是诗集《南旋诗草》，有学生张廷济《南旋诗草后序》1篇，并附有诗补7首；卷4《杂俎》，是邢澍与钱大昕、章学诚等人的酬唱之作。此书是目前所能看到的关于邢澍诗文集最早的本子，先生功莫大焉。邵力子曾赞叹云：“邢佺山在乾嘉诸贤中不愧为卓然大家，岂仅为西北一隅之学者哉?仲翔所辑之著述考，可见其学术梗概，其网罗散佚之功，不可没矣。”1990年，我和王锷受西北师大古籍所之托，整理《守雅堂稿辑存》。我负责校点诗文部分，王锷负责附录部分。我们在原基础上对篇卷略作调整，卷一为《文集》，卷二为《诗集》，附录一为《序》、《传》、《考》、《杂俎》、《杂录》，附录二收录了张舜徽先生《清人文集别录》关于《守雅堂稿辑存》的题录，以及李鼎文、赵俪生先生研究邢澍的文章。（该书1992年10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但是体例存在缺陷，不够严谨，尤其把邢澍的部分作品放在附录明显有失偏颇。）

四、《麦积山石窟志》

冯国瑞捐麦积山拓片

1941年，冯先生归陇，第一次对麦积山石窟进行了实地考察，写成《麦积山石窟志》一书，约2.4万字。卷首有刘文炳先生于民国37年7月所作《序》和作者于民国30年6月自《序》各1篇。篇次为：《甘肃诸石窟中之天水麦积山佛龛》、《秦汉间麦积山之史迹》、《西魏大统时之再建麦积山佛龛》、《北魏李允信之建造麦积山七佛阁与庾信之作铭》、《散花楼遗基间之六朝壁画与藻井画》、《造像》、《建筑》、《六朝唐宋明人之摩崖》、《宋明清人之石刻》、《瑞应寺》、《胜迹》、《艺文附录》，共12篇。(www.xing528.com)

《麦积山石窟志》初印本，1941年由陇南丛书编印社刊印竹纸线装本300册，一出版就引起巨大反响。当时《大公报》、《益世报》、《燕京学报》等都先后作了专题报道。麦积山石窟从此走出闺阁，走进人们的审美视野。1989年天水日报社印刷厂又重新铅印线装，由冯先生弟子张举鹏先生标点句读，辑佚补遗。除收原《志》全文外，增加作者有关论文《天水麦积山石窟万佛洞铭》、《天水麦积山石窟介绍》、《麦积山石窟大事年表》。卷首有麦积山全景图及作者遗像、墨迹、手迹。书末有冯先生长媳周贞吉女士《改版重印后记》，作于1989年12月天水故宅，比较详细地叙述了冯先生考察石窟的经过和成书过程、初版流传情况。1992年台湾天水冯同庆堂印行的精装本，除收录原《志》全文外，增加霍松林教授《序》1篇，现代艺文附录（霍松林诗2首、靳志诗2首、丁楠《冯国瑞先生发掘甘肃诸石窟艺术之业绩》文1篇、冯国璘重印记1篇），插图11帧。

可以说麦积山遇到冯国瑞是幸运的，没有冯的研究宣传保护，麦积山也许还要沉睡若干年。正是有了冯先生的不懈努力，麦积山才掀去久蒙的盖头，让世人欣赏到她娇艳夺目的风姿。《麦积山石窟志》1941年出版后，许多专家学者接踵而来。北京大学阎文儒教授曾于1945年和1962年两次前来考察，张大千带领全家人及弟子也前来考察观赏。1952年西北文化部组织以常书鸿先生为首的勘察组专程来访，1953年中央文化部组织以吴作人为首的专家组在麦积山进行了历时一个多月的考察。冯国瑞先生始终陪伴在他们左右，讲解研究心得。1953年，经过冯先生的多方努力，甘肃正式成立了麦积山石窟文物管理所。1961年3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布麦积山石窟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冯先生有功于麦积山，可在麦积山的宣传材料中却几乎看不到关于冯的一点文字，后人实在不该忘记他。

五、《天水出土秦器汇考》

天水是秦祖先的发祥地，秦先人在秦文公前世居西犬丘。在天水地方史研究方面，冯国瑞先生是利用考古文献探索秦人早期历史的第一人。1919年，天水秦岭乡出土秦公簋，不久流传到兰州，为合肥张氏收藏，1935年又流传到北平，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冯先生于1942年在重庆中央图书馆借合肥张氏拓本，钩摹了原簋图和器内铭文。1944年，他对秦公簋、秦公钟、秦车综合进行考证，并同兰州、重庆各地的学者讨论商榷，将商承祚、郭沫若、吴其昌、刘文炳等人研究的论文，结集为《天水出土秦器汇考》，1944年由陇南丛书编印社刊印出版。

秦公簋为秦西垂宗庙祭器。《汇考》根据秦公簋铭文，结合《史记》之《秦本纪》，考证秦在西垂经十二王，即文公、靖（宁）公、宪公、出公、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公。桓公之后为景公。此器为秦景公时所制，约在公元前576年。簋高21.8厘米，直径30.4厘米。器内有铭文50字，盖上有铭文50字，合文1字，重文4字，共105字，盖外铭文18字，共计123字。根据冯先生对铭文的考释，器盖铭文释记如下：

［盖铭］秦公曰：宏大显赫朕皇祖，承受天命，本华夏族，传十二公，在帝之旁，敬畏天命，长相保秦，慎为夏裔，我小子秉承明德，威威武武，告诫万民。

［器铭］：众多贤士，既文且武，明察服靖，不听命者，虔诚恭敬，朕之所祀，作宗彝祭器，肃待驾临，受享厚祭多福，上寿无疆，峻极在天，大享吉庆，奄有四方祭。

秦公簋的出土证实古代陇南地区就是秦人的发祥地。今天礼县大堡子山、圆顶山一带的大量考古材料证明，冯国瑞先生数十年前的考订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先秦史研究的重大突破，可惜当时没有引起学者的重视。

六、《秦州记》

冯国瑞手稿

天水古称秦州，刘宋南郡王从事郭仲产曾著有《秦州记》、《仇池记》、《陇右记》、《南雍州记》等书，记录秦州一带山川地理历史风物。《秦州记》大概散佚于清雍正前后，康熙时期《御定渊鉴类函》曾大量引用。冯依据《水经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辑佚旧文，逐条考证，编成《秦州记》一书，民国32年（1943年）作为陇南丛书刻印出版。冯先生辑《秦州记》不分卷，计1册，封面有于右任题签，扉页有吴敬恒题字，卷首有冯自序1篇。《说文月刊》1944年第4卷出版了合刊本，并在《西北论衡》1945年第12卷第3期发表。

此书共录22条，其中陇西郡11条，南安郡1条，天水郡4条，武都郡4条，金城1条，阳平关1条，主要记载了秦州之山水、物产及地县沿革。书中每条文献均系以笺注，笺注引征典籍或以冯的实地勘察为参考，对原记山川河流、区域沿革、物产名胜，辨其源流，订其讹误。该书是研究西北史地的重要文献。比如关于仇池国的史料，可补史书之缺。

七、《炳灵寺石窟勘察记》

1951年秋，冯国瑞先生赴临夏参加土改，陪甘肃省委副书记孙作宾到炳灵寺石窟勘察，撰写了《永靖发现西晋创始炳灵寺石窟》一文，先后在《甘肃日报》、《光明日报》发表。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言：此文的发表“引起了读者们很大的注意”。中央文化部与西北文化部即决定派遣专家，组织炳灵寺石窟勘察团前往炳灵寺作进一步的考察与研究。1952年9月18日，考察团从兰州出发，历时12天，对炳灵寺石窟作了比较全面细致的勘察。冯先生应邀参加考察，并撰写了《炳灵寺石窟的历史渊源和地理环境》一文。根据石窟题记和有关文献的记载，他认为炳灵寺石窟创始于西秦乞伏氏王朝。最早的造像题记是魏宣武帝大代延昌二年（513年）曹子元的摩崖题词。他考订石窟年代为魏窟2龛10窟，唐窟85龛21窟，明窟1龛5窟。其中唐石窟群数量最多也最精美。虽然没有宋窟，但有西夏时期的摩崖和壁画，表明元代八思巴喇嘛教在此盛行。建筑是犍陀罗佛教艺术建筑与中国飞阁栈道建筑的结晶。保存下来的佛教壁画，反映了古代西北地区各民族的精神风貌、文化艺术内涵。

冯先生发现《水经注》中所记的唐述、时亮就是现在的炳灵寺。炳灵寺在寺沟峡，即古籍中记载的积石山中的唐述谷。不久，冯国瑞撰《炳灵寺石窟勘察记》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研究炳灵寺石窟艺术的专著，约3万字，1952年铅印出版。全书共分9部分，资料翔实，论证详尽，对炳灵寺作了全面考述，诸如炳灵寺之地理环境、石窟精华、造像、石碑、壁画等。该书将文献中有关炳灵寺的记载全部搜寻囊括，最后根据《法苑珠林》、《水经注》、《太平御览》、《元和郡县志》、《游仙窟》、《解学士文集》、《风雅堂稿》等典籍，考订炳灵寺石窟创建于西晋太始初年（265年左右），在国内诸石窟中为最早者。尤其是陇西秀才王荷泽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写的《游灵岩寺记》，记载了当时大佛的有关情况，据此推断大佛阁被毁于康熙十九年以后。

冯先生还对寺名进行了考证。名称最早产生在晋初，羌语曰“唐述谷”或“唐术”，即“鬼谷”之义。唐时名龙兴寺，宋名灵岩寺，藏语“十万”曰“炳”，“佛”曰“灵”，“炳灵”，为十万佛之义。这一观点今日已成共识。现在根据石窟和有关文献考订，在唐代龙兴寺和灵岩寺两个名称交替使用，并非宋代才称灵岩寺。

据有关文献记述，冯先生著述尚有《陇南金石记》、《成纪李氏族系考》、《陇南耆旧传》、《李广故事》、《诸葛故事》、《赵壹集》、《仇池记》、《羲台志》、《力学庐书目》等多种，1962年郭沫若先生索取其遗著50余种，至今下落不明。

冯先生的著述，主要集中在民国时期。1949年以后，随着文化环境和政治环境的变化，他和很多知名学者一样，才华和勤奋都成为人生的罪过与累赘，好在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我们可以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中和远去的贤人对话，将他们未竟的事业进一步发扬光大。

（作者系甘肃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

注：征集到的同类稿件有丁楠先生《陇上学者冯国瑞先生著述考》、王锷《冯国瑞先生著述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