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第一人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的拓荒者

胡承祖

麦积山石窟，作为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现在已经享誉中外，并被中外学者誉为“东方雕塑馆”。麦积山石窟以其悠久的历史，以其无与伦比的泥塑与壁画艺术，以其在中国石窟寺中绝无仅有的人文主义精神，也以其孤峰拔地而起，洞窟密如蜂房，栈道曲折连天，松涛与蓝天相映，绿树与红山交辉的绮丽景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吸引着五洲四海的旅游者观光，吸引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吸引着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海内外学者相继不远万里前来考察研究，寻幽发微，钩古稽沉。

作为一个麦积山石窟的研究者、管理者，也作为一个冯国瑞先生的后学，更作为一个早在四十多年前就接受过先生耳提面命、亲自教诲的学生，我有义务就先生对麦积山石窟的巨大贡献作一回顾。

冯国瑞手迹

一、麦积山石窟的第一位勘察者

麦积山石窟在上世纪40年代之前，一直是隐藏在陇山莽莽林海中的一颗艺术明珠。尽管历代所修地方志中多有提及，并被列为“秦州八景”或“秦州十景”之一，但大多只是对其秀丽景色、奇峻景象泛泛描述，时人并未认识到它的历史价值、宗教价值、考古价值和美学价值，因而寥寥数语，且语焉不详。加之道路不通，年久失修，栈道塌毁，凋敝残破，因而人迹罕至，一片荒凉，仅瑞应寺中有几位僧人赖寺田聊以维持并不兴旺的香火。当时的景象与杜甫《山寺》诗中“野寺残僧少，山园细路高”的情景并无二致。1941年先生由重庆返归故里，在抗日战争的炮火声中埋头整理地方文献。就在这时他搜集到有关麦积山石窟的不少历史资料。这些散见于史籍与地方志里的资料，引起了先生的极大兴趣，并产生了实地考察麦积山石窟的愿望。1941年农历四月初八日，麦积山传统庙会时，先生邀约地方同好赵绍祖尧丞先生、胡宗珩楚白先生、聂友莳、张自振、冯国珍等6人，由甘泉乡西枝村出发，徒步入山考察。考察期间，先生一行经历了极大的艰辛，克服了重重困难，日与樵夫同行，夜与山僧为伴，寂静的深山中耳听山风与野狼的嚎叫，漆黑的夜晚里与青灯古佛同眠。当时的木质栈道经千百年风雨的侵蚀，早已是时断时续，行走时吱嘎作响，艰危之处不得不手脚并用。然而先生与同行者依然以对乡邦文物的深厚感情，对先人遗产的执著厚爱，对桑梓历史的一往情深，攀危崖、探幽洞，获得了麦积山石窟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这次考察活动，是麦积山石窟开窟一千五百多年来第一次由一批具有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对石窟文物进行的具有开创意义的科学考察，对麦积山石窟以后以至未来的研究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为1951年和1953年西北文化局和中央文化部的两次大规模勘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先生一行不畏艰险、历经磨难、甘于吃苦、勇于奉献的精神，勇于追求、富于创造、勤于探索、长于思考的高尚风格也为以后和将来麦积山石窟的研究者树立了楷模。

二、麦积山石窟的第一部研究专著的撰写者

冯国瑞手稿

麦积山石窟不同于敦煌莫高窟，也不同于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的一个重要之处，在于它在历史古籍中缺乏比较完整系统的记载，石窟自身也没有比较完备的历史文献，甚至连古代保留下来的题记也很稀少。这给麦积山石窟的研究工作带来了很难弥补的先天缺憾和不足，至今仍影响着麦积山石窟的深入研究和对外宣传。

先生就是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挺身而出，写出了历史上关于麦积山石窟研究的第一部学术专著《麦积山石窟志》，从而成为麦积山石窟研究的第一位拓荒者。

这部专著的产生源于1941年先生对麦积山石窟的首次实地考察。考察中看到的石窟文物，其历史和艺术价值使先生感到从未有过的心灵震撼和视觉冲击。回到家中以后，先生夜以继日，查阅古籍，寻幽探微，稽古钩沉，奋笔疾书，仅用不足两个月的时间，就编写完成了一部在麦积山石窟研究史上具有难以估量价值的《麦积山石窟志》。在当时西北地区出版印刷业极其落后原始的情况下，先由邑人书法家陈柳洲先生恭楷缮写，然后由陇南丛书编印社石刻印行。限于经济上的困窘，当时仅印刷了300册，如今留存于世的这部著作的初印本已经是难得一见的珍品了。尽管印数如此之少，可是一经发行便不胫而走，并在学术界引起了相当普遍的关注。当时在国内很有影响的《大公报》、《益世报》、《燕京学报》都以重要位置先后对此作了专题报导，在学术界具有权威地位的《说文月刊》第三卷第十期并予全文刊发，使麦积山石窟在学术界受到空前重视。已故的北京大学考古系著名教授阎文儒先生就是看了先生的这部专著之后，下决心克服重重困难，于40年代中期专程由北京来麦积山石窟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在后来编著了《麦积山石窟》这样一本论文专集的。

如何认识和评价先生所著《麦积山石窟志》，我以为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

1.《麦积山石窟志》是国内第一部对麦积山石窟的历史沿革、发展进程、史实史迹、造像风格、壁画艺术、建筑形制、石刻摩崖等内容进行科学考证、翔实介绍、分类论证的专著。由于先生学识之渊博，学养之深厚，对地方史地文献研究之透彻，所以书中对麦积山历史沿革之考据与论述引经据典，言必有据，具有极强的说服力。特别是关于西魏、北周两代麦积山石窟开窟造像历史的考据和散花楼北朝藻井壁画的分析论证，精辟详尽，字里行间透出先生关于历史、艺术、考据之学的深厚底蕴。又如先生在书中对麦积山石窟的考证，不仅就麦积山本身进行研究，同时列专章对麦积山石窟与甘肃境内其他石窟，特别是敦煌莫高窟、永靖炳灵寺石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比较研究，从而探索甘肃境内主要石窟之间的异同。这种比较研究的科学研究方法，兴起于20世纪中叶以后的西方发达国家。而先生于此前已率先采用，其研究方法之缜密与科学由此可见一斑。

2.《麦积山石窟志》第一次对石窟文物进行了科学统计和断代研究。麦积山石窟自开窟造像至上世纪40年代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其间佛教艺术造像自北魏至清历经12个朝代，迄无间断。先生《志》书以前，未有前人对历代造像进行断代分类和科学统计。自南北朝文学家庾信作《佛龛铭》以来，杜甫有《山寺》之作，明、清两代更有众多骚人墨客寻幽访古，赋诗吟哦。但历代文人之作大多侧重于表现风光之秀丽，山势之嵯峨，林海之苍茫，栈道之险峻。唯独先生之《志》书以一种严肃求真的学者态度，首次对麦积山石窟的造像、壁画和建筑以科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进行了断代和分类。特别是对史称“寂陵”的魏石墓和北周李允信所开上七佛阁的考证和论述，不仅为后来学者对“寂陵”的进一步考证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廓开了正确的思路，也创造了坚实的基础。对麦积山的石窟建筑艺术，先生首次在《志》书中与洛阳永宁寺同期建筑进行对照，并引用《洛阳伽蓝记》所载以之为证，极大地增强了说服力。先生在《志》中有一段极为精辟的论述：“西人盛赞希腊巴登农之石质建筑物，以为‘石类的生命之花’，环视宇内，麦积山石窟确为中国今日巴登农。”这里所说的巴登农即我们现在所称的古希腊巴比农神庙。先生的这一结论应该说是迄今为止对麦积山石窟建筑艺术最权威、最准确、最形象的评价。

3.《麦积山石窟志》第一次广泛搜集整理了麦积山石窟研究的有关资料。麦积山石窟研究至今相对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历史文献资料的匮乏；而先生早在60多年前就意识到这一问题，并亲自从事这一工作。《志》书中《艺文》一章共收集自唐至清有关文人诗词文章计11人20篇。除此而外，全书各章在论述中共引用历史文献资料达36种之多。这些文献为80年代麦积山石窟研究所编辑《麦积山石窟研究资料汇编》提供了极为可贵的线索，而且至今一直为中外麦积山石窟研究者所引用。《志》书文字并不洗繁，其搜求考据的科学精神，使我们读其书，想其人，先生堪为我们这些后学的楷模。

除《志》书而外，先生尚有《麦积山石窟大事年表》、《麦积山石窟题记》、《麦积山石刻文录》、《天水麦积山石窟介绍》、《调查麦积山石窟报告书》等多部关于研究麦积山石窟的专著。遗憾的是其中《麦积山石窟题记》及《麦积山石刻文录》二作已佚，实在是我们今天研究工作的极大损失。

三、麦积山石窟保护工作的第一位奔走呼号和身体力行者

麦积山石窟经历了一千五百余年的历史里程，其间有过它的繁荣与兴盛，也更多地记录着它的无奈与衰落。一千多年的风吹、日晒、雨淋，特别是历史上的十多次地震与明清以来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经济凋敝状况下逃荒避乱者和饥民在窟龛中的人为破坏，使得至上世纪40年代，这座千年古窟已是满目疮痍，惨不忍睹了。考察了麦积山石窟的先生，面对此情此景，忧心如焚。为保护这座丝绸之路上的艺术宝库，先生不遗余力地为保护工作奔走呼号，其古道热肠感人至深。40年代中期，先生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的艰难时势中先后多次向国民党元老及政要邵力子、吴稚晖、陈立夫等上书呼呈拨款保护；同时又先后向时任甘肃省主席的谷正伦、国民党西北行辕主任朱绍良以及邓宝珊将军等当面痛切陈述，以期求得当局重视。为了使当局加深认识，1942年2月，先生又偕刘文炳先生再次考察石窟，并为石窟编号、绘图，而后撰写《调查麦积山石窟报告书》，呈送甘肃省政府，以期求得支持，但终因时局等诸多原因而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直至1946年，为修建已经坍塌的东崖栈道，先生多次商洽于时任天水行署专员的胡受谦，终于争取到少量资金。在维修栈道的同时，由先生主持在瑞应寺北侧兴建了麦积山馆，供考察研究者起居。为使山馆增色，先生努力争取到由吴稚晖先生题写的“麦积山馆”题名。这块匾额悬挂于山馆檐前，至今观之，睹物思人，依然唤起人们对先生的景仰之情。(www.xing528.com)

于右任为麦积山题诗

1948年，当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逼近西北大地时，先生仍不顾战乱与艰辛，积极联合地方有识之士，成立了“天水麦积山石窟建修保管委员会”，多方筹集资金，以期对麦积山石窟开展全面的维修和保护。不久，即迎来了天水的解放。

解放初期，党和政府在百废待兴的时候，对麦积山石窟寄予了极大关注和高度重视。1952年10月，先生高兴地参加了由西北文化部组织，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先生率领的麦积山石窟勘察小组，参与了勘察、考证、摄影、测绘和重点临摹等工作。1953年7月，先生又以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加了由中央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组织的麦积山石窟勘察团，与吴作人、王朝闻、常任侠、罗工柳、邓白、孙宗慰、萧淑芳、张建关、戴泽、陆鸿年、吴为、程新民、张鸿宾等14位专家一起，风餐露宿，历时53天，完成临摹、特写和外景150幅，摄影1000余幅，石膏翻模19件，测量了洞窟92个，为洞窟编号192个。这次勘察是历史上对麦积山石窟的一次最系统、最科学、最详尽的勘察，为五十年多来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麦积山石窟馆藏文物的第一位捐赠者

1953年的勘察工作结束后，随即成立了麦积山石窟文物管理所，先生十余年来的心愿终于有了结果。欣喜之余，为了表示对麦积山石窟保护工作的热忱支持，先生将相当数量的家藏文物慷慨赠给麦积山石窟文物管理所。60年代初，先生身处逆境时，考虑到来日无多，再次向文管所进行了慷慨捐赠。这第二次捐赠与第一次捐赠时先生兴高采烈的心情截然不同。从第二次捐赠的《雪庐留客图》上先生的三首题诗中，可见先生当时困惑、寂寞、茫然、凄凉的心情。这三首诗总题为《题雪庐留客图》，诗云：

寒山相对意弥清，空谷足音忆旧盟。　　　

消释五千年块垒，林严深处情更深。　　　

一夜北风雪压庐，寂廖［寥］精舍又摊书。

新开经藏怜微愿，敢把路中拟野夫。　　　

阳阿晞发适闲怀，漠漠沉阳一霎开。　　　

几塌要居期谢朓，青山久待汝重来。　　　

诗中复杂而伤感的情怀，读之催人泪下。　　　

先生捐赠以书画及石刻拓片为主，特别是石刻拓片，自晋至民国，共143件；书画27幅。在这些捐赠中，有大量珍品精品。拓片中包括晋1件，十六国前秦1件，南朝梁2件，北朝15件，隋1件，唐29件，北宋9件，南宋3件，西夏1件，元2件，明6件，清27件，民国13件。这些拓片经故宫博物院碑刻拓片专家鉴定考证，绝大多数为精品甚至孤品，由于所拓时间较早，其质量、品相均优于现在同类拓片。如洛阳《龙门二十品》、成县《西狭颂》、王羲之《圣教序》等均为国内现存最好的拓片。所以故宫专家称，这些拓片足可以举办一个中型的高品位石刻拓片专题展览。

书画赠品中，仅名家书法作品就有董其昌条屏、翁同和立轴、刘尔忻中堂、王了望中堂、罗家伦对联等；名家绘画则有董其昌《秋日山水图》、黄公望《水流云在图》、赵雪堂《秋山风雨图》、张大千《观音图》等珍品。

于右任为冯国瑞题诗

这里有两件作品值得特别一提：

一件为珍贵的“法生造像碑”拓本。法生造像碑存于麦积山石窟，现存拓本亦为海内外之孤本。法生这位僧人曾在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中有造像，古阳洞中至今保存着北魏景明四年之《比丘法生造像记》碑刻。1953年勘察时，先生发现麦积山第127窟存有法生造像碑残碑，弥足珍贵，当时即制成拓片。这一拓片由先生携带，先后经郭沫若先生、吴作人先生、马衡先生、谢国祯先生、叶恭绰先生、丁希农先生、邓宝珊将军过目。这些著名史学家、艺术家等人均在此拓片上亲笔题写了考证和题记。现在这些先辈学人均已作古，拓片的历史价值、考古价值及文物价值则自不待言了。

另一件为先生捐赠之《西夏古佛图》。这幅绘画为绢本，设色。绘一坐佛，顶部绘有大型华盖，四周饰以璎珞，身后有圆形头光和背光，边缘绘火焰纹。佛方圆面形，体态丰满，两肩浑圆，细眉小口，双目下视，外披双领下垂袈裟，内着僧祗支，胸部半袒，手作说法印，结跏趺坐于莲座之上。其下为须弥座，绘二重单瓣仰莲。下绘海水纹。笔法工笔重彩，一丝不苟，极为精致。佛图右侧辕边上有张大千先生亲笔考证题记：“以安西榆林窟壁画证之，此帧当出西夏人手。西夏画传世榆林，莫高佛窟而外，他无闻焉。此嫌素者，甚其珍贵而不易得，视唐画尤为难也。癸未（1943年）冬过天水，仲翔道兄抵书，介弟耻斋命公子安石出观，欢喜赞叹，题名考上。蜀郡张爱。”大千先生的这一考释，足以说明这一藏品的文化价值了。

（作者系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