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国瑞纪念集：揭秘甘肃石窟艺术

冯国瑞先生发掘甘肃石窟艺术之业绩

丁　楠

冯国瑞先生为近世陇上一代文宗，邃深国学，博大精深，著述丰富，嘉惠后学，厥功最大。他一贯热爱祖国，热爱祖国文化艺术。他在甘肃境内发掘石窟艺术瑰宝，殚精竭智，披荆斩棘，开创了研究先河，对祖国文化艺术的发展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

冯国瑞为麦积山图题记（二）

石窟艺术导源于印度佛教。甘肃地处丝绸古道的东段，石窟建造起源之早、数量之多居全国首位。清末以来，敦煌莫高窟由于帝国主义的所谓“探险家”们发现和盗窃，各国学者陆续开展研究，才逐渐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莫高窟也就成为闻名于海内外的艺术胜境了。但是除敦煌石窟而外，在甘肃的其他石窟仍不为世人所知，寻幽探奇者绝少，潜心研究者更无。

一、麦积山石窟的发现、保管与研究

麦积山在现天水市麦积区东南25公里处，一山兀起，如农家麦垛之状，轰动世界的东方雕塑艺术之明珠麦积山石窟就在这里。过去，麦积山以风景名胜、林壑幽邃，成为“秦地林泉之冠”。明清以来，文人学士也曾探奇览胜，吟诗题字；还有善男信女、佛门弟子，前去拜佛烧香。如此精美绝伦的艺术宝库，却日渐残损坍塌，火烧烟熏，从来无人过问。

冯国瑞著作

1940年，先生由重庆归里后，和朋友整理地方文献，搜集到不少有关麦积山的资料，打算作实地调查，遂产生游山之意。1941年，趁农历“四月八”庙会之机，先生邀几个朋友，从甘泉入山，用“对证古今”的方式去找古迹。上山后，他们首先被遍布山岩的石刻、摩崖所震惊；七佛阁石柱和西墙壁上的题名更多，“石质造像，纵横上下，宛似蜂房户牖”，“其艺术之奇妙，远非龙门、云冈可比伦”，许多古迹都同书本对上了号；又在西散花楼第一次发现了精美的壁画和藻井，认为“种种庄严，伟妙绝伦”，这些壁画，古籍或前人题咏里根本没有提到过。先生喜出望外，后悔没有事先准备“毡椎之具”，很多地方因栈道焚毁，无法攀登。他只得和友人分别抄录石碑诸刻，不觉日暮，而无数摩崖伟迹，“非庋架浣剔不为功”。因地方不靖，他们就匆匆勘察了周围的地理环境，赶回甘泉。回家后先生翻阅群书，请友人张自振又去山中拓来碑刻多帧。先生带着对故乡历史文物和文化遗产无比热爱的真挚情感，用朴实无华的白描手法，不到两月，写成《麦积山石窟志》一书，凡两万四千余言。虽然石窟地处深山密林之中，人迹罕至，“而民国九年天水天主堂意国教士取去壁画多帧”。先生对帝国主义分子任意掠夺窃取我国文物的强盗行径，表现了无比愤慨和惋惜，不但口诛，而且实事求是地记述在这一书中，让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永远记住这一民族伤痕。同时他还提出修建保存文物的博物馆，“供世观览”的建议，以使麦积山石窟这一民族文化遗产不再变成莫高窟第二，成为帝国主义“探险家”肆意掠夺破坏的乐园。但是先生也看到我国人民历史文化知识的贫乏落后和国民党政府不重视文物古迹的现实情况，只能无可奈何地写道，这一合理的建议“只有俟诸异日”了。

此书脱稿后，由邑人青年书法家陈柳洲先生缮写，陇南丛书编印社印行。当时限于条件，此书只石印了三百本，但是不胫而走，流传海内，在学术界引起了普遍关注。《大公报》、《益世报》、《燕京学报》等报刊先后作了专题报导，《说文月刊》第三卷第十期全文刊载，以至于个别书目以及外文的译本都有有关麦积山和该书的介绍，麦积山之名始显扬于世。名流学者陆续到山中勘察、观光、摄影、绘图，将石窟誉为东方雕塑艺术之明珠、魂宝。

第一次发现麦积山石窟艺术的伟大，并且向国人第一次公布这一发现，以引起人们关注，这一举动已经是对麦积山石窟的莫大功绩；但是先生并没有就此停步，而是立即转入保护和继续发掘并举的更加艰难的阶段。

冯国瑞著作

先生为了设法保护石窟，几上兰州，给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邵力子、吴稚晖以及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等都去过信，打过报告；晋见国民党西北行辕主任朱绍良、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陈述自己对保护和维修石窟的意见，要求协助；同时给远在榆林的邑人邓宝珊先生去信，邓立即慷慨解囊，表示对家乡文物热爱之情。当时全国文化界人士抢救麦积山石窟的呼声很高，国民党甘肃省政府迫于无奈，只得于1943年命令天水中学校长范沁勘察石窟部位、绘图，并提出保管办法。1944年2月，先生即偕同刘文炳教授等人二次前往山中，将石窟部位编字共122号，每号详注说明，并作平面草图，写成《调查麦积山石窟报告书》，对麦积山文物保管提出了设计纲要，呈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他还从此自号“麦积山樵”，表示为石窟开辟草莱，以有生之年，与麦积山相始终。与人通信，信中也开始出现“山中”、“入山”、“还山”字样。这个“山”字，在先生思想深处，已成为麦积山的专有名词。先生甘愿为石窟的保护与维修工程贡献出一切，也第一次将家藏的宋元古画珍品多幅捐赠山中。

1946年，为规划东窟修补栈道围栏工程，先生几次游说当时天水专员胡受谦，于当年10月同往山中，修补了东窟卧佛洞到牛耳堂的栈道工程，约两月完成，并筑“麦积山馆”五楹，请国民党元老、篆书家吴稚晖题写馆名。现在根据先生手订的《麦积山石窟大事年表》看，先生还于此时辑有《麦积山石窟题记》、《麦积山石刻文录》等稿本，沧桑变迁，经周贞吉以及先生门人到处搜访，已荡然无存了。

1947年2月，经过游说，先生与天水县长等人同去山中，与僧人本善谈话，并请到当地木工文得权先生，“挟长板，架败栈间，递接而进，至穷处，引索攀援”，乃发现西崖的北朝巨洞。先生认为宋人《玉堂闲话》所载的“兹山西阁之万菩萨堂甚伟丽，盖即指此洞也”。先生“欢喜赞叹”，因名之曰“万佛洞”，并立即用瘐子山《麦积崖铭》原韵为《万佛洞铭》一篇，计划勒石山中。同时为文得权先生即席书写中堂及对联各一，其对联曰：“洞窟猿升山上下，莲花鱼戏叶西东。”对文得权先生不畏艰险，在百仞悬岩上发现北朝洞窟的奇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原字画存文得权后代家中，新版《山志》插页中有原件照片。）

1948年，先生倡议并联合地方人士成立了“天水麦积山石窟建修保管委员会”，拟订补建计划，结果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1949年8月，随着天水的解放，石窟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先生“俟诸异日”的愿望已经成为现实。(www.xing528.com)

1953年7月，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组织麦积山石窟勘察团对麦积山石窟进行勘察。一行14人，成员有吴作人、王朝闻、常任侠等，吴作人任团长，先生也以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身份参加。团员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在无可凭借的地方用大绳索坠入洞内，或自下援绳而登，进行勘察，共计53天。这次勘察收获很大，冯先生也随团到了北京，继续做资料的整理工作。当时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先生也约见了先生，对他发现、保护和勘察麦积山石窟之功绩作了高度评价。他写的《麦积山石窟大事年表》和勘察团的报告书一起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2期。以后专家们对石窟的研究、发掘逐渐深入，视野也逐渐扩大，但写到历史渊源时，很多人仍以先生的考证为依据。他的学生陈守忠先生在《甘肃古代史》一书中，也如实地作了叙述。而先生仍然继续深入研究，不遗余力。先生对麦积山石窟艺术的发现、维修和研究之功是不朽的。

1957年以后，先生身处逆境，仍然心向麦积，情不能已。每有乡亲去兰州探视，先生必先询问保护维修情况；1960年，他特命儿孙将天水故居所存的文物（宋元以来古画、古器）五大箱悉数捐献给麦积山文管所；1961年初春，先生已身患重病，卧床不起，但当听到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麦积山石窟正式被列为一级保护单位时，情绪激动异常，跃然而起曰：“素愿已偿，我将瞑目了！”

二、炳灵寺的发现与勘察

早在1941年，先生在《麦积山石窟志》中就提到河州（今临夏）的唐述、时亮二窟，“今已不知其所在”。

1951年秋，冯先生参加临夏分区的土改工作，并进行古迹名胜及历史文物的勘察，才知道了唐述、时亮二窟，就是现在的炳灵寺。在甘肃省委副书记孙作宾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先生完成了炳灵寺石窟的首次勘察工作。

这次勘察，停留时间极短，但大家分别勘察、记录、摄影，遗漏的并不太多。不能到的洞窟只能在望远镜中“高瞻远瞩”了。

这次勘察，发现西晋太始初年（265年左右）的历史文物遗产，在国内诸石窟中，年代算是最早的，虽然残破的情况比天水麦积山石窟更甚，但是还存在不少的丰富实物和宝贵资料，解决了多年所怀疑的问题。详细情况有先生手著的《炳灵寺石窟勘察记》出版行世，此处不再烦述。

《炳灵寺石窟勘察记》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全面地研究炳灵寺石窟的专著。全书约3万余字，资料丰富，论证详尽，学术价值很高。书中载石窟照片24幅，文物照片8幅。全书共由9部分组成，对勘察所得作了全面论述，诸如炳灵寺之地理环境，石窟中尚存之造像、石碑、壁画等。尤可贵者，先生将文献中有关炳灵寺之记载全部录于此书，为后人研究提供了方便。此外，还对石窟周围的一些古迹如老君洞、元塔加以考察和论述；对石窟的历史沿革也作了详细考证，确定此窟建于西晋太始初年；最后提出了整理和保修的初步意见。

在《炳灵寺石窟勘察记》中，有三段历史考证最为精彩。先生首先慎重选取了历史古籍中有关唐述石窟的记载，然后再与当时的实际状况一一对证，最后才下了论断。这种谨慎的研究态度，给后学树立了良好的楷模。他根据《法苑珠林》卷五十三、《水经注·河水》和《元和郡国志·积石山》等古籍记载，对现在炳灵寺的地理位置、水流、凿窟、造像、建塔时间及题记、石刻碑文等，作了详细勘证，一丝不苟。例如炳灵寺的名称，最早为晋初时羌语中所说的“唐述谷”或“堂术”，即“鬼谷”之义，唐时名龙兴寺，宋时名灵岩、炳灵寺。藏语“十万”曰“炳”，“佛在地区”曰“灵”，炳灵即十万佛峡之义。这一点，已为海内介绍炳灵寺石窟艺术的专门书籍所公认和引用。

1952年新华社西安9日电作了题为《甘肃永靖县黄河北岸的山峡中发现古代建筑的石窟》的报道，对冯先生这次勘察，评价很高。随即由中央文化部、西北文化部、敦煌文物研究所联合组成勘察团，作了全面普查勘察，写成勘察报告，编号共124窟。这是冯先生挖掘甘肃境内石窟艺术的又一个重大贡献。

三、武威境北凉创始石窟及西夏文草书墨迹与各种刻本之发现

1952年冯先生到河西参加土改，并调查文物。关于河西历史古迹——凉州石窟，他发现《广宏明集》、《寰宇记》、《法苑珠林》等书上都有记载，其中以《法苑珠林》记载较详。先生根据这些历史记载，实地勘察了凉州石窟。石窟在武威南100华里张仪区天梯乡天梯山西崖边沿。前面设有天梯小学，冯先生从学校教师及喇嘛口中了解到许多故实。石窟经1927年地震，损坏很大。经实地勘察，石窟群中间存在的大佛洞原有9层楼高，早已塌毁。现存大佛，和敦煌石窟盛唐130窟大像相似。左右立阿难、伽叶、文殊、普贤等像，认为是北凉创始，距今1500余年了。还寻见明正统九年《重修凉州广善寺碑铭》。

意外的收获是于大佛洞木建椽孔内，寻到西夏文草书墨迹及各种刻本。这是西夏人重修的证据。经整顿后分类。一，墨迹：草书文牒、楷书残经22行。二，小型刻本：楷书19行。三，大型刻本6行，每行17字，与灵武发现之西夏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相同。双栏存13页。按，西夏经国300余年，其极盛时，据有22个州郡，凉、甘、肃、沙、瓜皆在其中。西夏文墨迹，除安西榆林窟题证外，尚未见楷墨如此新的草书。各种刻本，也是前所未见。这一发现对于少数民族各体文字及版本的研究，无疑是一项极珍贵的材料。

这次考察归来，冯先生撰文《记武威境北凉创始石窟及西夏文字草书墨迹与各种刻本》在《甘肃日报》上发表（见《甘肃日报》1952年6月14日第3版），引起各方面极大的反响与注意。

冯先生在解放前后，特别是解放后能以极大的毅力，殚精竭智，在发掘甘肃境内诸石窟艺术方面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我认为首先是因为他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文化艺术的深厚感情使他能不畏艰险，披荆斩棘，以探险家的精神探幽发微，使湮没千年的艺术瑰宝重新光照人寰。其次，他具有高深的文化艺术素养和精确的鉴定功夫，在他所到之处都有创获和发现，绝不与祖国瑰宝失之交臂。再次，他有着精确的考证学风和认真的研究态度。每次实地勘察，他都结合典籍记载，详加对证，与典籍相合者加以肯定，与典籍不合者予以纠正。这在他的著述中，随处可见。这种认真的科学态度，尤为难能可贵。今天我们纪念冯先生，要继承他的事业，学习他这种高尚的精神，在弘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