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国瑞先生学行简述及学术成就与贡献

冯国瑞先生学行简述

张举鹏

冯国瑞先生幼年受业于前清进士任承允（文卿）、翰林哈锐（退庵）之门。青年时期入国立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得海内著名学者吴梅、罗振玉、商承祚、胡小石等指导，凡金石龟甲、考据、词曲都有师承。接着考入清华研究院，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吴宓学，梁启超誉之为“美才”、“奇才”。

1929年毕业后回甘肃，受聘为甘肃通志局分纂。

1930—1935年任青海省通志馆馆长、省政府秘书长、代理省主席等职。

1939年起，任东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兰州大学等校教授，西北图书馆（今甘肃省图书馆）编纂。

1949年兰州解放后，任甘肃省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甘肃省政协委员、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职。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1年摘掉帽子，1963年病逝兰州。（有《年表初稿》可参考）

关于先生在文化学术上的贡献及在甘肃学术界的地位，就我所知，作一介绍。

冯国瑞手书著作封面

一、在学术上的成就和贡献

先生天资颖悟，才华横溢，勤奋好学，博闻强记，在文化学术上造诣很高。

先生的著作和文论很多，除有50多种著作稿本已于1962年由郭沫若派人取去，至今下落不明外，据邑人胡圭如目前搜集到的资料看，已经刊印行世的著作8种，文论21篇，有目无书者8种。

已行世的8种著作中，有关考古和辑存秦州遗书的，有《秦州记》、《天水出土秦器汇考》；表彰甘肃乡贤，辑录甘肃乡贤文献的，有《张介侯先生年谱》、《守雅堂辑存》；有关甘肃石窟的发现与勘察的，有《麦积山石窟志》、《炳灵寺石窟勘察记》；诗集有《壮游草》、《绛华楼诗集》等。

文论有题跋6篇，考古及考证8篇，有关石窟艺术的7篇。

此外，近来陆续在各种报刊发现和有心人收藏后影印捐赠的手稿，计诗词200余首。其他题跋、考释、考古、信札、随笔约有40余篇。

先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在考古、训诂、历史、古典文学、诗词等方面都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对甘肃石窟艺术的研究、整理和挖掘进行了开拓性的劳动，有着突出的成就和贡献，为甘肃的文明和文化史增添了光辉篇章。其书法遵北魏，得《龙门·始平公》精髓。中年以后，参以章草笔意，注重整体结构，凝重厚实，直逼汉魏，笔酣墨饱，但又流畅轻松，朴中见秀，飘然不俗。有时也作篆隶，篆书宽博舒展，饱满圆润；隶书骨肉匀停，豪迈清新。至今片纸只字，人争宝之。间亦作画，疏笔淡墨，远水秋山，韵味无穷。清进士、书画家范禹勤认为先生之画，在甘肃文人画中有一席之地。

先生已出版的著作，有专家教授撰写的专文进行评述，兹不复赘。这里只想浅谈一下《秦州记》和《天水出土秦器汇考》，想从这一点上窥知先生的学术成就。

公元5世纪，南朝刘宋南郡王从事郭仲产（？—454）著有类似地方志的《秦州记》一书（按，晋朝的秦州，领域甚广，淹有6郡24县，包括今天水、临夏、定西、陇南等地区及陕西千阳、陇县等地）。此书对这些地区的风土民俗、地理沿革、山脉河流、物产名胜等都有记述。唐朝著作家、注释家写到甘肃时都以此书为主要依据，所谓“断简零缣，群书引证”。以后迭经战乱，此书即告佚失。为了复活这部名著，先生从北平求学时代起，就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史籍中不断地搜集遗文，抉微钩沉，积14年之久，到1941年才纂缀成书。每条之后，先生都加了按语，广引群书，对原文作了精详考证。这样，先生的笺注竟比原书多5.7倍，实际上是先生的一部力作，为后人研究甘肃历史地理提供了宝贵资料。成书后经于右任、吴稚晖审阅，他们分别为该书题写了书名，认为在复原前人原著的书中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这里试举两例，以说明此书之价值。

其一，关于上邽的位置问题。上邽到底是在清水，还是在天水，历来天水修志学者各有解说，莫衷一是，但解说多不能尽如人意。冯先生在《秦州记》中的注释，要言不烦，引证精辟，论据充分，使人信服。从近几年放马滩出土的木板地图残片看，先生的论据基本符合历史事实。虽然只是一个地名的考释，却为尔后的修志工作者和文史工作者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和史料依据。

天水南郭寺石刻冯国瑞书杜甫《秦州杂诗》

其二，杜甫在《秦州杂诗》中有“藏书闻禹穴，读记忆仇池”的诗句。其中“禹穴”在何处，历来笺注家各有解释。有的说在河南，有的说在陕西洵邑，有的说在浙江绍兴的会稽山上，也有的说指禹的出生地即今成都。于是有的笺注家以此为根据，说杜甫在这句诗里透露了他要去四川的打算。事实上杜甫来天水，是为了避乱与求食，下一步去哪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寓流同谷（今成县）以后，因衣食仍然无着，他才决定入蜀的。诗中的“禹穴”和“仇池”这两个地名，只是杜甫在贫病交加的情况下，强打精神，故作旷达闲适罢了。那么禹穴到底在何处？冯先生广征博引，据《水经注》引《秦州记》的记载，确认“禹穴”指现在永靖县炳灵寺石窟。《秦州记》说，那里“河峡崖旁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丈……；西二里，有时亮窟，高百丈，深三十丈，藏古书五笥”。又据《嘉庆统一志》载，河州有折桥，在州东十里，两岸禹凿石迹尚存。同时大禹治水，曾“导河积石，至于龙门”。炳灵寺在积石山上，所以炳灵寺石窟也叫“禹穴”。杜甫当时身在秦州，自然听到了这些传说，读到一些记载，见诸吟咏了。这在《秦州记》的按语中，冯先生已有简要笺注。此书当时只石印三百本，流传不广，冯先生便在1953年勘察炳灵寺石窟时重申了这一观点。天水师专副教授李济阻等先生在《杜甫陇右诗注析》一书中，首先引用了冯先生的观点。

秦公簋（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照片

《天水出土秦器汇考》一书，系先生对天水解放以前曾经先后出土的先秦文物（秦公簋、秦公钟、秦车等）及其铭文考释的汇集。书成于1944年，是他在考古学领域里很有分量的著作之一，当时已经为国内外专家所肯定，也是他“平生癖嗜耽金石”诗句的有力注脚。天水出土秦器中最有名的即人们常提到的“秦公簋”。簋是古代盛食物或祭祀用品的圆形器皿，秦公簋是一件与“毛公鼎”、“散氏盘”齐名的青铜器制品，为研究先秦时期天水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冶炼技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于1917年在天水一农民家中出土。冯先生发现后持簋器的拓片（摹本）及铭文拓片在北平、重庆请一些专家鉴定。王国维认为是秦德公时（前677—前676）物，马叙伦、罗振玉认为是秦文公时（前765—前716）物，郭沫若认为是秦襄公时（前777—前766）物。而先生根据簋的质量、出土地点，并参考古籍，认定绝非秦景公（前576—前537）以前之物也。虽然如此，先生为了慎重起见，仅将其命名为“秦公簋”，并将铭文逐一释成现今通用汉字。盖铭、器铭共105字，大意是秦公为其先祖歌功颂德，以便巩固政权之作。先生认为铭文书法瘦劲大方，有流动感，秦统一六国后所做的诏版、权量文字以及小篆书体，都是从这里发展而来的，在秦国书体的发展中起承前启后的作用，在我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一观点已经为海内学者所接受，并且确定秦公簋为景公时产物。

此簋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因为手头暂无此书，仅凭解放前后先生口述，事隔半个世纪，加之我不懂古物考释，现只能谈到这里。这也说明先生缜密的科学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了清末民初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和文物训诂学，对我国学术研究作出了新贡献。

冯国瑞书法

二、对古典诗词的继承和创新(www.xing528.com)

在我国历史上，诗人多不屑于考据之学；专心考据、训诂的学者，一般不善写诗，或者写出的诗没有韵味。清代诗人王渔洋曾谈到，他的一位老友“于九经注疏悉能成诵”，但不善为诗，说：“老夫每欲效颦，则汉高祖、唐太宗追逐笔下矣。”冯先生首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是考据家、训诂家、石窟艺术家，但同时又是甘肃享誉甚高的诗人，在诗词领域也取得了开创性的功绩。这样的学者，在甘肃学术文化史上是不多见的。先生诗作大部丢失，已无法窥见全貌，但从现存的近四百首诗词中，我们完全可以说，他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是匠心独运，另具特色的，而且在继承前人诗歌优秀传统的基础之上不断开拓、创新和发展。先生在西北师院任教时，每有新作出现，同学争相传诵。其所作诗词或刚健雄浑，沉郁顿挫；或清新明快，涧底流莺。特别是先生受到不公正待遇后，意志并未完全消沉，在其诗歌里，仍一如既往地倾泻出热爱新中国，歌颂甘肃人民建设热情的思想感情。

先生热爱我国文学传统，对诗无所不学，但不被古人所拘囿，学《诗经》、《楚辞》、唐诗、宋词，都能得其神而不袭其貌，推陈出新，无斧凿痕迹。元稹尝称杜甫的诗是“盖得古人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者”，把这种评价移用到冯先生的诗词成就上，我认为是确切不易的。也只有像先生这样虚心地向古今诗人学习，取长弃短，敲字炼句，才能达到那种炉火纯青、出神入化、恰到好处的境地，才能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

典故入诗，是以前文人的积习，先生也未能免俗；但是他却能做到典而不拗，古而不奥，读起来更能增淳厚典雅之气。特别是绝句、小令，清词丽句，朴素白描，朗朗上口，情趣盎然。从这里也可以窥见先生在诗词上的真功夫。下面引一首先生在1957年春的作品：

双调江城子·与杭州吴朴同游小西湖

杏花村馆柳条青，夕阳明，照边城。尘起沙飞，堤上共闲行。笑指钱塘江口路，天莽莽，大河横。芦根蝌蚪几时生？蛙初成，为谁鸣？两岸风光欠个小舟停。难得西泠桥畔客，来此际，过清明。

冯国瑞书法

小西湖在兰州，濒临黄河。千古诗人面对黄河，都会激发起他百丈豪情，吟出最激越高亢的调子。但是先生一反其意，用较短词牌，写得明白如话，悠闲安适。写眼前景物，是那样自然妥帖，造句如行云流水，让人好像目睹先生正在与多年不见的老友谈心对话，亲切异常。比起前人来，这已经是另辟蹊径，有所创新和发展了。只这一首词，足令我们细细咀嚼，在继承创新，开拓诗境上一提千醒了。

旧诗的句型和句子的数量都因诗体不同而有不同的限制和规定，但先生作诗，并不是强拼硬凑、矫揉造作，或者无病呻吟、故弄玄虚，而是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对学生的作业，他重视现场批改，旋改旋讲，务使学生有所收获。有时他只改换一字，便有点铁成金、变废为宝之妙，非诗家老手不能有如此功力。他作诗似乎意到句成，信手拈来，不费什么功夫；但如果细细品味，就会发现他的每一首诗，都经过精心锤炼，反复推敲，抓住了作诗的个中三昧。这就是他经常说的“辞断意连，粗细相对，顺其自然，刻意求工”。现在看，这应当是初学作诗的十六字真言。虽然说的是表现技法，但也是遣词造句、构意表情的基本诀窍，再加上诗人洞察入微的观察能力和敏捷的形象思维，就可以作出如火如荼、激情充沛、感人肺腑的诗句来。

先生虽然是位学者，但是他六分之五的时间生活在旧社会，经历了清朝统治、军阀混战和国民党政权。在如此的社会环境中，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如果不关心生活，不面对现实，不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而是将自己锁在象牙之塔里研究学问，这是不可想象的。在已经搜集到的先生诗词中，有二十多首是反映先生对苛捐杂税压榨下劳动人民的无限同情，对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的失望和抗议，对汉奸傀儡的唾弃和对抗战胜利的决心和信心的诗篇。这些诗，虽然只占收集到的十分之一，但是应该说，其中所表现的是我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品质，也是他的思想最升华、最闪光的地方。这些诗篇的确可以照出这位爱国主义诗人的灵魂。因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引用诗句。笔者正在对先生现存遗诗进行整理和校对，将来出版后，各位可以阅读、欣赏和评价。

三、治学方法

“同中观异，异中观同”，这是梁任公的治学方法，冯先生不止一次地述说过。他说，梁先生认为研究学问要在“同中观异，异中观同”，要运用归纳法、统计法，“鸟瞰”和“解剖”相结合。笔者认为这种方法是朴素的认识论。因为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就是在事物共性中识别它的个性，积个性而成为共性，也就是从普遍到特殊，再从特殊到普遍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冯先生首先身体力行，特别在麦积、炳灵、莫高三大石窟的综合研究过程中，就是用这种“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的认识论得出了很有价值的科学结论。

冯国瑞题诗

例如，过去研究敦煌艺术的人，总是生硬地要说它与古代印度的犍陀罗艺术一脉相承，或者说是融和的，甚至说在某些地方还存在西方作风。冯先生经过几次实地勘察，并与麦积山石窟艺术及陕西彬县的大佛艺术精心比较（以后又和炳灵寺石窟相比较），认为敦煌莫高窟始建于晋代（366年），而麦积山石窟的建筑时代比敦煌更早。因而“这一艺术传统，可能是由晋、魏、北周、唐的政治中心长安附近的彬州、天水、炳灵寺发展到敦煌，而不可能由敦煌倒回来到关内。根据敦煌武周写经时，题尾注明由长安写好送去的材料，以及中唐帝王及侍臣的壁画，很显明地与阎立本《历代帝王图》是一脉相传的”。他接着说：“固然，在东西交通的枢纽关系上也吸取了不少的外来艺术作风，但毕竟掩不了自己的传统。”他认为“自己的传统”就是“我们祖国劳动人民不断创造优良传统的代表作品”。同时他还从麦积山石窟、敦煌莫高窟两大石窟艺术所在的石质构成和地理环境上进一步作了比较研究，然后得出了麦积山石窟以建筑艺术为其主要特色（例如“七佛阁”是全国现存的石窟中凿有窟廊建筑形象的最大的一个洞窟），莫高窟则以壁画艺术为其主要特色（现存的壁画有4.5万平方米，都是精工细描，气象万千，其所存数量之多也是我国石窟艺术之最）的结论；并在对造像、建筑、壁画、背光（佛光）等方面的艺术特色作了比较以后，认为莫高石窟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来自麦积山石窟艺术，均有脉络可寻。当然，我国石窟艺术到底是西来的，东来的，还是东西混合的，当代学者正在深入研究；但是从先生的观点里，说明他对我国人民创造性劳动成果的歌颂，对于祖国石窟艺术事业的热爱，也是对当时蔑视中国文化艺术遗产的“全盘否定论”或“全盘西来论”者的一个有力回击。

对中国石窟艺术作综合比较研究，从而发现其中的异同，以求得我国石窟艺术的来龙去脉，这是近年来才兴起的一门新兴科学，冯先生却在20世纪40年代首先着手进行，50年代初写成论文，而且颇有创见和收获。对此不能不为冯先生的魄力和远见所折服。冯先生不仅在发掘、保护石窟艺术中有着杰出贡献，而且完全可以公允地说，他是用科学方法对我国石窟艺术作比较研究，为我国比较石窟学披荆斩棘、开辟草莱的奠基人之一。

冯国瑞赠题遗墨

先生的治学方法是在深厚的国学基础之上，吸收近代科学的考证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决不满足于比勘文字，对证材料。更重要的是除一般史实的考据外，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和实地调查，即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某一事物是否存在和发生以及发展变化的情况，以求得历史的真相。

在勘察炳灵寺石窟时，先生熟练地运用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首先慎重选取了《法苑珠林》、《水经注·河水》、《元和郡国志·积石山》等历史典籍中有关唐述石窟的记载，然后再与当时的实际状况一一印证，最后才下论断，与典籍相合的则加以肯定，与典籍不合的则予以纠正。增补缺漏，互相印证发明，把文学、历史、考古熔于一炉的治学方法，这在他的著述中随处可见。对这种认真的治学态度和严谨的治学精神，我们只能是高山仰止、奔逸绝尘了。

四、对于家乡文化的贡献

冯先生生在这片深厚的黄土高坡上，对黄土地，对祖国灿烂的文化，对家乡，大至麦积山石窟，小至故乡的一草一木，他都有着深厚的感情，甚至倾注了心血。“小团庄外听麦枷，李广坟前噪暮鸦。秋水纡回无限意，双堤祠废梦黄花。”这是他1934年之作，字里行间，流露出绵绵乡情。因此，他也时刻不忘给家乡办好事，以实际行动来寄托他剪不断，理还乱的思乡之情。在这里，只谈两件至今鲜为人知的事。

①现在陕西各州各县志书约五千余册，完好无缺的全国只有两套，都是珍善本，而且用精致的木函套装。一套藏陕西省图书馆，一套藏天水市图书馆。其来历如此：1937年春，冯先生应当时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之聘，从北平去西安，担任省政府顾问之职。6月，邵力子调南京任职，先生随后也到南京。适抗战爆发，敌机到处狂轰滥炸，西安时在威胁之中。邵氏在西安藏书以陕志、佛经、道藏为主，约五万余册，为了免遭空袭，起初打算藏于陕南某县山中，经冯先生陈说利弊，遂决定抢运天水。10月，先生衔命返西安，在孙蔚如、杜斌丞协助下，亲自护送藏书，安抵天水。到天水后，他复与邵力子往返函商，希望将书全部捐赠天水，“使天水士民披读感激，知所奋进！”并给于右任、吴稚晖等人去信，请其从旁劝说玉成。最后邵氏同意捐赠。冯先生大喜过望，即与地方当局协商，将设在水月寺的民众阅览室扩大为天水图书馆，辟“邵力子先生纪念室”贮藏，以纪念他慷慨捐赠图书之功。先生并在馆中埋头考订整理这批藏书，约三阅月而成《力学庐书目》一册。

②对于“双玉兰堂”的修建。在天水东南30公里的甘泉镇，有两株玉兰树，树干参天，枝叶繁茂，每当春末夏初，玉兰花开，游人如织。郭沫若曾说这是全国最大的两株玉兰树。冯先生从杜甫流寓秦州的诗里，考证出现在生长玉兰树的地方，乃唐时太平寺，其旁有泉，清冽甘美，即杜诗所称的“太平寺泉眼”。20世纪50年代初，他即向当时甘肃省长邓宝珊建议，希望能将这一与杜甫有关的名胜古迹设法保护起来，建亭悬挂杜甫画像供人瞻仰。邓虽然竭力赞成，但建国之初，百废待兴，遂只答应为古太平寺题写匾名。经先生建议，定名为“双玉兰堂”，并商定由邓请白石老人画杜甫行吟图立轴一幅，国画家陈半丁画双玉兰立轴一幅，先生作文以记其事。1955年冬，榜书也由白石老人写了，他还面允“行吟图”正在构思。1957年拿到兰州时，先生开始身处逆境。我即送请先生过目，先生观赏很久，欣慰之情，异于往昔。他说，四字铁画银钩，古峭峻拔，当为老人书法中不可多见之珍品。说罢，凄然泪下。后白石老人逝世，“行吟图”未画成，而天水热心人士补成了此图，邓宝珊、吴鸿宾、范振绪等人在画上都有题诗和赞语，只有冯先生已不可能再题诗和作记了。邓每谈起这事，不禁感慨系之。榜书系1960年张自振（甘泉农民，先生的世交）激于义愤，出资刻制悬挂的（其中曲折情况，我将专文记述）。1961年，先生摘掉帽子，回到天水，在张自振家生活了一个时期。张领他去双玉兰堂，先生写了《双玉兰堂纪事长诗》，认为白石老人的题榜“书成能骇俗，技尽绝笔竦”，并希望半丁老人的双玉兰画能早日完成，仍然寄托了对双玉兰堂的无限深情。先生写成长卷，交张自振“其世守之”，张即精裱保存，卷后又有邓宝珊、裴建准等人观后的题跋。

冯国瑞呈于右任诗

仅以上两事，就足以说明冯先生对家乡的热爱和对家乡文化事业的贡献。其他如发起组织“陇南丛书编印社”，手辑《陇南金石记》、《陇南耆旧传》、《成纪李氏族系考》等，就不一一叙述了。

综观先生一生，是学者，是诗人，有侠骨热肠，是一个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做学问的人，也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他十分鄙视那种认为“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所谓学者，但他又不闭关自守，抱残守缺，而是力争抓住时代脉搏。解放以前他一直积极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简称一二·九运动），遭到国民党军警血腥镇压。当时他避地北平，当晚听到后激愤难眠，披衣起床，写了《十二月九日书事》一诗。诗曰：“士气峥嵘未可非，剑南翁语岂容讥。陈东慷慨言无状，仲举模糊血满衣……”（见《绛华楼诗集》卷四），充分表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对热血青年的无限同情和对国民党卖国政府的强烈抨击。1949年，先生在西北师院任教时，又拍案而起，用行动积极支持三二九学生运动，在大礼堂慷慨演说，声泪俱下。解放以后，先生拥护共产党，热爱新中国，歌颂劳动人民，积极学习马列主义和时事政治，关心祖国大事，对学术研究也愈益勤奋。他说，“士为知己者死，共产党对我看得起，我只能将我的一切力量献给党，来报答知遇之恩”。对社会上一些不合理的事情，他敢于直言疾谏，无所隐讳和顾忌。平日除研究学问以外，他没有别的嗜好，甚至连“有时吸纸烟”也认为是坏毛病而写在自传里，向组织作了交待，表现了对党的赤胆忠心和心底无私的坦荡胸襟。

总之，向先生学习的东西很多，但我认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特别应当学习他对事业执著追求、锲而不舍、披荆斩棘、不怕困难的开拓精神，学习他平易近人、热爱青年、诲人不倦的高尚品德，学习他热爱祖国文化、热爱家乡、时刻不忘为家乡办好事的可贵的思想感情，为振兴中华，弘扬祖国文化遗产，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应有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