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子女发展状况：都市父母教养现状分析

3　中国独生子女的发展状况研究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实施范围的不断扩大，独生子女群体的发展状况问题开始得到人们日益广泛的关注，不管是在学术还是生活领域，独生子女的教育都逐步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热衷和关心的一个话题，有关这方面的讨论也不断见诸报刊杂志之上。

与西方类似，在中国早期有关独生子女的话题中，常被人们提及的也是独生子女发展的诸多弊端，“小皇帝”、“小太阳”是当时人们对独生子女常用的代名词。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心理学、教育学工作者也把目光投向这一领域，对独生子女的发展态势展开了初步的调查和探讨，虽然由于学科的发展水平以及测量工具等各方面的种种限制，初期人们进行的研究往往依据较为粗糙的主观观察或简单的测试就得出结论，但这些结果还是为以后人们以客观的态度和全面的视角审视独生子女这一现象奠定了基础。总体而言，早期这些独生子女的研究也是围绕着两个领域——社会性及认知、学业表现——展开的。除此之外，下面部分还将对独生子女发展的性别趋向问题进行简要的介绍。

3.1　中国独生子女社会性的发展

在对中国独生子女社会性发展进行的探讨中，研究结果也是各执其词，有的调查发现独生子女在社会性发展方面存在着不足，有的结论支持独生子女社会能力发展水平更好，还有一部分研究指出，独生子女社会性方面的发展与非独生子女没有明显的区别。在介绍独生子女社会性发展方面的这三种论调之前，首先来看一下研究者在对中国儿童社会性发展方面进行研究时所用的测量手段。

3.1.1　儿童社会性发展的测试手段

在对中国独生子女社会性发展的研究中，常采用的测验手段有四种。

首先是观察法，通过研究者对儿童行为的实地观察，获得儿童社会性行为表现的直接的第一手材料，观察的标准和依据则往往由研究者根据研究的需要而具体制定，在较早期对学前儿童的一些研究(陈科文，1985;茅于燕，1984;万传文等人，1984)多采用这种方法。

其次是同伴提名法。研究者给出某种特定行为表现，如“喜欢帮助其他同学”、“容易害羞”等，让儿童对其进行判断，指出这种行为表现最符合哪几个儿童的行为特点。这种方法也常见于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研究(Chen，Rubin ＆ Li，1994;Jiao，Ji ＆ Jing，1986;Meredith，Abbott ＆ Zhu，1989)中。

再次是问卷法。根据研究的具体目的及取材的方便，研究者有时会自己编一些具体的题目，制成问卷，对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情况进行测查。如在茅于燕的研究(1987)中，就使用20个与性格有关的项目，如“怕见生人”、“见亲人很亲热”、“生活自理程度”、“合群”、“(常有)不良行为”、“爱告状”等，编成问卷，对儿童的社会性进行测量。在其他的一些研究(如陈科文，1985;范存仁等人，1994;茅于燕，1984)中，也使用了问卷形式。问卷法的优点在于能够较为贴合研究的实际需要，对儿童的某种特定行为表现进行测查，缺点则在于由于缺少标准化的过程，其信度和效度则难以确定。

最后则是测验法。研究者采用一些较为成熟，并且经过标准化的量表，对儿童的社会性发展状况进行测量和诊断。研究中常为采用的量表有Harter的自我概念量表(Meredith，Abbott ＆ Zhu，1989;Meredith，Abbott ＆ Ming，1992)，其他如Rutter儿童行为量表(唐久来等人，1994)、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陶国泰等人，1999)，及儿童抑郁量表(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Yang et al.，1995)等，也在不同的研究中被研究者所使用。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从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以西方学者Posten和Falbo为首的研究者在中国各大城市进行了系列研究，探讨中国独生子女的发展状况，在儿童人格(Personality)发展方面，他们用由31个题目(后期又增加一个题目，成为32个)构成的个性量表(31 Attributes Checklist)对儿童的个性进行测量，每个题目由该特性的两个极端表现构成，如“具有竞争性的—不具竞争性的”、“坚强—脆弱”等。经过对研究结果的因素分析，他们把这些个性特征分成两个维度，品质(Virtue)和能力(Competence)，其中品质维度包括诸如“脆弱的”、“无私的”、“乐于助人的”之类的个性特征，而能力维度则由“具有竞争性的”、“不轻易放弃”、“自信的”等个性特征构成。

从这些测试手段中，可以看出在对中国独生子女社会性发展的研究中，所使用的测试手段在来源和方式上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并且在许多研究中往往是综合使用几种手段，从不同的途径获取儿童发展的信息。显而易见，在没有客观且统一标准的情况下，对由这些不同测试手段所得出的结果常常难以进行直接对比，并且会由于被试的取样及特征的变化，使得一些测验的信度和效度难以保障，从而无形中削弱了其结论的说服力。

3.1.2　独生子女社会能力发展的缺陷论

在早期对中国独生子女的调查中，研究结论多支持独生子女社会性发展不良这一观点，指出独生子女在社会适应、个性、人际交往及自我管理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缺点和弊端。

早期对学前儿童的几项研究发现，独生子女在个性及社会适应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上海学前教育研究组早期对4岁儿童的调查(1980)显示，独生子女在社交中存在着诸多不合作行为，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三种不良行为分别为不良的饮食习惯、任性及怯懦。其后对上海学前儿童的一项调查(Tao ＆ Chiu，1985)发现，独生子女除存在上述缺点之外，他们也更容易发脾气，还更多地表现出一些诸如咬手指、吮吸拇指的坏习惯。王彩萍等人(1991)对山西晋城4至6岁幼儿的调查也发现，独生子女的各项行为问题均多于非独生子女，其中以任性好发脾气、胆小怯懦及挑食三项问题最为严重。对长沙3至9岁儿童的调查(Posten ＆ Yu，1985)也发现，独生子女在吃饭方面往往存在更多的问题，并且他们倾向于更多地专注于衣着方面的追求。对上海地区468个家庭的访谈(Wu，1996)显示，独生子女倾向于对食物更为挑剔。唐久来等人的研究(1994)也指出，学龄前独生子女的独立生活能力较低。

不仅学前独生子女在社会性发展方面存在着诸多的适应问题，年龄较大的独生子女在发展方面仍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如对北京学前、小学儿童(Jiao，Ji ＆ Jing，1986)的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的自我中心性更强，他们做事的坚持性较低，同伴关系及合作性也较差。范存仁等人(1994)对西安小学生的研究也显示，独生子女的自我中心性较强。曹颂尧等人(1994)对初入学儿童的调查(老师评定)也发现，独生子女与其他儿童相处不够融洽，存在喜欢打扰别人、好生气、好争吵的倾向。另有研究表明，城市独生子女(3至6年级)在人格方面的受欢迎程度更低(Falbo ＆ Posten，1993)，郊区独生子女的合群性不如非独生子女(陈科文，1985)。其他研究也发现，小学独生子女的人际交往技能不及非独生子女(Wan，Fan，Lin ＆ Jing，1994)，小学独生子女，尤其是独生子，表现出更多的问题行为，如多动、冲动、焦虑(Wang，Oakland ＆ Liu，1992)。

唐久来等人(1994)对合肥学前及中小学生的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的自我管理能力明显低于非独生子女。崔伊薇等人(1994)对襄樊中小学生的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发现独生子女的自我管理能力较差，并且他们的劳动习惯和卫生习惯也远不如非独生子女。范存仁等人(1994)在西安进行的调查也发现，小学独生子女的独立性较差。此外，对北京小学生的研究(Wan，Fan，Lin ＆ Jing，1994)也显示，虽然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但独生子女对体力劳动的态度不如非独生子女。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学前独生子女在个性及生活习惯上存在的问题较多，而在中小学阶段，独生子女社会性发展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人际交往及自我管理方面，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较差，合群程度较低，自我管理能力也较弱，卫生习惯及劳动态度都需要进一步的提高。

3.1.3　独生子女社会能力发展的优势论

与上述结果相反，另一些研究发现在社会性发展方面，独生子女不仅不存在着诸多弊端，他们在社会交往中的行为表现还有许多非独生子女所不及之处，或者说独生子女在社会能力发展上处于优势地位。

万传文等人(1984)早期对北京幼儿的研究发现，5岁组独生子女的独立性明显强于非独生子女。对广州五年级学生的调查(Meredith，Abbott ＆ Zhu，1989)显示，在教师评定中，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往往具有更多被中国社会所认可的一些诸如合群、乐于助人之类的品质特征，虽然两者之间的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其后对六年级学生的调查(Meredith，Abbott ＆ Ming，1992)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唐久来等人(1994)对学前及中小学生的研究也发现，独生子女的交往能力更强。对长沙3至9岁儿童的调查(Posten ＆ Yu 1985)发现，在行为方面，独生与非独生子女的差别不是很明显，相对来说，独生子女往往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他们对他人的敌视也更少。崔伊薇等人的研究(1994)发现，中小学独生子女的合群程度更高且个性多活泼开朗。胡恒章等人的调查(1995)也显示，与独生子女相比，初中非独生子女通常更容易出现诸如兄弟之间吵架、成绩不佳及升学方面的问题。

对长春小学生的调查(Posten ＆ Falbo，1990a;Posten ＆ Falbo，1990b)表明，在人格方面，独生和非独生子女没有明显的差别，然而，当对居住地和年级变量加以控制后，发现老师在对学生人格的评价中，独生子女在品德(诸如无私、友好、乐于助人、谦虚等品质)上的得分要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另有研究(Falbo ＆ Posten，1993)表明，农村小学独生子女在同伴群体中的受欢迎程度更高。

关彩萍等人(2002)对太原高中学生的调查显示，独生子女的自我意识水平更高，对自我的评价更为积极，对自我的接受度更高，并且对自己的人生和前途更加充满希望，感到乐观。另有调查(Wang，Leichtmen ＆ White，1998)显示，独生子女更强调自我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存在。对青少年的研究(Yang，Ollendick，et al.，1995)表明，独生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较高，并且表现出较低水平的恐惧、焦虑和抑郁。对大学生的调查(Wang et al.，2002)也发现，独生子女在神经质(焦虑、攻击)、敌意及抑郁情绪上得分更低。总体而言，独生子女的生活质量较高(Posten ＆ Yu，1985)。

从上述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出，独生子女社会能力发展的优势地位主要表现在人际交往及自我接受度两个方面，他们的个性更为开朗，社交能力更强，与人合作的态度更为积极，并且自我评价更为积极，心理健康程度更高。

3.1.4　独生子女社会性发展的非特异论

在社会性发展方面，不管是优势论还是缺陷论，都是在强调独生子女社会能力发展的特异论，不过，另一方面，独生子女社会性能力发展非特异论的观点也得到了不少研究的支持。

对学前儿童的系列研究都指出了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在社会适应、人际交往方面发展的无差异性。万传文等人(1984)对北京儿童的调查显示，5至7岁的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在依赖性、助人行为以及攻击行为方面都没有明显的不同。另一项在北京进行的调查(陈科文，1985)则指出，在市区幼儿园及小学中，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在合群性方面没有明显的差别。茅于燕(1984)对北京3至4岁半儿童的研究表明，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在入园第一个月的适应行为方面没有明显的差异。茅于燕(1987)对学前儿童的调查也发现，独生子女的性格并没有表现出特异性和两端性(极好或极坏)的特点，其行为和性格与非独生子女也并没有明显的差别。

不仅学前儿童，对中小学生的一些调查研究也支持了独生子女在人格和社会行为方面的非特异论。对广州5年级学生的调查(Meredith，Abbott ＆ Zhu，1989)显示，不论是自我评价、同伴评价，还是教师评价，与非独生子女相比，在人格特征和自我概念方面，两者表现出了极大的相似性，独生子女在人格方面都没有任何明显的不良特征。Falbo等人(1989)在北京、吉林两地进行的调查显示，在能力及品德这两个人格特征上，独生及非独生子女没有明显的区别。对福州农村地区学前儿童(Wang et al.，2000)以及全国4省市小学三、六年级儿童(Falbo ＆ Posten，1993)的调查均显示，在人格方面，独生与非独生子女没有明显的差别。对上海二、四年级小学生的研究(Chen，Rubin ＆ Li，1994)也发现，在社会性行为、同伴关系及学校适应能力(school-related social competence)方面，独生与非独生子女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其他研究(Poston ＆ Yu，1985)也显示，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在社会行为方面没有明显区别。

从上面介绍的结果中可以看出，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在社会性方面的发展显示出了极大的相似形，或者说，他们代表了两个社会能力发展轨迹基本重合的群体，独生子女并没有表现出因其生活环境特殊而引起的相应行为特异性。然而，在分析总结这些证据时，不能忽略的一个因素便是研究者所使用的对照群体——非独生子女的特点。事实上，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在70年代的提出，在80年代的成熟，这些年代所出生的孩子即使不是独生子女，也往往是家庭中只有两个孩子，并且年长与年幼孩子的年龄相差也往往较大，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所谓的非独生子女，他们的生活环境及家庭人际关系模式已经同独生子女非常近似，因此，研究调查中关于独生子女发展非特异性的结论，也应该说是预料之中。另一方面，依据亲子关系假说，也可以预测出独生子女与来自小家庭子女在发展上的诸多相似之处。其实，一些研究者(查子秀，1985;茅于燕，1987)在解释结果时也意识到并指出了这方面的可能原因。(www.xing528.com)

3.2　中国独生子女认知及学业能力的发展

在对独生子女认知能力及学业表现的研究中，所用的测试手段较为集中。对儿童学业成就一般以其具体的学业表现(如语文及数学的考试成绩)作为标准，对儿童智力水平常用的测试有韦氏和瑞文测验，而对其具体认知能力的测试则依据研究的目的有所不同，如焦书兰等人的研究(1992)运用Steveson等人(1985)编制的认知测试(言语理解与记忆、听觉记忆、词的系列记忆、数字系列记忆等)，对儿童各方面的能力发展进行具体的测试，查子秀的研究(1985)则运用实验法(图形类比推理、实物图片类比推理、数概括类比推理)来测试儿童的认知表现。不过，总体来说，在对儿童认知方面的研究中，所使用的测试手段一般是经过标准化的正式量表，其信度和效度也通常较高，因此，由这些测试所得的结果其可比性也往往较强。下面介绍这一领域中国独生子女的发展状况。

3.2.1　独生子女智力及学业成就的特异论

在智力及学业成就方面，现有的研究基本都支持独生子女在这一领域发展的优势论，认为独生子女的智力发展水平更高，学业成就更好。

在智力方面，不管是在学前还是中小学阶段，独生子女的智力发展都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对上海幼儿园的调查(Tao ＆ Chiu，1985)显示，独生子女的IQ值要高于非独生子女，他们的想象力也更为丰富。其他对年龄稍大儿童的研究(崔伊薇等人，1994;唐久来等人，1994;Posten ＆ Yu，1985)也都表明独生子女的智力发育更好。

在学业表现领域，国内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独生子女在学业方面的较高成就水平。焦书兰等人(1992)对广州一、五年级儿童的研究发现，一年级独生子女在言语记忆和一般常识项目上的成绩优于非独生子女，另外，独生子在一般常识方面要优于独生女。对北京一、五年级小学生的研究(Jiao，Ji ＆ Jing，1996)也发现，独生子女在言语测试方面得分较高，在记忆加工和数学方面也存在着优势，不过研究也发现，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在认知能力方面的差异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现出减弱的趋势。范存仁等人(1994)对小学生的研究则显示，独生子女的成就动机更高(Wan，Fan，Lin ＆ Jing，1994)，学习动力更强。

此外，以Posten和Falbo为首的西方学者在中国各大城市进行的系列研究也进一步支持了独生子女在学业领域的优势地位。对长沙3至9岁儿童的调查(Posten ＆ Yu，1985)显示，独生子女的学业成绩更好。Falbo等人(1989)在北京、吉林两地进行的调查发现，北京独生子女在语言及数学方面的学业成就水平更高，对两个城市数据的联合分析也显示，城市独生子女在学业方面有着较为明显的优势。其后对长春小学生的调查(Posten ＆ Falbo，1990a;Posten ＆ Falbo，1990b)也显示，整体而言，独生子女，尤其是城市独生子女，其学业成就处于明显的优势，即使对父母的教育程度进行控制之后，独生子女在学业成就方面的优势依然存在。他们对中国4省市三、六年级儿童的研究(Falbo ＆ Posten，1993)进一步指出，独生子女在学业，尤其是言语能力方面，处于明显的优势，不过他们的研究也发现，虽然独生子女在整体上，尤其是城市独生子女，有着更好的学业表现，但农村独生子女的总体学业成就却不如非独生子女。

从上述研究的结论中，可以清晰明确地看到中国独生子女在智力及学业成就方面的发展优势，他们智力水平更高，学业成就也更为突出，虽然也有个别研究(Wang，Oakland ＆ Liu，1992)表明，小学独生子女在学习方面存在的问题较多，但这些微的杂音仍遮掩不住独生子女智力及学业发展更优的主导趋向。

3.2.2　独生子女智力及学业方面发展的非特异论

虽然大量研究都证实了独生子女在认知及学业方面发展的优势论，但也有一部分研究表明，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在这方面的发展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如查子秀(1985)对3至6岁儿童的研究发现，在三种类比(图形类比、图片类比及数类比)推理能力方面，独生与非独生子女的平均成绩及发展水平都没有明显的差别，只不过在推理能力得高分的人数独生子女稍占优势。焦书兰等人的研究(1992)也指出，五年级独生子女在认知测验中的成绩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对上海小学生的研究(Chen，Rubin ＆ Li，1994)也表明，独生与非独生子女的学业成就没有明显的差异。

虽然这些研究没有支持独生子女在认知领域发展的优势地位，不过总体来说，在证据数量及力度上，独生子女认知发展的非特异论远不如优势论，另一方面，如同前面所分析的，研究者所选对照组——非独生子女的家庭小规模性，无形中也削弱了其结论的说服力。

3.2.3　独生子女体能及运动方面的发展特点

在身体发育及运动方面，研究者也对独生与非独生子女的发展状况进行了一些对比研究。

Falbo等人(1989)在北京、吉林两地进行的调查发现，北京独生子女的身高与体重表现出一定的优势，而吉林的数据则显示，非独生子女的身高与体重要优于独生子女，但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出于吉林所选被试年龄之差过大(独生子女的平均年龄为8.4岁，非独生子女的平均年龄为10.5岁)。对4省市三、六年级儿童的调查(Falbo ＆ Posten，1993)发现，湖南独生子女的体重明显超过非独生子女，而北京独生子女则在身高方面存在着优势，不过研究也发现在农村地区，独生子女的身高与体重却赶不上非独生子女。对福州农村幼儿的调查(Wang，Kato，Tango，Yoshida，Kusaka，Deguchi，Tomita ＆ Zhang，2000)则显示，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在身高与体重方面都没有明显的差别。此外，在活动方面，调查(Tao ＆ Chiu，1985)显示，学前独生与非独生子女的兴趣基本相似，但独生子女对体操运动的兴趣没有非独生子女浓厚。唐久来等人的研究(1994)指出，独生子女的运动能力较强。

从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整体而言，在身高与体重方面，独生子女更占优势，在体能方面，他们的发展趋势也似乎更好一些。

3.3　独生子女发展的性别趋向

在现有独生子女的研究中，基本上集中在儿童认知与社会性发展两方面，关于独生子女性别倾向发展的研究则为数很少。在当代中国社会，从社会环境到家庭内部，都呈现出日益明显的男女平等之趋势，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作为家庭中唯一孩子的当代独生子女，父母在对他们社会化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了最大限度的男女无区别对待。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独生子女的性别倾向如何发展，在他们身上，是否会表现出男女间的性别倾向差异逐步缩小，或者说在社会行为上，呈现出女孩日益男孩化、男孩趋向女性化的趋势?

在国外独生子女的研究中，研究者(Falbo，1977)曾指出，独生子女在性别角色的发展上表现出中性化的趋向，独生子会表现出更多的女性化特点，而独生女则会表现出较多的男性化倾向。在中国独生子女的研究中，有关性别趋向的问题似乎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涉及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多见，但从已有的一些结论中，仍依稀可辨社会性发展方面男女性别趋向一致性的发展趋势。

在对北京小学生的研究(Wan et al.，1994)中，发现女孩有更高的成就动机，并且表现出了更强的人际交往技能。范存仁等人对西安独生与非独生子女的调查(1994)显示，小学女生在人际关系、学习动力和独立性方面的得分均高于男生。万传文等人对学前儿童的研究(1984)也表明，虽然男孩和女孩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了与人们预期相一致的角色表现，如男孩比女孩更富有攻击性，女孩比男孩表现出更多的友好行为，但其他一些方面也出现了出乎人们意料的结论，如在幼儿园观察记录的结果表明女孩的独立性更强，依赖性更弱。

从这些结果可以看出，现代独生子女在社会性发展方面的一些行为表现，似乎正在与人们头脑中传统的性别角色相脱离。一些被人们所认可的男性化特征，如独立、追求高成就、擅长社交等，反而在女孩身上得到了更为突出的表现。虽然这些结论不是特别针对中国独生子女群体，而是以儿童整体为依据。但考虑到现代中国家庭孩子数量之少，仍可将其看作对中国现代独生子女发展特点的一个折射。总之，虽然中国当代儿童性别发展中性化的趋向已隐约可见，但更为确切的结论仍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探讨。

3.4　中国独生子女发展特点的总结及原因分析

总之，从前面有关中国独生子女发展特点的综述中，可以看出，在智力、学业成就及体能方面，现有研究基本上都支持独生子女发展的优势地位，但在社会性发展方面，则出现了不同的论调和声音。具体来说，在学前阶段，独生子女在个性和生活习惯上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但到了中小学阶段，在人际交往方面，独生子女的发展出现了不同的特点表现，有的研究指出，独生子女的同伴交往能力较差，合群程度较低，有的结果表明，独生子女的人际交往能力更强，个性更加开朗合群，当然，也有研究认为，在社会性发展方面，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没有明显的差别。不过在自我管理方面，研究结论一般都发现独生子女的卫生、劳动习惯较差，自我管理能力较低。那么，如何解释中国独生子女社会性发展方面的这些特点和表现呢?

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一分子，除了自身的内部因素，独生子女的发展与社会及家庭环境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下面部分主要从年龄及环境两因素出发，较为粗略地探讨独生子女发展特点的成因。

首先，是儿童社会性行为表现的年龄效应。儿童，作为不断发展变化中的不成熟个体，其行为表现具有明显的年龄特点，在不同的年龄段，其心理行为会有不同表现。尤其是社会性行为，会随着儿童身心的日益成熟，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地回归主流，脱离早期的特立独行之模式。其实，已有研究支持了儿童社会性行为随年龄发展而变化的特点。陶国泰等人(1999)对南京儿童的10年追踪研究发现，从发展角度来看，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在社会性发展方面存在的差异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减少，独生与非独生男孩在行为问题方面的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消失，而独生女孩的内向性行为问题仍多于非独生女孩，她们表现出更多的纠缠大人、抱怨寂寞以及在吃饭方面的问题。范存仁等人(1994)对西安小学生的研究也显示，随着年级的升高，独生与非独生女在个性品质方面的差异呈现缩小趋势。此外，王彩萍等人(1991)对山西晋城市学前儿童的调查也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行为问题的发生率逐步下降。因此，学前独生子女表现的诸多不良社会行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在分流的同时也逐渐弱化。一部分孩子会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适应能力也随之增强，逐渐摆脱以往的不良行为，而另一些儿童的问题行为随着年龄增长而回归群体的趋势却较为微弱。

除了社会性，在儿童的认知发展方面，也存在着年龄效应。焦书兰等人的研究(1992)发现，年龄小的独生子女在认知能力方面的优势要大于年龄大的被试，并且他们指出，低年级独生子女在认知能力方面的优势属于“过渡性优势”，会随着成熟和教育的作用而逐渐减退。因此，对待独生子女这种可能源于父母早期干预的能力发展超前，一定要持慎重态度，如同发展心理学中争论不休的“爬梯实验”一样，要考虑其发展的干预及后继效果。

其次，是儿童行为表现的环境特定性，在不同的环境和情境中，儿童会有不同的行为表现。一般而言，在家庭和学校两个场所，由于所面对的交往对象及自己所处地位的不同，儿童的行为表现往往会大相径庭，甚至截然不同的两种形象。在家里，独生子女由于其地位的特殊性，往往是父母长辈的重点照顾对象，他们的一言一行有意无意地都会成为成人关注的焦点，因此，在家庭内部，儿童往往在潜移默化中形成自己的一套行为表现及应对成人的策略。而在学校，独生子女交往的对象主要是老师和同伴，失去了家庭内部中心地位的优势，他们不得不逐渐形成新的行为模式，以在不同的环境中维持人际的动态平衡。其实，已有研究发现了独生子女行为表现的这一环境特定性的特点。对合肥学前及中小学生的研究(唐久来等人，1994)发现，独生子女的家庭行为问题发生率高于非独生子女，而在学校行为、广泛性行为和总行为问题的发生率上，两组的差异不显著。万传文等人对学前儿童的研究(1984)也发现，不同环境下儿童会有不同的行为表现，如在幼儿园观察记录的结果表明女孩的独立性更强，依赖性更弱，而家庭问卷调查的结果则发现了相反的结果。因此，在探讨儿童社会性发展状况时，不能忽略其所处特定环境的作用。

再次，学校集体，尤其是幼儿园阶段的集体生活，会对儿童性格，尤其是社会性能力的塑造起到一定的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都市中，儿童接受学前教育和进入日托中心的数量不断上升(Beijing Review，1989，cite in Chen，Rubin ＆ Li，1994)，从而导致幼儿园及托护中心的数目也相应增加。在现代中国城市，基本上所有的孩子在3岁左右都要进入幼儿园，或日托，或全托，从小小的年纪就开始进入集体的生活。1984年对上海地区468个家庭进行的访谈(Wu，1996)显示，在父母的心目中，幼儿园在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幼儿园的经历可以提高儿童的集体感(group-oriented)，减少他们的自我中心程度，增强儿童做事的条理性、顺从性及利他行为。在他们心目中，幼儿园弥补了现代独生子女所欠缺的集体生活，只有通过这种集体生活，儿童的那些不良心理及行为特征才有机会得以矫正。

除了年龄特点和学校因素，家庭在儿童社会性发展中也扮演着重要作用，尤其在对独生子女发展特异性的探讨中，不论是依据亲子关系假说，还是通过精神分析的早期经验论，都可以看到父母在塑造儿童行为个性中的关键地位。因此，在下面部分，将对中国当代都市父母的教养行为及观念进行专门的分析探讨，以期对中国独生子女发展特点的成因有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