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研究揭示独生子女教养现状

2　国外有关独生子女的研究

西方社会对独生子女的研究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Bohannon(1889，cite in Falbo et al.，1996)对“特殊儿童”进行的案卷分析。在案卷分析中，Bohannon发现其中的独生子女多数具有一些不良特性(disadvantageous peculiarities)，尤其是在与同伴交往方面，他们存在的缺点更为明显。虽然Bohannon进行的案卷分析样本规模小，且来自于有偏群体，不具代表性，由此得出的结论具有很大的限制和偏颇之处，但独生子女发展病态的最初观点却正源于此(Neal，1927，cite in Falbo et al.，1996)。

事实上，直至今天，独生子女发展病态的观点在美国社会仍颇有市场，多数人对只生一个孩子仍抱着怀疑和否定的态度。

全美范围内进行的多次调查显示，当被问及独生子女是利还是弊时，绝大多数受访者对独生子女持不赞成态度(Blake，1981)。1950年的调查表明72%的被试认为只有一个孩子弊大于利，1977年进行的调查发现67%的被试对独生子女持否定态度，在70年代末进行的调查中，当要求被试指出他们心目中独生子女的最主要缺点时，60%的被试认为独生子女在个性和人格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诸如自我中心、飞扬跋扈、焦虑、喜欢争吵、过分娇宠、过度保护等，另有22%的被试认为独生子女的童年较为孤独，只有2%的被试指出独生子女弊大于利的观点来自于教师、邻居、亲戚及其他孩子的偏见。

此外，全美范围内进行的调查显示，在生育偏好方面，赞成只生一个孩子的人数微乎其微。Gallup在美国的调查数据(Blake，1974)显示，从1936年至1972年间，不论是从理想还是现实的角度看，受访者对生育两个孩子的赞同比例呈明显的增长趋势，而对生育三个孩子的人数比例有所下降，然而，在几十年的岁月变迁中，受访者对独生子女的热情却无所改变，赞同只生一个孩子的受访者屈指可数。另有对青少年的调查(Gustavus ＆ Nam，1970)也显示，对只生一个孩子持赞成态度的人数比例微乎其微。虽然从1960年至1976年间，选择只生一胎的女性比例有所增加(从7%增加到了11%)，然而这种局面的出现往往是由于一系列社会现实，诸如晚婚、晚育、不断攀升的离婚率，而造成的无奈的现实结果，而不是出自父母的自觉自愿(Blake，1981)。

由此可见，独生子女发展病态的观点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目中还是根深蒂固，至少在普通大众的心目中，生育一个孩子的选择往往还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

既然在美国大众的心目中，认为独生子女是正常发展中的边缘群体，那么，独生子女的发展状况到底如何呢?事实上，系列的实证研究已得出了与人们感性认识相悖的结论，发现在社会性及认知各方面的发展中，独生子女不仅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劣势群体，在某些方面，还表现出明显的发展优势，独生子女发展病态的观点并没有得到研究的支持。下面部分将从社会性和能力成就两个领域对有关独生子女的研究进行介绍。

2.1　国外独生子女社会性的发展

在社会性方面，国外研究者基本上从个性(或人格)，人际交往能力，以及自我适应性几个维度出发，对独生与非独生子女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比较。

在人格与个性方面，1972年至1978年在美国进行的大范围调查(Blake，1981)发现，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个性与人格缺陷。另一项对成年独生与非独生子女的研究(Riggio，1999)也表明，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在人格维度上并没有显著差别，不过在神经质(neuroticism)这一特质上，独生子女的得分要稍高于非独生子女，从中可以看出独生子女的情绪稳定性较差，有表现较多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的倾向。

在人际交往能力方面，虽然独生子女对团体的归属需要往往较弱(Falbo，1979)，但对以往独生子女研究的元分析(Falbo ＆ Polit，1986)表明，独生子女更富有领导能力及合作精神，他们的亲子关系更为积极和谐，而在适应性及社交能力方面，独生与非独生子女没有明显的差别，其后进一步的元分析(Polit ＆ Falbo，1987)仍得出了相似的结果。对韩国六年级学生的研究(Doh ＆ Falbo，1999)也显示，虽然独生子女显得更为淘气(brattiness)，但在合群性及社交能力方面，独生与非独生子女没有明显的差别。对初中学生的研究(Veenhoven ＆ Verkuyten，1989)同样发现，在人际关系(popularity)上独生与非独生子女没有明显的区别。

虽然多数研究都支持独生子女在人际交往方面发展的正常性，但也有研究提供了相反的证据，指出独生子女在人际交往方面发展的不足。对美国小学生的研究(Kitzman，Cohen ＆ Lockwood，2002)发现，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在团体水平上的社会性能力较差，他们在团体中的受欢迎程度更低，被同伴接受的程度也更低，此外，他们处理同伴关系的能力也更弱，在团体中更容易受到欺负，且表现出更多的攻击行为。(www.xing528.com)

在自我适应性方面，一些研究显示独生子女的自我适应性更好，个人控制水平更高。70年代在美国进行的调查(Blake，1981)表明，即使在控制由于其相对较高的社会和经济地位而带来的正面效应后，独生子女仍表现出较高的幸福感，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现状(尤其是工作和健康方面)表示满意。Falbo与Polit(1986)的元分析也显示，独生子女在个人控制及自主性等品质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发展优势，在其随后的元分析(Polit ＆ Falbo，1987)中，把所用研究数目增加了一倍，结果表明，独生子女在个人适应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但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在个人控制上没有明显的区别。对美国青少年的研究(Mellor，1990)也发现，独生子女在个人控制方面具有更高的自主性，表现出更高水平的主动性。

不过，也有一些研究结果指出，独生和非独生子女在自我适应及自我接受度方面没有明显的区别。如一项对成年独生子女的研究(Polit，Nuttall ＆ Nuttall，1980)显示，在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社会活动以及子女对其评价方面，独生与非独生子女的表现都没有明显的区别，表现出了较强的相似形。对初中学生的研究(Veenhoven ＆ Verkuyten，1989)也发现，无论在生活满意度、情绪还是总体自尊水平方面，独生与非独生子女都没有明显的差别。对小学生的研究(Riggio，1999)同样表明，在整体自我概念方面，独生与非独生子女没有明显的差别。

总之，在社会性能力方面，国外独生子女表现出了优劣共存的发展趋势。具体来说，在人格和个性方面，独生与非独生子女没有明显的差异，但独生子女的情绪稳定性稍差;在人际交往能力方面，虽然正反两方面的证据都有，但独生与非独生子女社会适应及社交能力没差别的论调更占主流;而在自我适应性方面，研究的结论则倾向于独生子女的自我接受度更高，自我适应性也更强。

2.2　国外独生子女能力与成就表现的相关研究

除了社会性之外，西方研究者也往往从智力、学业能力，以及事业成就几个方面探讨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发展的优劣差异。

在智力和学业能力方面，多数的研究结果都支持独生子女在这方面的发展优势。早期的调查(Blake，1981)显示，独生子女的智力发展水平更高。Falbo(1977)早期虽然指出，独生子女的IQ得分处于小规模家庭的头生子、次生子及大家庭孩子的中间，但其后期的元分析(Falbo ＆ Polit，1986)则显示，与来自多子女家庭的孩子相比，独生子女的智力水平具有明显的优势，其随后的元分析(Polit ＆ Falbo，1987)也发现，独生子女的成就动机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在另一个对智力成就的元分析(Polit ＆ Falbo，1988)中，独生子女在智力方面的发展优势更进一步得到了印证，发现独生子女各方面的能力表现(一般能力、言语、数量、空间及非言语能力)均优于非独生子女，尤其在言语能力方面，独生子女的发展优势更为突出。对美国青少年的研究(Mellor，1990)发现，独生子女往往有更高的个人抱负或成就动机，他们在学习和工作中也表现得更为勤奋。而对初中学生的研究(Veenhoven ＆ Verkuyten，1989)则表明，在学业表现方面，独生与非独生子女没有明显的差距，不过独生子女运动方面能力的发展要稍逊于非独生子女。

在成就方面，一系列的研究也肯定了独生子女的优势地位。在美国大范围进行的调查(Blake，1981)显示，独生子女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同时也往往拥有更好的职业。Falbo(1977)曾指出，在成就方面，独生子女与头生子的成就水平较高，在成就行为的获得方面，独生子女则得益于其家庭更好的物质资源及良好的亲子关系，而兄弟姐妹的缺失在另一方面又使得独生子女不具备如同头生子那样的促使其成熟的动力。Falbo与Polit(1986)进行的元分析也表明，在成就方面独生子女具有明显的优势。对成年独生子女的研究(Polit，Nuttall ＆ Nuttall，1980)显示，与成年非独生子女相比，成年独生子女往往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及职业地位，他们的家庭规模往往较小。此外，成年独生女往往更倾向在外从事工作，在婚前对家庭进行规划，在决定是否在外从事工作时她们的主动性也往往更强。对成年独生女的研究(Gee，1992)则发现，独生女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并且她们结婚的年龄往往更晚。

从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出，不管是在智力和学业表现，还是在成就方面，独生子女的优势地位还是清晰可见的，他们智力发展水平更高，学业表现更好，事业方面的成就也往往更高。

不过，以上研究多是在西方社会进行的，在这些社会，独生子女生长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与中国社会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美国的独生子女往往来自于破碎(诸如丧偶、离异)家庭(Blake，1981;Falbo，1979)。此外，美国独生子女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增多则是源于三个原因(Falbo，1987):女性外出工作人数比例的增加，婚姻不稳定性的加剧，以及生育孩子年龄的推迟。而中国的独生子女，则是产生于特定社会环境之下的一个特殊而又具有普遍性的庞大群体。与国外情况恰恰相反，中国的独生子女(尤其在城市)基本上来自于正常的普通家庭，而他们的对照群体——非独生子女，则往往来自于有着特殊背景的家庭，另外，独生子女的父母通常在结婚生育之前，就知道了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事实，而美国的独生子女父母并没有由于政府控制而产生的生育焦虑，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并不排除再次生育的可能性，他们很清楚如果要避免对孩子的过分溺爱，自己仍可再生一个孩子(Hall，1987)。

处于这种社会背景之下，独生子女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一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既是无奈又是必然的选择，也代表着社会的一种常态和主流，生活于这样的环境之中，中国独生子女的发展状况又是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