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化特征：都市父母教养现状与反思

3　中国当代文化的特征

分析一个社会的文化特征，既可以从思想意识层面入手，也可以从实证层面进行探讨。前面部分从思想意识领域对中国当代文化的个人主义特点进行了探讨和分析，下面部分将通过实证研究及对中国文化构成实体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中国文化构成中的个人主义成分。

3.1　实证研究中的中国文化特征

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中，发现在集体主义的外表下展现着明显的个人主义特色。一项对中美的跨文化研究(Triandis，McCusker ＆ Hui，1990)显示，与美国被试相比，中国被试在归属感、对传统文化(风俗)的认同、友谊的可信度及对朋友的忠诚度方面的得分明显偏低，在其他一些项目(如对他人的忠诚度及乐于助人)上中国被试的得分也较低，虽然这种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然而，在社会认知/尊敬(social recognition/respect)项目上，中国被试的得分较高。研究也发现，在人际距离方面，中国被试与朋友及住在一起的宿友间的社会距离明显地大于美国被试，但是他们与配偶、父母的关系却明显地比美国被试更为亲密。虽然这项研究的被试都是大学研究生及教职员工，其代表性受到一定的限制，但这一结果仍然表明中国被试在除了家庭之外的其他交往模式中，人与人之间有着较大的心理距离，而所谓的亲密友爱、互助互利的同盟关系多限于家庭小团体内部。另外，中国被试在社会认知/尊敬项目上的高分也显示了权威人物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总之，该研究结果进一步印证了林语堂、陈独秀以及Dien(1999)等人的观点，中国文化在权威人物的指引下仍保留较强的个人主义色彩，所谓的集体主义主要体现在以家庭为主的小团体范围内，在此之外的人与人之间则呈现出浓厚的竞争意识。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已呈现出明显的以重视物质享受、追求个人成就为特点的个人主义倾向，调查(Pan，1986，cite in Tsui，1989)显示，绝大多数被试(68.3%)都认为，在现代中国社会，追求物质、力图提高个人生活质量及生活标准已成为势不可当的潮流。另一项研究(Lu，1998)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义”(来源于儒家学说)和“利”(来源于墨家和法家学说)出发，对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趋向进行了探讨。该研究的访谈结果显示，在当代中国，以强调个人利益为特征，具有明显个人主义色彩的“利”的思想在人们头脑中占据着优势，而重视人际和谐，显示明显集体主义导向的“义”的思想则退居次要。

中国文化中这种强调竞争、个体自我成就的个人主义特色也体现在家庭教育领域，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则充分显示了这一文化特点。一项关于父母对孩子期望的调查(Yi，1997)显示，在8项对孩子的期望值方面，北京36.6%的被试把“个人有成就”这一项目列在第一位，而上海和广州分别有52.2%和39.8%的父母把此项目列在首位，列在第二位的项目为“受较佳教育”，选择该项的被试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分别为19.6%、24.3%和19.8%。而在充分体现集体主义特色、共产主义理想的项目“贡献国家”上，选择的被试则比例较少(北京、上海、广州分别为19.6%、6.2%和11.2%)，在具有浓厚传统儒家文化色彩的项目“荣耀家庭”上，北京、上海和广州分别只有2.3%、2.0%和2.7%的被试加以认同。从此项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在当代都市父母教养孩子领域，以强调个人成就为特色的个人主义占据了绝对主流，体现集体主义特色的共产主义理想则退到了次要地位，而传统儒家思想在家庭教育领域的地位则显得轻而又轻。

总之，从上面介绍的有关中国文化的研究可以看出，当今中国文化具有浓厚的以追求自我成就、自我价值为特点的个人主义色彩，具有明显集体主义倾向的以社会、团体利益为奋斗目标的价值取向已不被大多数人所认同，这一文化特点反映在家庭教育领域，则表现为传统中国文化教育理念的没落，以鼓励孩子个人成就、自我实现的西式思想占据主流。

3.2　中国当代文化的实体构成

在前面部分，我们从思想意识领域对中国文化中的集体主义特征进行了探讨，在下面，我们将从实体构成的角度对中国文化特征进行实体性分析与透视。鉴于文化构成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这里主要从消费市场、文化媒介及家庭规模三部分入手，分析当今中国文化的构成特点。

3.2.1　当今中国的消费市场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日益深入，从衣食住行到健身娱乐，越来越多的西方生活方式、消费用品涌入中国，在中国的消费市场，西方模式已成为主流，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现今中国消费市场的许多领域，外资企业以明显的优势独占鳌头，成为该行业的龙头企业。例如，在全国餐饮行业100强企业中，西方快餐店以绝对优势取胜，麦当劳、肯德基这些家喻户晓的快餐企业，已成为都市人们餐饮消费市场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尤其成了当代青少年儿童的最爱。对北京市民的调查(消费行为与生活形态年鉴，1995)显示，当被问及“你所去频率最高的快餐店”时，54.6%的被试首选麦当劳，22.5%的被试选择肯德基，在软饮料市场，可口可乐的销量位居全国第一。对上海儿童的调查(沈秀华等人，2000)也发现，上海市青少年普遍喜欢吃肯德基、麦当劳等西式快餐，在饮料方面，70.7%的儿童和73.4%的青少年平常喜欢喝雪碧、可乐等碳酸饮料。除了餐饮行业之外，其他行业，如家电、服装、化妆品等，国外品牌强而有力的竞争力也使其在中国当今消费市场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西方消费模式在中国文化中的渗透与蔓延必将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形成难以抗拒的冲击，使其精神面貌呈现出明显的西化趋势，东西一体的文化模式成为潮流。

研究(Tai ＆ Tam，1997)表明，当今中国年轻女性的消费观念及行为已深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例如，在购物时，她们重视品牌，尤其对国外品牌情有独钟，并且中国年轻女性对自己的外表与健康也给予较多的关注，另外，她们在思想上也强调男女平等，主张男女在家庭中应该共同承担责任，在工作中应该受到同等待遇。从中可以看出，当今中国年青一代的思想观念已远远脱离中国传统文化的轨道，西方的文化观念、生活形态已在他们头脑中占据主导地位。

3.2.2　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传媒

除了消费市场，传媒系统在文化的构成与发展中也扮演着难以忽略的作用。对传媒内容及形式的分析有助于对中国当代文化的构成及实质进行更加清晰的透视。(www.xing528.com)

传媒系统的一个重要形式是电视，电视在现代中国人的休闲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调查(消费行为与生活形态年鉴，1996)显示，1995年北京市民拥有电视的比例已达97.0%。到2002年9月为止，中国4岁以上的电视观众总数已达11.15亿，个体观看电视的时间已达平均每天174分钟(2002年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

当今中国社会文化中西方的主导趋势也反映在电视节目的内容上。1980年的中国电视节目中，来源于西方的节目所占比例已达到了76.2%，从1980年至1990年，来源西方的电视节目所占比例虽然基本保持稳定，但随着电视节目总数在80年代末期的迅猛增长，西方类的节目总数也呈现出大幅度增加(Wang ＆ Chang，1996)。除了数量方面的实体性普及，在心理方面，西方来源的节目也已被中国百姓所接受与喜爱。1995年对北京市民的调查(消费行为与生活形态年鉴，1996)显示，在10大最受喜爱的电视节目中，外国电影类名列其中，欧美流行音乐也成为广大市民喜欢的10大广播节目之一。此外，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电视节目的监管呈现出市场导引的模式，电视节目的功能也从以往“教育观众”转变为“满足观众”，而电视节目内容的商业化味道也随之日益浓厚。在这种商业化的趋势下，电视节目的内容日益多样化，越来越多外界，尤其是西方社会的最新生活方式，闪现于荧屏之上(Zhao，1999)。

电视节目内容的发展变化必然引起观众思想观念的相应更新。研究者(Morgan ＆ Shannhan，1998)曾提出一个培养理论(cultivation theory)，指出对电视的观看会对人们的价值观产生影响，观看电视的时间越长，个体社会化及文化渗透的进程所受影响越多。或者简单地说，“个体观看电视的时间越长，越容易在现实中采取一种类似于电视人物的态度与价值观”(Zaharopoulos，1997)。虽然在个体价值观形成的具体影响因素(一般节目或具体某个节目)方面，仍存在着一定争论，但电视节目对人们价值观形成确有影响这一观点已为研究(Potter ＆ Chang，1990;Zhang ＆ Harwood，2002)所支持。对中国大学生的研究(Zhang ＆ Harwood，2002)表明，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外来节目外，外来电影及外来体育节目在人们对人际和谐观念的尊崇上将会产生负面效果，除此之外，中国的音乐节目及儿童教育节目，由于其内容过多受西式文化的影响，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会产生相似的效果。由此可见，通过电视这一大众媒介，西方文化的传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构成明显的威胁，电视内容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在无意识中进行着潜移默化。其他研究(Triandis，McCusker ＆ Hui，1990;Zhu ＆ He，2002)也支持了电视节目在西方思想文化传播蔓延、东西文化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

除了电视，网络作为一种新兴的大众传媒，也以迅猛的发展势头成为传媒系统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中国文化的形成中起着日趋重要的作用。对北京和广州市民的调查(Zhu ＆ He，2002)显示，27%的受访者已经在使用网络，另有20%的受访者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安装网络。在内容上，网络往往以其对实事反应的敏感而紧贴时代步伐，成为网民了解外面世界的一扇窗口，通过这扇窗口，人们可以及时了解当今社会发展的最新潮流及外界时尚的消费趋势，其中不少的内容更是与西方的文化潮流丝丝相扣。研究(Zhu ＆ He，2002)显示，网络的内容也会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大众传媒系统中，作为传统行业的出版系统在文化思想传播中起着主导的作用。改革开放的大潮也左右着出版行业的走向，在市场体制的指引下，读者需求成为出版物内容选择的首要考虑因素，在内容日益多样化的趋势下，反映社会发展潮流、新式思想文化的内容成为主流，同时越来越多的西方作品被翻译成中文，使得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日益广泛，从而加速东西文化一体化的进程。研究(Sun ＆ Huang，1997)也显示，印刷材料，如报纸与杂志，在当今中国社会人们思想现代化的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总之，以电视、网络、出版行业为首的大众传播媒介在全面引进西方文化思想的同时，其构成中融入了越来越多的西方内容，对人们思想观念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不论在实体方面，还是在精神层次，都加速了东西一体化的步伐，这一变化反映在家庭教育领域，则是父母教养思想行为表现出越来越多的西化模式。

3.2.3　中国社会的家庭规模

除了消费市场和大众传媒，家庭模式也是社会文化构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对家庭教育问题进行探讨时，家庭的规模与构成更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话题。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往往以几代同堂的大家庭为中国典型的传统家庭模式，在文学作品中，如《四世同堂》、《红楼梦》等，也常以这种几代同堂的家庭为对象，描绘其在社会变迁中的兴衰起落。然而，中国社会实际的家庭构成却与人们头脑中的这种固定模式大相径庭。实际调查(Fei，1962;Hsu，1943;Lang，1946;cite in Tsui，1989)显示，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在现实生活中很少存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家庭平均由5个人组成。数据(Yi，1986)表明，从1931年到1982年，中国平均家庭规模呈现出微弱的缩小趋势，由30年代的多于5个人降至1953年后的多于4个人。具体来说，从1911至1947年间，中国家庭的平均规模为5.17至5.38人间，1953至1982年间的3次调查则显示，中国城镇家庭的平均规模逐步从1953年的4.66降至1982年的3.95(Wei，1990)。另对访谈被试的粗略统计(Wolf，1984)表明，在中国城市，与新中国成立以前30%的比例相比，新中国成立以后结婚的夫妇中平均有42%单独成立新家庭，并且这一比例呈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事实上，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几代同堂的家族模式也只是在富人阶层较为普遍，30年代以后，在一帮思想较为激进的知识分子对其种种弊端的猛烈抨击下，这种大家庭模式在中上阶层也开始走向没落(Lang，1946，cite in Tsui，1989)。

1982年在5个城市对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结构进行的调查(Tsui，1989)也显示，几代同堂的扩展型家庭在现实中所占比例甚少。在被访者当今的家庭中，这种类型的家庭模式仅占2.30%，在被访者夫妻双方幼时的家庭中，几代同堂的情况所占比例分别为5.68%和5.13%，由此可见，在当今中国社会两代人的生活中，扩展型的家庭从未占过主流，所谓中国传统式的子孙满堂的天伦美景只是文学家笔下的理想境界，或者少数富人阶层的生活写实，与平民百姓的实际生活相差甚远。这项调查发现核心家庭(父母同其未婚的子女一起居住)一直是中国家庭结构的基本类型，在当今家庭类型中占66.41%，在以往家庭结构中占55%的比例，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家庭结构所占的比例继续呈增长势头。另一项对湖北省4 000名儿童的调查(Feng，1993;cite in Jing ＆ Wan，1997)发现，74.8%的独生子女生长在亲子共处的3人核心家庭，这些孩子所在家庭的平均规模为3.46人。

事实上，这种由父母同其独生子(女)构成的3人核心家庭在当今中国，尤其是城市中，非常普遍。2000年进行的第五次全国人口调查显示，在当今城市家庭中，由一代和两代人组成的家庭总共占了86.51%，其中单代人家庭占了24.38%，两代人家庭占了58.13%。1995年对全国人口1%的抽样调查显示，3人构成的核心家庭在全国范围内都位居首位，具体就北京而言，4人或少于4人的家庭规模占了87.58%，其中3人家庭占了40.70%(考虑到独生子女政策在1978年以后才开始实施，以及4人家庭所占的较大比例，可以推断出这些4人家庭多由父母和他们的两个孩子组成)。总之，这些数据都显示了核心家庭在当今中国社会中的主流地位。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的家庭模式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几代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离开这种家族同居的家庭模式，儒家学说所描述的家庭中尊卑长幼的等级关系就难以存在，由此可以想象，儒家思想在中国家庭实际生活中的渗透是相当有限的。另外，这种小规模的家庭结构模式与西方的家庭构成有许多相似之处，这种在实体结构上的类似必将反映在思想观念方面的雷同，使得文化的东西一体化在家庭教养思想行为方面的体现进一步得到强化。

3.3　总结

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不管是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还是从实体构成的角度，中国文化都呈现出与时俱进的崭新面貌。在心理层面，实证研究的数据表明在现代中国人的心目中，追求个人成就、重视物质享受的个人主义已成为主流，这种心理反映在家庭领域，则是强调孩子的个人成就和自我价值。在实体构成层面，不论是当今的消费市场，还是文化传媒，抑或是家庭构成模式，都充斥着西方的潮流和内容，日益明显地呈现出东西方文化相互融合的局面，同时也为中国父母心理层面上的西化提供了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