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唱歌，也不爱唱歌，连《东方红》都唱走调，当年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现今不知道一个人孑然在卡拉OK单间里我为歌狂是什么感觉，不明白同唱一首歌兴奋在哪里。但若说读书，倒有点我为书狂的意思，只是不大读畅销书。起码是偷懒，既然周围的人都在看，都在讲，听来听去也就恍若读过了，何不省下钱买酒喝。日本以一年里有没有行销百万册的图书、有几种，来衡量出版业兴衰，我觉得搞笑。譬如2009年出版业绩跌回二十年前的水平，可也有一本村上春树的小说《1Q84》，推理＋奇幻，风吼般大卖，乃至获得出版文化奖，评论出版就有话可说了。然而，这只是一个小说家独秀，一家出版社独赢，至于其他三四千家，出书卖不掉，怎一个愁字了得。出版的正道是多品种、少数量、百花齐放，也就是文化的正道。同读一本书，把芸芸众生读傻也说不定。
走笔写下“偷懒”二字时想到大江健三郎，2009年底他出版了小说《水死》，那位主人公当作家五十年，“奋励努力，没工夫怠惰”。大江是十五年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还记得当时江藤淳担任日本文艺家协会的会长，一大早被堵在门口，答记者问，说自己多年不读大江了，无话可说。这下让全体日本人松了一口气，不然，没读过大江，岂不是有眼不识泰山。其实，知道大江，表明你有知识；不读大江，或许表明你有常识。大江是现代文学的方向，宏大难解的神话和琐碎难缠的私事搅和在一起，村上春树也相似乃尔，他们被称作纯文学。
评论家江藤淳起初是大江健三郎的战友，后来分道扬镳。他自杀多年了，曾明言：保卫文学（纯文学），最好的方法是不出畅销书，文学书出一万册就够了。这一点，和大江所见略同，据一位评论家转述，大江也说过：纯文学的读者哪个国家也只有三千来人，而且有这么多就可以认为那个国家的文化是健全的。
与纯文学相对的是大众文学，但“大众”不再风潮，现在流行叫娱乐（entertainment）了。纯文学作家单凭一支笔不易为生，几乎唯有村上春树，销量不仅压过娱乐文学家，还可以跟漫画家一争高下。尾田荣一郎预告2010年3月把漫画周刊上连载的《ONE PIECE》结集第五十七卷，首印三百万册，创出版史纪录，那时节村上也将出版《1Q84》第三卷。小说的书价比漫画贵得多，《1Q84》半年里两卷倾销二百多万册，估算一下，版税至少进账四亿日元，而韩国购买翻译权出价一亿四千万日元，还有其他语版也要与有“发”焉，真令人眼红。三岛由纪夫终于没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他预言“下一个是大江”，但这么卖钱的村上文学，恐怕大江健三郎是不会举荐的。
出版人希望出畅销书，用角川书店前老板角川春树的话来说，书畅销，文化就跟来。照他的意思，文化就像跟屁虫。这位老板手下有一员干将，叫见城彻，角川春树与弟弟明争暗斗，毒品事发而锒铛入狱，见城便挂冠走人，创办幻冬舍，在出版被说成大崩溃的岁月获大成功。得意之余，把多年来的讲话、对谈、杂文凑成两本书，大同小异，介绍出畅销书的秘诀。无非抓商机，用机心，变出书、卖书为炒作，为角川春树开创的角川商法又做出“野性的证明”。(www.xing528.com)
森村诚一有一本推理小说叫《野性的证明》，和他的前一本推理小说《人性的证明》一样是角川商法的成功战例，即出版图书与改编电影并举，相得益彰。角川春树蹲大牢，一些作家从角川书店撤走版权，例如曾野绫子，她说：角川商法彻底砍掉没销路的作品，早已不再是培育文学的土壤。被角川商法带坏，整个出版业彻底商业化。《1Q84》畅销固然是文学的胜利，但角川商法式的大肆宣传也功不可没。花那么大的本钱来宣传，一本无聊的书也可能畅销，因为书是消费了之后才悔之晚矣的商品。
有一位社会评论家叫大宅壮一，认为出版这个行当是极其特别的，出版社分作两类，一类像打鱼，一类像种地。打鱼要及早发现鱼群，撒下大网，但具有投机性，赶上天不好，网网打不到鱼，就只有破产。这就是出畅销书，发横财暴富。种地则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一锄一铲地耕耘，当然也靠天吃饭（天就是读者），有好年头，也有坏年头，但一年又一年，基本有收成。种地型出版社的典型，他举出岩波书店。
日本最大出版社讲谈社有民间教育部、文化部之称，是大众出版的龙头。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曾比较岩波书店和讲谈社，说岩波书店所形成的岩波文化是西欧型知识分子支撑的，而讲谈社文化由“亚知识分子”支撑，两相比较，当年日本法西斯主义勃兴是因为讲谈社文化战胜了岩波文化。
有人说，书之所以畅销，是因为平常不读书的人也跟风购读，读就好——出版有理，畅销无罪。读就好，这说法不免有武侠小说里的江湖气，现实里跟风而成狂风，横扫一切，我们见识或领教的还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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