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出心裁，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识，标新立异，应当是难能可贵的。那需要有胆有识，可能胆识比胆量更要紧。但是像文化大革命年代的造反派那样，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一律唱反调，就不是难事。只要脸皮厚，再有人跟着起哄，便成了气候。似乎井泽元彦即属于这种人，专门玩“逆说”，把历史颠来倒去。他已被哄上电视，肥头大耳，看来脸皮足够用。一部日本史，哪算正史，哪算逆说，是人家自己的事，用不着外人多嘴，但他在《逆说日本史》之四里非难“小说”，就不禁想凑趣说说，因为这个词本来是我们中国的。之四的题目是“中世鸣动篇”，令人想到日本有一句谚语：大山鸣动，原来是一只老鼠。
井泽元彦说，小说一词是歧视用语，应该叫大说。“大说”的说法倒也不是他逆出来的。天对地、老对少、大对小，本来是中国话的特色。记得小说家王蒙也说过，却一时想不起来他是为什么说的了，所以这里只说日本的事。读中国文学研究家驹田信二的随笔《远景与近景 中国·中国文化·日本》，其中有这样的话：“当初说高桥和巳君的小说是大说的，也许是我。记得那是《悲器》问世，接着评论集《文学的责任》又汇集成册的时候，和他聊天，开玩笑说的。当然，大说之类的词语是没有的。”高桥和巳是中国文学研究家吉川幸次郎的得意门生，他放弃中国文学专业，写小说这劳什子，如1962年问世了以知识分子的命运和责任为主题的长篇小说《悲器》，恩师大加反对，井泽元彦就是用这件事证明儒教文明圈视小说为扯淡。不过，井泽热衷于重新解说历史，对“小说”一词却欠缺起码的史感和史识。
日本人言及小说，必称引《汉书·艺文志》，即“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小说家乃十家之一，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被排在最后，似也不好抱怨，因为所记不过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古时候王者想了解闾巷风俗，专门设置了一种叫稗官的小官，负责收集、报告，比如上报“更喜小姐白如雪，三陪过后尽开颜”什么的。这里的“小说”相对于正史，事关政治民情，但若上天言好事、亩产超万斤，那就有点小说的意思了。稗，是细碎之义，并非后来所引申的卑微。清人梁绍壬说小说起于宋仁宗太平盛世，可见他不认为和《汉书》的“小说”是一档子事。(www.xing528.com)
日本率先使用“小说”一词的，是江户时代的曲亭马琴（1767—1848）。他说自作《椿说弓张月》一书，虽云小说，然引用故实，悉遵正史。明治时代以文学论《小说神髓》名世的坪内逍遥（1895—1935）借之迻译英语的novel，“小说”的概念就从近世跨入了近代。但因为有历史遗留问题，文豪夏目漱石使用时将其分作汉学所谓之小说和英语所谓之小说。直至1900年前后，教育者一向把小说视为教育之敌、学生风纪紊乱的祸根，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待前近代儒教文学观衰败，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竟繁荣得唯我独尊。虽然至今日本文学史分野对其界定仍时有议论，但普通人并不理会这一普通词语的陈年旧账。百余年前以至遥远，中国在文学上也是日本的宗主国，大概作为二三流推理小说家的井泽元彦心底对此犹残存些逆反情结。他主张不要把《源氏物语》叫作小说，这倒也说得过去，因为从近代以降的文学观来看，“物语”本属于中国志怪、传奇之类的玩意儿。但这样一来，可就不好说“日本11世纪就写出世界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奇迹’，（井泽元彦语）了。
井泽不大乐意被叫作小说家，在这一点上，流行小说家渡边淳一远远比他看得开。渡边说：“小说一词来自中国的稗史小说，与记述国家历史的正史相对，写的是市井杂事。从本来的意思来说，写天下国家之志的，应该叫大说罢。但小说就是小说，不是大说，不是写社会或经济的现实或理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对于这种正统观念，属于闲书系统的小说不正是一个反动么？并泽元彦拼命和小说划清界线，醉翁之意，不过想亮出推理小说的谜底罢了——我的文章载着道呢。试图把人们从官制正史的框子里解脱出来，是柏林墙倒塌以来的潮流，但种种逆说，终归像是给历史女孩儿穿上了时兴的“矮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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