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声闲话：太宰治的脸-永井荷风的作品序思

在旧书店门口翻检无限近乎垃圾的旧书，见书中夹一纸条，上印四个字：敬请高评。日本的出版社出书后，每以著者的名义把书寄呈书评家或权威人士，殷望其妙笔在报刊上成人之美。他可能不予置评，也可能不加翻阅，末了卖到旧书店，把书送人六道轮回。

古人云：“士子声名未立，应共奖成，无惜齿牙余论。”特别是羽翼未丰的著者出了书，请人写书评是正常的，无可非议。书评也是出版流程的重要一环——宣传与推销。偏不找人评论，很显得另类，却算不上清高，也可能是不识市场之时务。至于说好说坏，溢美与否，那就是评者的事情了。报刊卖给芸芸众生看，当然是好话连篇，没必要举出一本无聊的书来否定，除非意不在读书。

序也属于书评之类。

顾炎武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序。”永井荷风鄙视明治以来轻薄的日本文明，以花街柳巷为舞台的花柳小说写得好，或许就因为怕患，不大为他人作序。某女士写了侦探小说要出版，找到他头上，他只好写，如下：

“我不知道此书的著者是何等人。著者拿着我敬畏的友人的介绍信来找我，给我看已经在印刷的此书，求我为序。我友为何把这个著者介绍给我，我并不知道；著者又为何需求我的序，我也不得而知。我答以既不知著者其人，又不知其著，不知该如何作序，予以推辞，但著者不许。无奈，在此挤出无用的数语。著者是否把这样的无用序言放在著书之前，我不知之。我只记下我是如何为难的，聊以塞责。荷风老人。”(www.xing528.com)

此序抄录在《断肠亭日乘》中，这是永井荷风的日记，记了四十二年，孑然一死的前日才辍笔。他序过谷崎润一郎的《近代情痴集》，序过堀口大学翻译的《青春火焰》，均未抄录在案，看来是认定那位女著者不会用这样的序文。如若真的用了，倒不失为出版史趣话，不用，那就只能是永井的逸闻，足见其偏奇（他把独居自适的木造洋楼叫偏奇馆）。为人作序，诚如汪曾祺所言：要看作品，还要想问题，写起来很费劲。但序无定规，周作人似的作序可能就较为轻松，他说：“尊集序文容略缓即写，大抵敝文以不切题为宗旨，意在借机会说点自己的闲话，故当如命不瞎恭维，但亦便不能如命痛骂矣。”之所以不切题，想来是因为压根儿不打算读“尊集”。这种不切题的序文，永井荷风也写过：

“那是大川河道搭乘叫一钱蒸汽的渡船通行的时候。秋晴之日，从船上眺望岸边景色行进，临水人家的窗前或檐下在河风中晾晒女人的和服、腰带和襦袢等物，其中交杂着前代流行的染色、花纹，望之蓦地想起已故祖母的模样，乃至母亲年轻时的姿容。日月流易，比之于秋日西斜之速，也成了令人无限悲伤之物，竟自何时呢？是我们住在东京街里的人根本不知道震灾之火的往昔，还是比那更可怕的战乱之火也终于熄灭之后的某日呢？花柳章太郎来访，出示所著《着物》一书，说是已完成续稿，网罗了服饰流行诸事，我不禁想起过去河边人家晾晒的衣物，应其所请，记此事作为新著的序言。昭和廿三年秋九月荷风散人。”

序，也就是前言，置于卷首，很有点书前显贵。有人说它既是著作的判词，又是读者的向导，倘若从这两点来说，我觉得最好把它放在书后。书还没有读，先灌输了一堆成见，读下去就可能按图索骥。一张白纸似的开卷，读完了再参考后序或后记，比较一下自己的读后感，或许更有益。序，有自序，有他序，而所谓译序，到底是译者为原作写的他序呢，还是为译作写的自序呢？我总觉得译序有一点霸道，哪怕著者还健在，译者也擅自踩上著者的肩头，挡在作品的前面，指手画脚。好像不写个译序，所译作品就算不上成品似的。日本的出版惯例是在书后加一个解说，适得其所，看着就不觉得碍事——是为随随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