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小说：太宰治的脸

2008年，一位侨居日本的中国人用日语写小说，获得芥川奖。适逢北京举办奥运会前夕，奖给中国人，或许是应时以吸引眼球，却也不免像我们常说的献礼，虽然对这礼中意与否得另说。此奖现有九位评委，清一色作家，终身制。评选方法是画〇为推荐，画×为不推荐，画△为模棱两可。自称“高等文学家”的石原慎太郎已当了十五年评委，评点这篇中国人的小说：“没超出单纯风俗小说的层次，即便文章进步了，也不能只因写手是中国人就扯上文学评价。”可见本心是要画×的，但他还一连三届当着东京都知事，正煞费苦心申奥（2016年夏季奥运会），事情就扯上中国一票，脚踩政治与文学两只船，两难之间就画了△。

有趣的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石原读大四的时候获得芥川奖，年年狗咬人，那年人咬狗，竟然使这个纯文学奖项一下子变成新闻，轰动社会，而他的获奖作《太阳的季节》正是最典型的风俗小说。其风流俗，“太阳族”人满街走，而今好像中国把这种什么什么族的说法用得更欢势。自芥川奖伊始担任评委二十七年的佐藤春夫曾痛斥：“对于《太阳的季节》反伦理的东西未必抨击，但它作为风俗小说是最低级的东西，作者锐敏兮兮的时代感觉也不出记者或演员的层次，绝不是文学家。从这个作品只感到作者欠缺美的节度，令人难抑嫌恶。”

风俗小说，这个词现在几乎不用了，听石原慎太郎的话音，它带有贬义，到底是怎样的小说呢？

据辞书解释，风俗小说是以描写世态、人情、风俗为主的小说。照此说来，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小说也不妨算作风俗小说，而村上春树、吉本芭娜娜等作家都是以各自的手法写社会风俗。但它又另有含义，那就是1950年中村光夫出版《风俗小说论》，对“构成今日我国小说之基础的所谓写实主义技法”痛加批判，以至风俗小说一词不大好听了。

记得1988年7月，刚到日本十来天，在电车上捡起一份报纸翻阅，看到了中村光夫去世的消息。他在《风俗小说论》中论断，日本近代文学在决定方向的起步之际，用田山花袋的手完全涂抹了“自然主义”本来具有的科学性或思想性，把“自然”变质为作家精神性“修业”的一个伦理概念。这就使日本的小说不同于欧美小说，具有独特性，即所谓私小说，也称作纯文学，被视为小说的正统。战败后，写实主义小说演变为风俗小说，蔚然成风。风俗小说不是社会小说，不是从内面捕捉生活于社会的人，擅长的是外部的风俗描写。即使写人也不过是人的断片，或者是作者的恣意所操纵的傀儡，就连动物性侧面也只让人觉得是空白感性的捏造，并非作者身上所具备的天性。中村还写过《谷崎润一郎论》《志贺直哉论》，对文学大家挨着个否定，仿佛有中国近些年的景象，或许不同在中村是地地道道的文学评论家，而且是芥川奖历史上绝无仅有过的评论家评委。(www.xing528.com)

“风俗”，在日语里还是“性风俗”之略，例如夏目漱石说，“文学的读者里有各式各样的阶级种类……警察是为了取缔风俗而读”。性工作者从事的是风俗工作，红灯区产业就叫作风俗产业，这是中文所没有的意思。“风俗店”“风俗娘”之类的用语本来前面要加上一个“性”字的。比夏目漱石晚一辈的永井荷风辞了教师，不必再有所顾忌，自然而然地写起了这种性风俗，也就是花街柳巷。有一篇叫《梅雨前后》，写的是酒吧女招待，被誉为风俗小说的巅峰之作。当代评论家川本三郎有这样的评说：“我认为风俗描写与社会描写有点不同。《梅雨前后》没把话扩展为‘当今日本的状况’，有仅止于风俗之妙。有人把它轻视为‘风俗小说’，但并非如此。”风俗小说并非色情小说，它是精细描写衣食住以及流行等风俗的写实小说，但或许是永井荷风影响所致，人们往往以为风俗小说即所谓花柳小说，甚至是缺少思想性的通俗的无聊小说。

风俗小说的叫法似乎匿迹了，风俗小说却依然存在，并且借助于电视剧而更加兴旺。像时尚电视剧一样，风俗小说也总把衣食等生活信息当作一个卖点，从这一点来说，女作家林真理子的那些随笔地地道道是风俗随笔。村上春树写音乐，不正是写出了活生生的风俗吗？似乎老作家渡边淳一只擅长写性交，譬如《失乐园》，对于吃穿住之类的风俗却不在行，充其量是报告或说明，谈不上描写。当然，这也许因为他是写给跟年将六十的主人公差不多岁数的男性上班族读的，他们的生活知识也就这么个水平，况且在字里行间追逐的并不是吃什么穿什么，而是和人到中年的有夫之妇偷情，即便写得如新闻报道或房地产广告，也无碍他们垂涎读。可笑的倒是到了中国，读者好像净是些何妨纵情谈爱的年轻人。写风俗需要驳杂的知识、丰富的人生，应该是富有阅历的作家的擅场，但描写得过于入微，恐怕也会让我这样的读者不耐其烦。

忽而想起《风俗小说论》中一句话：“为某种被抽象化的欲望而献身，在这一点上，守财奴的心理跟革命家的心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