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吾：《堕落论》与《白痴》，战后畅销，令人惊叹！

读王小波的杂文，不知怎么就想到坂口安吾。

安吾最有名的作品是随笔《堕落论》和短篇小说《白痴》，均发表于1946年。《白痴》和《堕落论》在主旨上是关联的，前者写战败之际，人怎样被逼人绝地，而后者探究人当战败后，出发点何在。他的朋友、小说家石川淳盛赞《白痴》是杰作，甚至是“安吾的全部”，但他本人抱怨人们赞其一点，不计其余。似乎还是评论家柄谷行人说得好：“视近代小说为中心的战后文学史家把安吾当作二流作家，实际上他的作品，随笔是小说性的，小说是随笔性的，没有那种什么样作家都有的堪称代表作的东西，但他今天仍然吸引我们，即缘于此。”

我当初读《堕落论》，却是出于对昭和四十年代（1965—1975）的兴趣。那年代的我，关于日本，只是在全民同读一张报的《人民日报》上常见伟大领袖接见日本友人，不绝于途似的。开放后东渡，心存好奇，偶然看到眼熟的姓名还有点他乡遇故知之感哩，更想了解当年日本是怎么一回事。1960年代以学生为主的群众运动以失败告终，年轻人不知所措，从故纸堆里翻出《堕落论》。坂口安吾的极而言之剥掉了一切假面，跟着他耍一个无赖，便释怀了挫折与颓丧，所以我读它也无关乎战败后之初的日本。

这篇随笔不足八千字，鼎中一脔，不妨读读这一段：

“人生存，人堕落，除此之外没有拯救人的方便的近道。不是因为战败了所以堕落。是人就堕落，活着就只有堕落。但是人不能永远堕落到底，因为人的心对于苦难不可能如钢铁一般。人可怜而脆弱，因此是愚蠢的，要堕落到底未免太弱了。人结果就不能不刺杀处女，不能不编造武士道，不能不拥戴天皇。但为的不是他人的处女，而是刺杀自身的处女、编造自身的武士道、自身的天皇，人需要沿正确地堕落的道路堕落下去。而且日本也需要像人一样堕落。沿堕落的道路堕落下去，借此来发现并拯救自身。政治拯救云云是表面的愚不可及的东西。”(www.xing528.com)

安吾出道比较早，却是靠《堕落论》一鸣惊人，独领风骚，但这种思想并非一夜之间的突发，几乎是他战争期间撰写的《日本文化私观》战后版。例如他在这篇随笔中写道：“只看着漂亮不可能是真正美的东西，一切问题都在于实质。为美而美的美不老实，最终不是真东西。要而言之，那就是空虚。空虚绝不会靠真实打动人。归根结底，只能是有没有都无所谓的东西。”

1930年代德国建筑家布鲁诺·陶特在日本住了三年，写随笔赞美日本传统木建筑，一时间日本大有藉以重振传统主义之势。结集译成日文，叫《日本文化私观》。安吾套用这个题目，落笔便写道：“我对于日本古代文化几乎没有知识，不曾见过布鲁诺·陶特绝口称赞的桂离宫（京都府），也不知道玉泉、大雅堂、竹田、铁斋……不过，并不认为这样的我，因迷失了祖国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传统而生活是贫困的。”又说：“陶特必须发现日本，但我们用不着发现日本，现今就是日本人。我们也许迷失古代文化，但不可能迷失日本。”问题不是传统或尊严，而是实质。所谓国民性、传统，有时隐含着欺骗。对于人来说，日常的欲求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京都的寺庙、奈良的佛像即使全毁了也没什么要紧，但电车不通就麻烦了”。安吾的醉翁之意是抨击当时风行的国粹主义文化礼赞，但这种偏激的观点也不免有文化的价值仅限于实用之嫌。而且，正当金属统统收去造飞机枪炮之际，他竟然说“法隆寺、平等院都烧了完全无所谓，需要的话，可以拆掉法隆寺建停车场”，授人以柄，被指责帮军政府的忙也顺理成章。

评论家江藤淳曾指出：《日本文化私观》常用俗语来否定形式的、庄重的表现，产生讽刺的效果。坂口安吾的文体是美的。年轻时崇拜江藤淳的柄谷行人也认为安吾在日本近现代文学当中是极其特异的。《日本文化私观》并不是论日本文化，而是安吾的自我省察，是他发现他人或现实的态度。在大多数人积极或消极地跟军国主义合作的战争年代，坂口安吾敢于不理睬，这点永井荷风也相似。作为日本人，二人罕见地确立了个人主义，客观地保持距离谈日本文化。但作为作家，荷风是只要自己明白就行，而安吾要让明白自己所思的人明白。从文化论来说，若活在今天，大概安吾会主张只要有益于健全的生活，漫画也好，电子游戏也好，都不妨接受，荷风则一味地鄙视。安吾厌恶荷风，肆意攻击，而太宰治攻击“小说之神”志贺直哉，他们以虚无的态度嬉笑怒骂，对整个近代以来的既成文学进行颠覆，主张文学要含有18世纪后半兴起的大众读物所含有的游戏精神，被称作无赖派，虽然在理论上或文坛上并不曾成派。

坂口卒于日本战败十年后的1955年，四十八岁，而王小波卒于文革结束二十年后的1997年，四十五岁，大概就是这享年的相差无几让我把他们想到了一块儿。日本人喜欢立文学碑，使风景多一点人文的招徕。坂口的故乡新潟也不例外，文学碑上面镌刻着他的手迹：不谈故乡。真够无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