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狸庵先生：往事重现，远藤周作的传奇之路

蓦地看见狐狸庵先生，吓了我一跳，虽然他出现在电视上。戴一副黑框眼镜，眼里含着笑，面容却显得苍白，或许因为是四十年前的旧广告。古人只能吟桃花依旧笑春风，如今则常见画面依旧，世事皆非，这位狐狸庵先生去世已经十多年。2008年，电视拿出他1972年为雀巢咖啡做的商业广告，和当红演员唐泽寿明合成“第四十年的翻新”，二人都是四十岁，但相差四十年，看着蛮有趣。广告词是“明白不一样的人，狐狸庵先生·远藤周作”。当年这个广告使远藤周作的雅号狐狸庵广为人知，乃至仙台等地有酒馆也挂出“狐狸庵”招牌，火借风势，随笔《狐狸庵闲话》红透半边天。不过，本该一脸肃然的纯文学作家这样在电视上放“狐骚”，让守道的文人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叹人心不古。

远藤周作有两张脸，一张严肃有余，一张滑稽过火，真是不一样。两张脸反差太大，远远超过了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与“猛志固常在”，几乎是一个日本现代文坛之谜。文学史写到他，列举的一色是小说，如《海与毒药》《沉默》《深河》，也就是严肃文学，这固然是文学史以小说为正统之故，但附带说到以《狐狸庵闲话》为代表的随笔，似乎克制之中也含有毕竟不登大雅之堂的意思。

筑摩书房出版“现代文学大系”，堀田善卫、远藤周作、阿川弘之、大江健三郎合为一卷。远藤周作是真名实姓，生于1923年。十二岁受洗，理由是不想让离婚后信奉天主教的母亲伤心。对于他来说，这信仰好似母亲让他穿的西服，长大了觉得不合身，不是袖子长就是裤子短，穿在身上很难受，几次想脱下来丢掉。他的信仰不是与上帝之间的个人契约，而是和母亲的契约。文艺评论家江藤淳独具慧眼，指出小说《沉默》中远藤的耶稣“显然被女性化，几乎是日本母亲似的存在”。终其一生远藤都是在确认信仰，认识到西服并非全部衣服，日本人穿合体的和服也能不乖离基督的教义。他批判宗教排他性，不否定日本人传统的对象驳杂的信仰形态，认为各宗教殊途同归，以至于神。作为天主教作家，远藤周作在日本罕见其匹。关于天主教文学，他这样定义：“人具有选择或舍弃上帝的自由，把这种人的自由倾注于文学就是天主教文学。”而文学“以凝视人为第一目的”。

远藤自幼多病，幸免于当兵。1950年得风气之先，赴法留学现代天主教文学，两年余抱病而归。1959年冬周游欧洲，研究萨德，归来住院两年多。1963年，人到四十，乔迁郊外。“这次患病期间，说来难为情，还是净考虑上帝的事儿了”，结果就着手写《沉默》。不过，世人先看见的却是他在沉默中爆发：把新居的厢房命名为狐狸庵，自号狐狸庵山人或散人，写起了狐狸庵随笔（起初在杂志上连载叫《午后聊天》，结集出书时名为《狐狸庵闲话》）。而且，狐狸般的戏谑犹不能尽意，正当全民玩命把GNP搞成世界第二位的时候，他又大写吊儿郎当，《吊儿郎当生活入门》《吊儿郎当爱情学》《吊儿郎当好奇学》，笑倒日本。狐狸庵？三岛由纪夫问他为什么用这么老气横秋的名字，远藤回答：你把笔名叫什么由纪夫，棒小伙儿似的，上了岁数怎么办？三岛拒绝老，一本正经，仿佛人与文如一，赶在老之前自我了断，永葆四十五岁的形象。传闻二人都候选过诺贝尔文学奖，远藤标榜吊儿郎当，像是故意跟小他两岁的三岛作对，对三岛的生活方式及形象是一个破坏。

文未必如其人，常常不过是其人把生活加以伪装，貌似如其文。远藤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就该有一种近乎其人，究竟是哪一种呢？周作，这是很有点载道的名字，大概用它写小说便板起面孔，严肃地探讨日本人与基督教的矛盾。日常生活里，据熟知其人的作家和编辑说，远藤真像老狐狸，对什么事情都好奇，正经谈文学时也会突然扯起淡来，津津有味地打听女演员八卦的真伪。他极有表演欲，从小梦想当演员，成名后组织了一个叫树座的业余剧团，登台演出（从剧照看，好像不大有表演才能）。亮出自己的真实一面，甚而漫画化，不是为证实文如其人，用意何在呢？狐狸庵先生在随笔《剪报簿》中写道：

“近代文学之功，其一在于让我们看见人心理背面的自私自利、虚荣心、无意识及其他种种，但我们的心理背面越来越复杂，难以捕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能相信别人的真实一面了。别人什么样的善意也会被我们认为那是‘这家伙想让我觉得他好才干的’，或者习惯于解释为‘哼，陶醉于美滋滋的自我满足’。表面的脸后面还有另一张别的二重脸、三重脸在看着。这时我们陷于无力感，似乎自己和他之间没有‘能互相沟通’的力量。(www.xing528.com)

“我翻开剪报簿，好像相声里说的这些蠢货们露出傻傻的真实一面，故而能把握，所以一刹那感到跟那个人能互相沟通的愉悦，不禁一笑。但同时不能不考虑笑的贫弱，我们今天只有用这样的笑沟通人的途径吗？关于这一点，日本的近代文学几乎不曾给我们什么贡献。”

可见，先生要借助笑，和人们沟通。写《沉默》是认真的，写《狐狸庵闲话》也是认真的。远藤在京都嵯峨野建别庄，曾想让尼姑作家濑户内寂听题名，不叫狐狸庵，而是谐音为孤离庵，在他搞笑的背后浩茫存在的不正是孤独与寂寞吗？这种孤寂来自少年时父母不和，他讨厌回家，放学后在街上游荡，从小用淘气或搞怪来遮掩不愉快的心情。在不大重视宗教的日本，恐怕他作为基督徒也感到孤立无援。

他说：“幽默不是从高处看，从劣等人的视点看东西时才会有幽默。”幽默或恶作剧也常是弱者对强者的挑战和报复。当然，狐狸庵随笔写的生活也并非完全真实，他不是弱者，不是吊儿郎当的懒汉，把自己弄得很滑稽，那是他的人生策略。远藤还著有一些被称作轻小说的作品，譬如《我、丢掉的、女人》，介于《沉默》与《狐狸庵闲话》这两类文学之间。他的严肃作品也搞恶作剧，不乏幽默，以至让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讨厌，说他不正经。

远藤周作卒于1996年，享年七十有三。六十五岁时被评为日本国文化功臣，从那前后不再用狐狸庵的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