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赏多,大概是日本文坛的一大特色。当作家不得个什么奖,简直就师出无名,都不好自报家门。譬如当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一说到他就是当年获得芥川奖轰动社会如何如何,实际上那个得了奖的小说早已未必有人找来读,读了只怕也好似闻了臭袜子,而且是别人的。芥川奖被捧上天,获奖作品却往往只是在日本文学史上留个名,时过境迁就不值得一读。不过,要走出茅庐,常需要有人顾,奖赏就好比那个人,是敲门砖,是鲤鱼玩命跳的龙门。
偏也有作家不领奖,最出名的是大江健三郎。全面地说,他是又领又不领,前脚接过外国的诺贝尔奖,后脚却推掉本国的文化勋章。诚如其言,“战后民主主义的一大特征就是有接受勋章的自由,也有拒绝的自由”,但论客本多胜一谴责他,同样是皇帝,日本天皇给奖他不要,瑞典国王给就要,为人虚伪。又领又不领的作家也不止大江一个,如大冈升平,以小说《俘虏记》领取了横光利一奖,但拒绝当选为艺术院会员,理由是“以前当过俘虏”,不好意思接受国家荣誉。还有吉村昭,领过太宰治奖、菊池宽奖、吉川英治文学奖,但不领司马辽太郎奖,说是没怎么读过司马辽太郎作品。
颁奖有颁的道理,不领奖有不领的理由。武田泰淳不领艺术选奖文部大臣奖,是“因为不想要所以不要”。内田百闲不当艺术院会员,“要说为什么,因为讨厌;要说为什么讨厌,因为不感兴趣;要说为什么不感兴趣,因为讨厌”。不少作家不领奖都是拿自由当作挡箭牌,颇有不自由毋宁死的气概。藤泽周平领了直木奖以后专事写作,名声日隆,故乡要给个名誉市民称号,被他婉拒,写信道:“并非了不起,以至为主义主张而违逆美意,不奉接荣誉。我一向认为,对于作家来说,至为重要的是自由,世间容许这种生活方式很值得庆幸。”对于故乡来说,领不领都具有宣传价值,这封信被荣誉地展示在当地图书馆。藤泽死后家属接受了县民荣誉,因为死者已不需要自由。大宅壮一临死前,弟子替他挡驾了政府奖赏,为他无冕之王的一生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一般来说,奖赏是对作家或作品的认可和鼓励,但捧在手里,也意味着顺从它的标准乃至体制。要说任何奖赏都坚拒不受的作家,似只有那么一个,就是山本周五郎。直木奖要颁给他的《日本妇道记》,他断然拒绝,惹得文坛大老菊池宽抱怨。后来山本也不接受每日出版文化奖、文艺春秋读者奖等。(www.xing528.com)
山本周五郎本姓清水,生于明治三十六年(1903),取名三十六。家贫,小学毕业进当铺学徒。店主仁义,让他读英语夜校。昭和元年(1926),作品第一次登上大杂志《文艺春秋》,笔名山本周五郎,其实是店主的名字。山本真正出名在战后,尤其如小说家开高健所言,“晚年十来年,取得了压倒性大胜”。作品常被搬上银幕,特别是《日日平安》《红胡子诊疗谭》《没有季节的街》先后被黑泽明拍成电影,接二连三获奖,虽然整个走了样,但对于原作的流行功莫大焉。文坛有文坛的政治力学,山本概不参与,不结帮打球,不凑趣赛马,有如一条狼独往独来,人送外号“拗公”。毕生一庶民,拗也彻头彻尾是庶民的拗。日本传媒最爱搞对谈、鼎谈、座谈,他从不参加,也不许登门请益的文学青年称呼老师。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学历无用就成为有识之士的一识,山本虽只有小学文凭,却认为学历有用,因为学校生活需要忍耐,大学毕业的人耐着性子读十六年,这股顽强劲儿能适应社会生活。说法有点像玩笑,但富有人情味。他的历史小说也充满人情味,有人评山本文学:对于世,很多不得志的人是一个抚慰。
作家活着时或许不可一世,死后却事不由己,常常被活人捉弄,山本也在劫难逃。他一辈子不领奖,去世以后新潮社居然拿他的名字设了一个奖,用来抗衡直木奖。直木奖和芥川奖是文艺春秋杂志及出版社创办人菊池宽设立的,分工明确,前者鼓励大众文学,后者评价纯文学。关于这两种文学,菊池宽说:作家想写就写的东西是纯文艺,为悦人而写的是大众文艺。山本周五郎则不以为然,主张文学无所谓纯不纯,无所谓大众或少数,只有好小说与坏小说之分。小说必须以最大多数的读者为对象,那种纯文学连高中生也能搞。可见,不接受直木奖终究是出于文学理念,不愿吊死在大众文学这棵树上。山本的好小说确实超越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框界,读者广泛,也就敢于说:文学不是为了奖,对于作者来说,什么奖也比不上读者给予的好评。新潮社同时还比着芥川奖创设了三岛由纪夫奖,三岛地下有知,一定会手舞足蹈。他的人生哲学与山本正相反,汲汲于虚荣,甚而之所以自杀,也被说是川端康成拔了头筹,诺贝尔文学奖就不再有他的份儿。
山本周五郎卒于1967年。生前不爱让人家照相,说是怕女读者见其貌不忍读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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