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承祚（公元1902—1991年）
字锡永，号驽刚、蠖公、契斋，广东番禺人。
商承祚的父亲商衍鎏是中国科举制度的最后一位探花。1902年，商衍鎏的第二个儿子降生，他给儿子起名承祚，“祚”就是福运久长的意思，商衍鎏希望这位降生在春季的小男孩能够承续商家数十年来的好运气，而商承祚的成长也确实没让长辈失望。从文字记忆的碎片中可以得知，商衍鎏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已经开始讲授四书五经，商承祚扎实的国学功底就是在“牙牙学语”和“之乎者也”的诵读声中慢慢积累的。
商承祚从小就经常将早餐的钱省下来到地摊上购买古董，到八九岁时对古物古文就已经痴迷到“连走路都要低头搜寻古迹”的地步了。商承祚在18岁时向父亲正式提出，他的心愿是学习古文字。刚从德国汉堡大学讲学归来的商衍鎏听了这个想法后长叹了一口气，说学这行是找不到饭吃的。但看儿子神情坚决，只得同意。商承祚见父亲同意了自己的选择，又适时提出请父亲介绍他拜罗振玉为师。商衍鎏与罗振玉并不熟悉，可想到他大哥在天津为官，他们之间应该认识，于是修书一封，让商承祚前往天津。其实商衍鎏是上了儿子的当，商承祚知道伯父认识罗振玉且交情不错，他只想得到父亲的支持而已。伯父读了信知道了侄儿的心志，于是登门拜访蛰居天津的罗振玉，选了个黄道吉日行了拜师大礼。
时隔多年后，商承祚对这段经历仍念念不忘。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乃遍阅罗师‘殷礼在斯堂’所藏甲骨文、青铜器。吾白天在罗家拓铜器铭文，双勾旧铭文拓片。入夜回伯父家住宿，灯下读罗师《殷墟书契考释》，并按《说文解字》结构进行整理，又补入异体字。记录个人体会，每晚至午夜方睡。”商承祚的勤奋与痴迷可见一斑。成为晚清国学大师罗振玉的关门弟子，无疑是商承祚人生中迈出的最为关键的一步。从此他稳步走上了通往巍峨的学术殿堂之路。
得到名师的指点，商承祚的学术功力在随后的三年里得到了迅猛增长，1923年，商承祚便推出了自己的处女作《殷墟文字类编》。此书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完备的甲骨文字典，遵《说文解字》的体例从偏旁部首编次，从文字、声韵、训诂3个方面进行分析。全书14卷，收字4184个，其中包括重文3394个，甲骨独体文790个。年及耄耋的罗振玉对于弟子所取的成就极感欣慰，既为之轩然首肯，又欣喜后继有人，再鼓励再接再厉。王国维也欣然为此书作序，称“如锡永此书，可以传世矣”。
《殷墟文字类编》的出版让年仅21岁的商承祚震惊了当时的中国学术界。他刚转入北京大学国学门就学就接到了东南大学的教授聘书。翌年，商承祚又被北京师范大学聘为教授。当商承祚将受聘高等学府教席之事告知父亲商衍鎏时，这位前清的探花郎似乎有些不敢相信，古文字研究不但给儿子带来了饭碗，而且还是个很不错的金饭碗。
继《殷墟文字类编》之后，商承祚不仅对甲骨文已有资料进行研究与诠释，还积极对甲骨文新资料作整理与考释。陆续发表了《殷墟文字考》《殷墟文字用点之研究》《立字质疑》《释武》《释申》《殷商无四时说》《殷墟文字》《甲骨文字研究》《甲骨文及钟鼎文字研究》等论文，编著出版了《福氏所藏甲骨文字》和《殷契佚存》。《殷契佚存》著于1933年，该书著录了六家所藏甲骨实物，三家拓本，共1000片，并加以考释，为研究甲骨者必备之书。此书不仅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在考释方面更是论述精到，可谓商承祚研究甲骨卜辞的代表作。
除甲骨文外，商承祚于上世纪20年代末亦致力于青铜器及其铭文的收集与研究，并注意辨伪。《十二家吉金图录》可谓商承祚金文研究的代表作，该书集海内外12家所藏铜器169件编写而成，为每一器物绘制了精美的图片，并著其色泽，详其尺寸，加注了铭文，还进行了考证。该书也成为治金文者的必备工具书。(www.xing528.com)
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商承祚随金陵大学南撤内迁。路过湖南长沙时，酷爱古物的他从朋友那里听说，近年湖南挖掘出不少楚国文物，有漆器、青铜器、丝帛、玉石等。这则消息立即引起了商承祚的极大兴趣，他不顾战火蔓延，在长沙停留了一年多，对所看到及鉴定的出土文物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调查与逐一记录，这里面就包括了那时还不为国际汉学界列入研究重点的楚帛书。他在长沙时得到消息，东郊有人挖开了一座古墓。他急忙赶到现场，可为时已晚，完好的文物已被拿走，只剩一些残片。他十分遗憾地站在墓地，一个泥团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泥团怎么会有皱折？专业的敏感性告诉他这绝非等闲之物，他赶快包好带回住处。晚上，他在灯下展开这团“泥纸”时大吃一惊，原来是一种丝织品——缯。缯盛产于周代末年，上面的文字是用漆写的。由于年代久远，缯已变得和泥土一样，其字体古拙难识且非常模糊。
那是商承祚第一次见到楚帛书，也是他为时半个世纪楚帛书研究的开始。可惜的是，他将这新发现交朋友鉴定，后来这件泥缯不知下落，一直到1957年，商承祚才从日本友人处获得美国费利尔美术馆拍摄的楚帛书全色照片。承续以往的研究，最终写定《战国楚帛书述略》这部楚帛书研究史上的扛鼎之作。
战时的大学也纳入准军事化的管理，商承祚因在长沙滞留太久，赶回学校时引起校方的不满，商承祚便主动提出辞职。为了生计，他担任了盐务总局帮办的秘书，是一个闲职。他开始重新研习书法，集甲骨文作品超逸秀劲，作金文华贵雍容，小篆取径《峄山》，上溯商周，隶书兼及两汉。其书作皆柔和娴雅，结体谨严，行笔干练，体态自然。他在重庆举办了第一次个人书法展览。媒体评曰：商承祚钟情秦隶，创造出既浑穆雄奇而又婉通流畅、意趣盎然的个体风格，在隶书领域里独树一帜。应该说，这一评论是比较客观公允的。
商承祚治印始于少年时代，14岁即拜篆刻家劳健为师，曾以日摹汉印十余方为常课。某日于冷摊贱价购得“繇通之印”，商承祚不解印面而求教于业师。劳健告知繇通为战国时秦国秦惠文王的公子，秦国取得蜀地后分封繇通为蜀侯，此印为繇通获封后所刻。但仅过了两年，繇通即为蜀相所杀，蜀地独立。秦武王元年，泰国派兵收复蜀地，杀了闹独立的原蜀相。此印仅使用两年，故十分珍贵。印拓收录于桂馥的《缪篆分韵》一书，说明此印曾被其收藏，不知何故又流落街头。商承祚闻知一方古印中蕴含了那么多的历史信息，不由得且喜且叹，将印章悬于腰间数月。商承祚的篆刻虽玺印两式兼作，然以古玺见长，盖得益于彝铭及陶玺之融会变化。他在所著《我与容希白》中写道：“希白（容庚）到重庆，适我任盐务职。我谓之学不进而刻印则工。以数印示希白，颇获嘉许，欢聚数日而别。”可见那几年商承祚在篆刻上所下的功夫。后商承祚集自刻印约二百方，拓得六册，气格醇古，不愧大家。
习字刻印之余，商承祚还常去古玩店浏览，多为收集文物字画。在这一时期，商承祚认识了许多活跃于重庆的文艺界名流，如著名画家徐悲鸿、张大千，还有文化人郭沫若等。商承祚与徐悲鸿结识后友谊渐深，两人经常谈论书画。有一次商承祚看着徐悲鸿的四幅画说要提些批评意见。徐悲鸿指着一幅奔驰的野马图，商承祚评曰“三条腿的马”。徐悲鸿指向一幅垂尾回顾的坐猫图，商承祚评曰“狐狸尾巴的猫”。徐悲鸿指向一幅墨竹图，商承祚评曰“像甘蔗的竹子”。徐悲鸿再指向一幅仕女图，商承祚见仕女脖颈略长，评曰“吊死鬼的美人”。说完两人大笑不已。徐悲鸿说：“到重庆以来，只听得一片赞扬声。既未闻不同意见，更谈不上尖锐的批评，此谓之知友诤友！好，我请你喝酒。”
1948年，商承祚与容庚皆回到广东，同时被聘为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教授。从1956年开始，商承祚和容庚联名开始招收古文字学研究生。在这两位学术大师的扶掖培育下，中山大学逐渐成为国际汉学界所瞩目的古文字研究重镇。而他们指导研究生的方式在中山大学也是个广为流传的话题。时隔多年以后，商承祚的弟子陈炜湛教授回忆道：“他跟我们讲课主要是谈话聊天，答疑解惑，一本正经、子丑寅卯的填鸭式讲学几乎没有。你在自学时碰到什么问题，你可以去请教他们。他们也会很认真地跟你讲解，有时也会推荐你看什么书。商老与容老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强调从古文字原材料出发，从细读原拓本中发现问题。与此同时，他们也讲究领悟，商老很少跟你讲应该如何做学问。他要求你从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等权威学者的著作入手，从中领悟治学门径。”
如果说商承祚中年以前在治学，特别在收藏文物方面取道“得”，那么在晚年他则选择了“舍”。有舍有得，有得有舍，这是朴素的辩证规律。
商承祚出身名门，加上自幼就喜爱古玩文物且交游广泛，其一生收藏宏富。但商承祚并不将这些文化瑰宝据为己有，到晚年持“独乐莫如众乐”的观念。从1964年至1995年的30余年里，商承祚及其后人先后向广东、湖南、江苏等地的博物馆捐赠的书画、陶瓷、青铜器等文物近千件。唐代经卷《大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长卷，董其昌的《秋山图》，郑板桥的《风竹图》，戴熙《龙泉寺检书图》，陈澧、康有为等多位名人的书迹，徐悲鸿、张大千、关山月等人的墨宝都是举世公认的珍品。家喻户晓的郑板桥的《咏竹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乱崖中。千磨万折还坚劲，任尔颠狂四面风——就题于商承祚所捐赠的《风竹图》上。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张文彬评说，商承祚和家人捐献给国家的文物，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居全国第一。
2002年，商承祚的后人还在中山大学专门设立了“商衍鎏探花、商承祚教授藏书纪念室”，将这两位文化名人毕生收藏的4200余册珍贵善本书全部捐赠给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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