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钧，又名建人，字建丞，号澄园，浙江湖州人。
谭建丞出生在浙江湖州马军巷一座叫春晖堂的大宅院，祖父和父亲均经商。谭建丞很小就聪明好学。他4岁入旧式书塾接受传统教育，并开始临习书法和临摹图画。
谭建丞在湖州府中学堂读书时，与后来成为文豪的茅盾先生是同学，那是两人同桌合用一只砚台的同学。谭建丞没有追随茅盾在文学上作为一番，他继续沿着自己的人生轨迹前行。14岁那年，谭建丞由其大伯父引导，乘船去上海拜见一代书画大师吴昌硕。吴昌硕拿支笔让谭建丞试画一下。他接过吴老手中的笔，放到小水盂里蘸了蘸水，又在砚台上舔了舔墨，不假思索就完成一幅玉兰图。吴昌硕看了很高兴，说：“小子不用干笔头作画，又蘸水又蘸墨，用笔湿润，日后必定成为大家。”吴昌硕一番叮嘱语重心长，寄予谭建丞无限的厚望。
谭建丞16岁时正式拜乡贤宋勉成为师学习书法。湖州历史上出现过数位大书法家。东晋王羲之曾任湖州太守多年，由此形成的炽烈的书风传承至今。唐朝颜真卿任职湖州刺史期间，写下了传世之作《湖州帖》。而本地的前贤赵孟頫自称“赵吴兴”，在湖州留下的笔墨遗迹更是数不胜数。宋勉成是有眼光的，他教导谭建丞：“学书者须先从颜鲁公入手，使骨肉凝固，然后继之以二王，使神流韵活。”他没有提及赵孟頫，这大约是他的书学审美取向，也和民国时书坛崇碑抑帖的风气有关。聪慧的谭建丞本已有着扎实的书法功底，经名师点拨后即呈现出自己的面目。此时他为珠联室笔扇庄书写对联，而珠联室与杭州交往密切，由此谭建丞结识了许多金石书画界名人，如李叔同、丁紫卿、戚纪唐等。
虽然对故乡充满了热爱，但谭建丞却没安居一隅终老故乡之念。受时风感染，年轻的谭建丞想到外面的世界闯荡一番。他考入东南大学文学系，打下了扎实的文史基础，获文学士学位。在求学期间，谭建丞因书法写得好，受到东南大学的创始人——近代实业家张謇的接见。德高望重的张謇应邀到东南大学视察，看了谭建丞的书法后道：“书法之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张謇还说了许多别的勉励的话，可谭建丞只记得这两句，并且影响了他的一生。
1922年，25岁的谭建丞东渡日本，经日本著名画家桥本关雪的介绍，成为东京美术专科学校的研究生，接受了系统的现代美术教育。在日本留学期间，谭建丞参加了日本著名的绘画团体“南画会”，并举办了两次个人画展，作品被争相购买。俞剑华主编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最早对谭建丞的艺术创作作出了评价，称：“谭建丞（现代），自署书画老人，浙江吴兴人。善山水、人物，尤工佛像。书法苍古奇劲。惟高自位置，平日不轻为人作。”
文史资料没有记载谭建丞归国后做了些什么，只说他的国画作品于1929年被评为西湖博览会优等奖，获得一枚五彩金质奖章。大约在获奖后，民国闻人张静江书赠谭建丞一幅五言对联，联语为“江山澄气象，冰雪净聪明”。谭建丞觉得其中“澄”字的内涵为一种澄明的境界，非常切合自己内在的追求。他查阅字典，又知这个“澄”字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与“清”互训，于是将搜集到的含有“澄”字的古典诗词都书写了一遍。1930年以后，他开始以“澄园”作为自己的堂号。
令人费解的是，谭建丞在日本取得了美术专业的硕士学位，回国后可以在任何一所大学或美术学校担任教授或作为职业书画家行走于世，可他的选择异于常人。1929年，谭建丞作为一名普通学生再次考入上海法政大学法学系。缘由至今未明，姑且算其出自好学的天性吧。毕业后谭建丞获法学学士学位，并取得了执业律师资格，供职于湖州籍金融家唐伯耆创办的振业银行。在此期间，谭建丞一直致力于书法绘画的创作和研究，与赵叔孺、黄葆戉、张葱玉等金石名家交往密切。
值得一提的是，谭建丞在上海振业银行工作时与著名书法篆刻家邓散木相识。其时谭建丞的山水和佛像已享盛誉海上，而邓散木的篆刻则名满天下。在长期的交往中，谭建丞向邓散木讨教篆刻之道，而邓散木就绘事请谭建丞评点。两人常相聚谈艺，又都是好酒量。邓谭两人的文人相亲一时传为佳话。邓散木曾先后为谭建丞精心刻制了七方印章。“文革”期间，邓散木刻的七方印章却少了一方。谭建丞对劫后复得的这六方印章更加珍惜，专门请人配制了红木盒存放，并打出印稿，题字赞叹道：“邓君粪翁妙刻，伟奇朴茂，大气磅礴，令人心目俱爽，若登琅琊而观斯篆，若入清閟而摩挲三代鼎彝。”
抗战期间，谭建丞在上海与同乡王一亭、庞左玉、吴东迈、沈迈士等发起组织清远艺社。“清远”一语出自苏东坡赞美湖州的诗句“湖州清远地”。它以学术结社的方式参与社会文化活动，意含救亡图存。(www.xing528.com)
谭建丞在杭州隐居期间，与黄宾虹、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余任天等谈书论艺，在西子湖畔留下他颀长身影的同时，也参加了当时处于低谷期的西泠印社。一心向艺的谭建丞还以花甲之年拜大他16岁的张宗祥为师。
“文革”后期，谭建丞被派往农场看守葡萄园。他每日到葡萄架下走走坐坐，对葡萄架上的葡萄藤观察得非常仔细。谭建丞又从农科院友人处借阅《葡萄品种》一书，始知我国葡萄有百余种，果色红、蓝、黑、白、黄均有，叶型亦多变化。好学的谭建丞于是放手描绘各种葡萄，水墨葡萄、工笔葡萄、重彩葡萄……把葡萄画得滚瓜烂熟，世间遂有了“谭葡萄”之称。
直到改革开放之后，谭建丞在艺术上也重新焕发出青春，篆刻、书法、绘画、诗词都达到从心所欲不愈矩的地步。据《谭建丞先生与书法》一文记载，谭建丞认为习书者“初入门者应做到掌虚指实，心正笔直，持之以恒，先死后活”。又称“作书极讲究墨韵，强调羊毫笔使用时须饮墨如贪，吐墨如吝”。他认为用笔要软，笔软才能遒劲。醮墨要饱，墨饱才能丰腴。因此，谭建丞每每作书，即在笔酣墨饱时，以迅疾的笔势和遒劲的笔力，再加上中锋行笔时副毫与纸面的摩擦，使之产生一种润而厚、涩而实之笔墨效果，从而使人感受到干裂秋风，润含春雨的墨韵之美。谭建丞向来认为从艺更当注重文学修养，否则终不出匠人范畴。他的金石书画每每都蕴含着满纸的书卷气息，也显示出其“满腹诗书气自华”的胸襟。
谭建丞的绘画可谓无所不能，诸如花卉、翎毛、草虫、瓜果、山水、人物、仕女、佛像等无一不佳。花鸟设色清丽而不俗艳，笔致沉着却见流畅。所作山水，直如王摩诘所称“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平造化”。
世人评论谭建丞多推重书画，而他自己则称对篆刻用功最勤。在《澄园印存》卷首的《自述》中，有一段文字为：“回忆童年好嬉，往往取硬年糕切为印，搏泥巴以为钮。稍长，则交游者多金石家……抗战中蛰居海上，则交游者若赵叔孺、黄葆戊、张葱玉、吴东迈等，眼界日扩。中与邓君粪翁为最契，喜其刻印大气磅礴，殆亦性之所近乎。盖余一生只知所好者好之，绝不知分宗论派也。”
1980年，当代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为谭建丞题写“江南书画第一擘”，给予高度评价。谭建丞以超人的精力为弘扬传统文化孜孜不倦地努力着，以书画为媒，传承艺术，造福梓桑，沟通两岸，扶植新人，留下了许多可记可载的业绩。他以90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令世人不由得击掌感叹。评论家如是评介：“谭老平日陈书缀卷，置酒抚琴。居备勤俭，躬兼劳辛。晨烟临课，暮霭挑灯。酷暑挥汗，严冬呵冻。评品山水人物，鉴别金石彝铭。闲吟得句，采辑诗文。时而捧砚席而笔走龙蛇，意欲所到与意所不及，全不暇顾。如鱼相忘于江湖，乐而不知老之所至。诚哉斯艺，进乎道也。”这大致写出了谭建丞的坦荡胸怀和达到的艺术境界。
1995年12月8日，一个经历了百年历史沧桑，与书画艺术缠绵了近一个世纪的文化老人与世长辞。谭建丞静悄悄地回归了自然，骨灰撒向他一生钟爱的清远地——湖州道场山。他临终前嘱咐，不要单位和个人为他送葬、献花圈。他将一生创作的书画精品和积蓄的钱款分赠给浙江文史馆、西泠印社、湖州市博物馆等，体现了他两袖清风、高洁洒脱的道德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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