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冷百年群英谱：邹梦禅执掌中华书局封面题字

　　邹梦禅（公元1905—1986年）原名敬栻，字梦禅，号大斋，别署迟翁，后以字行。其父邹吉臣是当地名士，通古文，能书法，曾任瑞安望族项氏家庭教师。邹梦禅的书法根底得益于家教，7岁时其父授以《说文解字》，辨识文字发展渊源。同时，制定日课开始临习楷书。初以隋《龙藏寺碑》为主，每晨亲自督教笔法。运用点画使转，揣摩永字八法。日课五百字，习以为常。一年后又学《石鼓文》、《泰山刻石》、《山刻石》等。12岁时，字课陡增，日临千字，并兼习《石门颂》、《史晨碑》及《淳化阁帖》、《兰亭序》、《圣教序》和张旭、怀素名迹，还精摹孙过庭《书谱》近百通。关于梦禅的得名，邹梦禅曾刻甲骨文印“道门后身”，边款题曰：“余之生也，先妣忽梦老僧入室，觉则余呱呱坠地。先考在日，每以此证余前身为禅师，因以为字，并集契籀文刻以相印证。”

　　1924年，邹梦禅瑞安中学毕业，因家境困难，无法继续学业。经同乡林大同的推荐，邹梦禅进入浙江图书馆工作，任目录抄写员。浙江图书馆创建于1900年，是国内创办最早的省级公共图书馆之一。馆藏珍品首推文澜阁《四库全书》，此外有敦煌经卷、宋元明刻本稿抄本、名家批校题跋本及日本、朝鲜、越南等外国刻本。面对众多的文史典籍，尤其是历代古碑法帖，邹梦禅在工作之余，日夜耕读，博览群书，废寝忘食，得到极大的启发，不论在书法治印上，还是文学造诣上，都得到了飞速提高。同时，浙江图书馆是文人云集的地方，章太炎、马一浮、马叙伦、单不庵、张宗祥、章仲铭、朱谦之诸先生都常来往于浙江图书馆，他得到这些文化名人的帮助指点，受益匪浅。

　　常言说人生若处于旺运，可得一加一大于二的机遇。浙江图书馆又与西泠印社相邻，当时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丁仁、王褆经常来浙江图书馆阅读。看到邹梦禅聪颖好学，并有书法篆刻的扎实功底，便介绍他加入西泠印社，成为早期社员之一。从此邹梦禅游走在书坛、印坛的制高点上，这是他的幸运。一个人即便自身天赋、家学渊源、教育导向、自我发奋等诸因素都恰到好处发挥到极致，若无机遇也是枉然。邹梦禅是抓住了这些机遇的。

　　1929年春，中华书局《辞海》编辑室从南京迁至杭州，主事者舒新城感人手不足，便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公开招聘编辑及助编人员。邹梦禅通过考试，参加了《辞海》编辑工作。“当时初进编辑部，连我在内只不过十三四人，在这些人员中还包括图书室管理员、练习生在内。”邹梦禅后来回忆说：“仅就这样微薄的人力而能担负起庞大的‘工程’，似乎是螳臂挡车必不胜任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由于词目过多，人手太少，条件又差，方法不够理想，仅仅完成极小一部分的单字、复词初稿。”因此，杭州编辑部仅存在近一年就与上海中华书局合并了。那年年底，邹梦禅随编辑部来到上海，主要做旧词辑集。编辑本是件默默无闻的工作，而邹梦禅却借《辞海》之力一举成名。

　　1934年，《辞海》发排前夕，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达为该书题字困惑不已。他当时已求得不少海上书法名家的墨宝，但风格各异，利弊之论见仁见智，而且牵涉情面问题，无论选谁的字都会有人不高兴。难以抉择之际，问策于邹梦禅。邹梦禅建议“以古为师”，集字解决。这样一来，皆大欢喜。于是他在《石门颂》、《桐柏庙碑》中选“辞海”两字，分别作为封面和书脊题字。所以，今天许多人一提起邹梦禅，就说他题写了《辞海》，是不确切的。其实是邹梦禅“双钩向拓”而成。邹梦禅着实沾了不少《辞海》的光。从此，中华书局的出版物，不论新版或重版，凡是封面题字，都成了邹梦禅的专项业务。

　　20世纪30年代，海上艺坛人文汇萃风起云涌，能够立足已是不易，成名成家更属难事。邹梦禅曾先后将所治之印辑成《梦禅印存》、《梦禅治印集》，赵叔孺、马一浮为之题耑，可见器重。王廷锡、余绍宋、褚德彝、张宗祥、章炳麟、刘景晨、蒋维乔、蔡元培、顾鼎梅等还共同为他订篆刻润约，刊于1932年8月28日《申报》：“邹君梦禅，性惇厚，年少好学，善书法，尤喜治印，隐居西湖，晨夕钻研，寒暑无间，其篆刻直诉秦汉余矩，古茂遒丽，逸趣横生。近任中华书局编辑，公退之暇，以此自娱，求者日众，苦于酬应，爰为订刻例如左：石章每字一元，牙章每字三元，铜章每字五元，金银章每字七元，晶玉章每字十元，铜金银晶玉印朱文加倍。”

　　当时颇有些名气的书画评论家郑秉珊曾在《古今》杂志撰文，点评近代书人，提到了邹梦禅，说他的隶书学伊墨卿，行草临黄石斋，亦能篆刻，取迳与邓石如相近。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在郑逸梅的笔记中，有多条关于邹梦禅，其中涉及其书画技艺的如：“邹梦禅与人论书法，谓‘近代如杨见山、张逖先、冯桂芬以及曾农髯、李梅庵、马公愚、王莼农，在当时为普通书家，今者则鲜有及之者，书道日降，可慨也。”“当代书家，学沈寐叟者，有马一浮、王蘧常、邹梦禅、谢凤孙等。”

　　1931年冬，时任《辞海》编辑的邹梦禅由茅盾介绍前去请教鲁迅有关《辞海》编辑上的一些问题。在上海四川北路的内山书店，鲁迅指出，《辞海》的受众是一般知识分子，应该多收常用字，释文也应尽量通俗易懂。1932年12月，邹梦禅和同事白萍随冯雪峰拜访鲁迅寓所。鲁迅在写字，边上还站着一位日本人，经介绍才知他就是内山完造先生。当时鲁迅书兴正浓，说可以为客人各写一幅字。鲁迅让客人选内容，大家说大先生写什么都是好的。鲁迅于是为邹梦禅写《教授杂咏》之一：“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为白萍写《教授杂咏》之二：“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

　　鲁迅的诗是讽刺主张“人四十岁就该死”的钱玄同的，后收入《集外集拾遗》。鲁迅书写时“随手而出，了无拘束”的状态给予邹梦禅很深刻的印象。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中华书局编辑部和印刷厂所在地均沦为战区。当时邹梦禅一家住在日商棉纱厂附近，整日见日军战车和士兵进进出出。邹梦禅为保家人安全，决定向书局请假，先将家眷转移至余姚，安顿好后再回来上班。但邹梦禅这一走，再没有回到中华书局。是月底，他接到书局寄来的一份通知：“奉8月31日总经理布告一节，应由各处所通知已离沪之同人，非公司专函敦促，暂勿返沪，以免公司负担加重，致累及现仍留沪之人。中华书局总编辑部启。”对此，邹梦禅颇感不满，至晚年仍耿耿于怀。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在资本家心目中，徘徊着唯利是图，反正书已出版，对面临现实问题，不顾及职工的生活，想是理所当然的事……回想30年代所发生的历史事实，可知知识分子在旧社会的遭遇，一纸文书，断送你的一生，比比皆是。居今抚昔，不禁心潮逐浪不胜感慨系之。”

　　20世纪50年代，邹梦禅编写了《三体钢笔字帖》，还为《三个勇士》等连环画编写过脚本。然而，这种企图跟上新时代步伐的努力却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邹梦禅因为提建议而蒙受“丁酉之难”，被打成右派。这里有历史原因，也有人为的阴差阳错。邹梦禅举家被迁往甘肃省张掖地区山丹县农村劳动。(www.xing528.com)

　　据后人回忆，1958年春天，山丹县位奇公社芦堡大队来了一户上海移民。主人已年近六旬，穿一件大棉袄，少言寡语……这位老人就是邹梦禅。自此他在大西北河西走廊的山丹县度过了他一生中坎坷的20年。若干年后，县上办《山丹简报》，很多人写了报头字，县领导都不满意。当时邹梦禅的女儿已在县广播站工作，吃饭时听说了这件事，回家给父亲说了。邹梦禅用四种字体书写了《山丹简报》报头，县领导看了很满意。邹梦禅就此改变了些许命运。他先调到县印刷厂排版，全家随之搬到县城，后来又调到手联社钟表刻字社刻字，每月能领到36元钱的工资。

　　邹梦禅在艰苦环境中生活，仍不忘对艺术的追求。他做了一个木方盘，把河滩里的沙子洗得净净的，晒干后装在盘子里，闲下来就写字。或用手指写，或用木棒子写，也用没头的毛笔杆子写，天天如此，就是挨斗也从不中断。他家除了有两床被子，一口饭锅，还有个木箱子，别无他物。箱子里装着毛笔、刻刀。他惜之如命，走到哪里带到哪里，除了写字就是刻字。他或用沙枣木或用砖头自制章坯，闲了就刻字，刻了磨，磨了刻。队里的人找他刻名章，用自制的章坯子刻，有求必应，不要报酬。

　　1978年，邹梦禅得到平反，由山丹钟表刻字社发放退休金。邹梦禅回到杭州大女儿处，手书一联曰“生逢盛世精神爽，满目青山夕照明”以表明心迹。

　　1985年，邹梦禅作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次家乡行。当他在汽车里远远望见隆山上的古塔时，邹梦禅竟象孩子般猛然高呼：“家乡的古塔！家乡的古塔！”这里是他人生的起步之处。邹梦禅在瑞安住了五天，到老城区寻找故居，在东南书法名家池志澂题写的敢心桥上徘徊，随身携带小本子搜录各类名句题辞，为书法获奖者颁奖……回杭州不久，邹梦禅即安然逝世。他完成了人生的轮回，也完成了自我救赎。

　　艺术史家常说“文如其人，字如其人”。邹梦禅的笔墨生涯有过困境有过辉煌，有过彷徨，有过突破，但终究不能有所大成，这或许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有评论家批评邹梦禅的篆刻有“食古不化之病”。这或许在他以集字“辞海”胜出之际定下了基调。

　　《近代印坛点将录》载有题咏邹梦禅的诗，其中不乏婉转的批评：

　　学邓学黄学缶翁，亦清亦健亦浑雄。

　　梦禅毕竟天机浅，尚欠几分融会功。

　　超越自我，超越前人，超越时代，自古超越者又有几人呢。

　　邹梦禅出版的著作有《吕氏春秋集解》、《梦禅治印集》、《邹梦禅印存》、《四大家诗词小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