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冷百年群英谱：仙郎河井的翰墨奇遇

　　河井仙郎（公元1871—1945年）原名得，字荃庐，号蟫巢，又号九节丈人，所居曰宝书龛、继述堂。日本京都人。河井仙郎的篆刻受教于筱田芥津，后改习中国晚清西泠八家之一的陈曼生，以潇洒而有金石气驰誉东瀛。河井仙郎的书法师从日本书法名家日下部鸣鹤。文史资料没有记载河井仙郎的家庭背景，但从他书法能师从日下部鸣鹤的维度推测，他应该出生于日本明治时期的中等阶层。艺术史家称他下笔作书劲健峻拔，颇得六朝风韵。他的老师日下部鸣鹤（1838-1922）本名东作，字子暘，号东屿、翠雨、野鹤、老鹤、鹤叟，别署兰石山房、墨皇室等，生于彦根城（今滋贺县彦根市），是藩士之子。虽然出生于武士之家，但日下部鸣鹤成人后从事的是文学艺术。他是日本近代书道的开拓者，鸣鹤流派的创始人，日本明治时代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日下部鸣鹤对书法技进乎道的启蒙老师是中国的杨守敬。杨守敬作为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的随员，从明治十三年（公元1881年）至十七年在日本逗留了5年。日下部鸣鹤对于杨守敬带到日本的拓片碑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投其门下深研书道并继承了大量杨守敬带到日本的碑碣拓片。之后，日下部鸣鹤于1891年为追寻王羲之的足迹来到浙江，亲自搜集碑帖拓片，并与俞曲园、张祖翼、吴大澄、杨见山、吴昌硕等清末文人交往密切。

　　1901年，吴昌硕写《老梅图》一帧赠给日下部鸣鹤，上面题诗“寥空一鹤翔，归梦蹑扶桑。冷抱琅玡刻，间栖石鼓堂。冻梅寻伴侣，短札羡康疆。相见论书处，南天忆古狂”。诗中抒写了他与日下部鸣鹤之间诚挚的友谊。吴昌硕在另一首《题日下部鸣鹤肖像》诗中，把他们之间的翰墨情谊写得更为亲切：“更忆长髯艾居士，苦吟拈断随翁坐。风尘回首愁煞人，南天东海同游民。” 日下部鸣鹤于1922年去世，吴昌硕闻讯后甚为哀惋，亲笔为其墓碑篆额，寄托对这位老诗友的哀思。

　　考察河井仙郎日后的成功，可以推测他跟随日下部鸣鹤学习书法时是异常投入的。敏慧的河井仙郎同时也发现了一个问题——杨守敬被尊为日本近代书法之父是基于他为日本书法注入了新的元素。在隋唐兴起遣唐使之后的漫长年代中，日本书法一直以二王为宗，其他皆不可取法。而杨守敬携带的大量北朝碑碣拓片开阔了日本书法家的视野，使东瀛的书法审美从单一变为多元化。可悖论在于日下部鸣鹤等尽管学习北碑宣传北碑，但眼中有神心中有鬼，写北碑风格的书作显得粗陋，笔下流淌的还是二王书风居多。一位年轻的学子能作如此思考实属不易。他还在日下部鸣鹤游艺中国时带回的书画中欣赏到了吴昌硕的作品。他认为这才是碑帖结合得最好的范例。他临写许久不得要领，遂萌生了前往中国拜师学艺的念头。

　　河井仙郎将自己的想法告诉老师，日下部鸣鹤非常赞赏转益多师，并写给他吴昌硕在苏州的地址。27岁的河井仙郎酝酿许久，将仰慕吴昌硕高雅精绝的书画印艺术的心情化作诚挚的语言，于明治30年（公元1897年）修书寄出并附带自己的印蜕。吴昌硕虽然没有与其见过面，但知道他是日下部鸣鹤的学生后就增加了一份亲近。对于这位来自东瀛的青年印人的作品，吴昌硕认真评点，还以自己的印谱寄赠。河井仙郎读了复函极为感动，遂于翌年再写信致吴昌硕。此函底稿今存日本，文为：

　　仓石先生阁下：

　　仆前不自揆，漫呈一书。先生不咎其非礼，辱赐还音，感荷无已……先生与仆，未有半面之识，而眷爱之厚，既业如此。一读再读，感极，潸然泪下。先生更见惠大作印存，直秦直汉，古朴苍然，妙不可言，高谊之贶，铭肝不知所谢，当子子孙孙永宝焉。仆每日反复阅读，实有接音容之想，欣然不能释手，惟憾印数（当指吴昌硕寄给河井仙郎的《缶翁印存》）希甚少，此卷易尽耳……仆欲一游贵国，叩大门以请教诲有年矣，而未果者无他。仆素一介寒生，因不能支其费而已。然窃信数年后必有遂宿志之期。

　　明治三十一年二月廿四日 河井得顿首再拜

　　果然，三年后河井仙郎得愿所偿。1900年冬天，河井仙郎在文求堂主人的带领下渡海来沪。文求堂是明治时代日本东京的一家汉籍专营书店。店主田中庆太郎是一位汉学者，精擅版本学，在日本、中国和世界汉学界人脉广布。罗振玉和汪康年到码头迎接，老朋友握手后问同来的年轻人是谁。田中庆太郎作了介绍，罗振玉一听是日下部鸣鹤的学生，来上海是为了拜见吴昌硕，于是笑呵呵地说吴昌硕正好也在上海，这是好事，老夫自应玉成。晚上的接风宴上，缶翁被请入上座。河井仙郎自报了家门，对着吴昌硕就磕了三个头，从此列入吴氏门墙。次日河井仙郎携日本带来的礼物，到吴昌硕落脚处拜访。吴昌硕以独到的眼光分析了河井仙郎的篆法，章法、刀法，指出了其应循的篆刻取向——道在瓦甓，意思是凭其功力，应多取法秦砖汉瓦上的刻画文字，多学多临秦汉古印及鼎彝石鼓文字，并特别嘱咐其多看多读明清印谱及印人传。吴昌硕出示自己篆刻的印作让其观摩并不时指点讲解……吴昌硕还为河井仙郎题写了书斋名“宝书龛”。这种诲人不倦的师授之道，使河井仙郎如沐春风，深为感动。从此河井仙郎开始“立雪吴门”，研习书法篆刻并矢志不移，这为他日后成为一代名家奠定了基础。

　　1902年年底，河井仙郎再次来华，把自己的印蜕和书法带上请吴昌硕指教。吴昌硕热情且认真地一一指点。吴昌硕在《题日本河井仙郎子得所刻印存》一诗中这样写道：“躬入篆室多岁年，猎碣堕手穷氐鲜。振衣独坐华风前，笔底乱翻黄河源。有道有道在氏壁，臣是能为金石刻。商略携琴海外游，且看鳌身映天黑。”河井仙郎勤于刀耕、潜心艺术的好学形象跃然纸上。

　　车舟往来需要花费，南北旅行需要花费，罗振玉与汪康年牵头为河井仙郎制订了润例，说他刻印得来的资金是“暂充舟车之费，并与中邦人士广结墨缘”。从此，河井仙郎靠勤工俭学所得在沪、杭、苏等地往来交游。他大都滞留于杭州，与印人叶为铭、王褆、丁仁等或游览名胜，或摩挲金石，品评印痕，围炉啜茗，携食尝新，意趣款洽，并不以语言为碍。为丁辅之刻“丁仁友”印，从此开始学习浙派篆刻。

　　日本昭和39年（公元1906年），河井仙郎再度来华。其时西泠印社立社的筹备工作已开展了三年。由于与丁辅之等交好，河井仙郎即于杭州加入西泠印社。

　　河井仙郎列吴氏门墙后，他学习老师、研究老师和宣传老师的行为有了具体落实。由于他与田中庆太郎友善，故在文求堂编辑出版了吴昌硕在日本的第一本画册。通过河井仙郎在日本国内的推介，后来影响又返回到上海，在上海有很多的日本人开始渐渐知道了吴昌硕的艺名。另一方面，吴昌硕的书画印正好很对日本人的审美取向。他是文人画一脉——日语中叫“南画”。在明治维新的时代，西洋画也进入了日本，但众多传统的文化人还是迷恋着南画。河井仙郎适时推出了吴昌硕，日本文人觉得这种南画是值得欣赏、收藏和研究的，于是乎特别关心起来。

　　岸田吟香——日下部鸣鹤——河井仙郎，还有作为诗友的长尾甲，构筑起了吴昌硕在日本广泛扬名的宣传链。

　　鉴于河井仙郎在中国的长期游艺与众印家友善，叶为铭、秦康祥在编写《西泠印社志稿》时记述：“河井仙郎，字荃庐，日本西京人。精仓史之学，工篆隶，善鉴别金石碑版。数游中国江浙间。曾入本社，受知于吴俊卿。刻印专宗秦汉，浑厚高古，金石家皆乐与缔交焉”。(www.xing528.com)

　　河井仙郎之印作，以古玺、汉印为主，略汲取西泠诸家以及邓石如、赵之谦、吴昌硕之意趣。虽崇拜吴昌硕无以复加，然其印作绝少纯出缶庐，遗貌取神而已。《西泠印社社员印集》曾收其所作，如朱文“金粟道人”与汉白文“岩谷修印”，则纯出浙派。虽有少量驳蚀以求高古，但决无锋芒毕露之态。在日本，有浑厚、清逸之佳评，洵非虚得浪名。

　　丁仁所辑《咏西泠印社同人诗》中，有题咏河井仙郎一首，曰：

　　纵目东瀛万里流，啸堂集古费雕锼。

　　摩挲欲作囊中秘，可惜曾无一谱留。

　　河井仙郎在不辞劳顿乘舟船往来于扶桑与华夏之间时，他的成就与行迹被一个大人物注意并获得赏识，那就是号称日本第一财阀的第九代主人——时任三井物产社长和三井银行总裁的三井高坚（1867—1945）。三井高坚受父辈影响，年轻时就喜好收藏中国文物。然而，因业务繁忙和身份特殊，三井高坚并不适宜于与文物商贩直接打交道。他需要一位代理人，而河井仙郎的综合才能以及在日本和在中国的人脉，成为三井高坚心目中的不二人选。三井高坚先派说客至京都见河井仙郎。当闻知三井财团的大老板物色自己做文物收藏的代理人和管理者时，河井仙郎表现出稍感惊讶。说客以三寸不烂之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三井先生非常欣赏河井仙郎的才华，他在东京市中心的九段富士见町的府邸边新盖了一座院子，就是为河井仙郎先生准备的。若河井仙郎先生接受聘请，可以领取三井财团高级雇员的薪水而不用上班，收藏与整理文物字画就是先生的全部工作。

　　天上怎么会掉馅饼的？这馅饼怎么就砸自己头上了？河井仙郎有些将信将疑。他前往东京实地考察，说客的说辞真实不虚，那座崭新的院子耸立在三井高坚家的府邸边上。他与三井高坚见了面，那态度恳切令人心动。他随三井高坚参观了设在府邸内的陈列室，见到琳琅满目价值不菲的文物字画后河井仙郎决定接受这份工作。他也带着礼物，向主人赠送了吴昌硕的《清供图》，珍藏多年的宋拓墨王本《大唐三藏圣教序》和自己刻的一方田黄石满白文“三井高坚”印章。此举令三井高坚对河井仙郎更加刮目相看。河井仙郎将京都的家产让与胞弟，单身进京，搬入了三井高坚为其建造的院子。

　　三井高坚是位识人才者。他虽然还与胜山岳阳、田中三郎、金颂清等古董商交往，然而为收藏而聘用供养的专家唯河井仙郎一人。三井高坚比河井仙郎大4岁，时间既久两人亲如手足。而主仆之间的信任关系又是任何人所无法撼动的。三井高坚用钱买断了河井仙郎的才华和鉴赏经验，后者也获得了一个展示自己价值的平台。

　　古人说三十而立。30岁对河井仙郎而言意义重大。30岁以前，他是古都京都的一位年轻布衣、无名印人。30岁以后，河井仙郎以三井财团代购人的身份，穿梭于中日之间，足迹遍留江南各藏家豪宅。他成为收购、保存以及研究中国历代法书名画、古籍善本、碑帖拓片的东洋第一人。

　　河井仙郎在中国与书画艺术界和收藏界广交朋友，在日本亦热心于说文会、丁未印社、吉金文会、读书会之活动，可见他也是一位兴趣广泛的人。

　　河井仙郎还是位善于发现的捡漏者。当他跟着文求堂的田中庆太郎初来上海，很快发现赵之谦的作品又好又便宜。他以自己的所能买了很多，然后到日本开始宣传弘扬赵之谦的书画印。在印艺上取法赵之谦而得益匪浅，而转手卖出赵之谦的作品又让他赚得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子。由于他努力地宣传研究，后来赵之谦在关东地区相当知名。据说河井仙郎的收藏品中，赵之谦的精品力作占了一半。

　　河井仙郎作为吴昌硕唯一的日籍弟子，他爱戴先师，向弟子们以及日本社会宣扬缶翁“强其骨”的精神和缶翁诗书画印四绝的艺术真谛。同时，他自己也是大家追崇的一代宗师。在他的影响下，大弟子西川宁、松丸东鱼、小林斗盦以及再传弟子青山杉雨、再再传弟子高木圣雨都成为吴昌硕艺术的推崇和研究者。同时，缶翁艺术的养分，使他们个个成为有业绩的代表日本各个年代的艺术大家。

　　河井仙郎存世的著作有《龟甲兽骨文字》、《书道全集》、《南画大成》、《书苑》、《墨迹大成》等。所辑印作有《荃庐印存》、《继述堂印存》、《荃庐印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