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绍宋：西冷百年群英谱

　　余绍宋（1882一1949） 字越园，浙江龙游县人。余绍宋出生于衢州城内，曾祖父余恩镕为他取名绍宋，希望他日后能继承家学，像宋代名宰余端礼那样光宗耀祖、荫庇家园。据余氏家谱记载，高祖余可大长得高大威猛，弱冠能诗文，尤工草隶。余可大不应科考而应武试，迥异于一般文人。但余可大入武庠后不再求取仕进而潜心绘事，他师宋人而无板滞之习，作仿宋元小景风致独绝。他的山水、人物、花鸟画俱善，尤喜以墨笔画鹰、极其生动。传世作品有《老子骑青牛图》、《仿元人墨笔小景》、《松鹰图》等。成人后的余绍宋亦高大魁梧，声音洪亮，且酒量惊人，最多一次能喝30碗黄酒。他的这种南人北相的相貌和刚武豪爽的性格或许即得之这位高祖的遗传。

　　余绍宋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宦游广东江西等地，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喜欢书法绘画，且都有著作传世。自幼成长于书香之家，家庭的教育与熏陶，对余绍宋的一生无疑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余绍宋5岁就能认字，7岁入家塾读书，在叔侄弟兄中显得十分优秀，深得长辈喜爱。父亲余庆椿被聘为龙游凤梧书院山长，13岁的余绍宋跟随前往读书。这期间他非常留心龙游的民间故事，也逐渐学会了方言，把龙游当作自己真正的故乡。他喜欢研究历史，父亲曾告诉他：“方志为一县宝书，功侔国史。”父亲的话如同一颗种子，深深地埋进了热爱家乡且志向远大的少年余绍宋心中。

　　在祖父和父亲相继去世后，余绍宋家境日渐贫苦。他回到衢州，更加勤奋地读书。17岁时参加县府举行的科举考试，他获得县试第三名，府试第五名。此后余绍宋开始写日记，直到他67岁去世，40余年间从没中断。他还边读书边作札记，到19岁时已写读书札记10多册。写日记和写札记这两项好习惯，为他日后著书立说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903年清政府酝酿废除科举制度，龙游开办了新学堂，余绍宋曾任学长一席。任课之余他开始研读旧方志，发现康熙年间编写的《龙游县志》舛讹很多，于是写成《旧志订伪》一篇。这是他在方志学研究方面最早的文章。

　　1905年，时年23岁的余绍宋在江山中学堂任教，与马叙伦等人共事。开学前余绍宋与同事毛云鹏一同赴上海、杭州置办课本，顺手买回了几张西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小画片。有个叫周渠清的保守派人物敌视江山中学堂，秘密雇用敬惜纸会的工人，专门搜集学堂抛弃的废纸。他们终于从废纸篓里发现了一张被丢弃的慈禧画片，可巧的是背面还有毛云鹏随手戏写的《西厢记》中的一句话“我见了也销魂”。周渠清抓住了把柄，指责毛云鹏大逆不道，推定他是革命党，余绍宋也难脱干系。保守派立即报告知县李钟岳，大有置新派人物于死地而后快之势。李钟岳与毛云鹏交好，欲消弭这一风波。可原告周渠清死不买账，并扬言知县办不了，他就告到衢州府去。此时马叙伦也四处奔走为毛云鹏疏通关节，为此还写了辩文，大意是太后、皇帝的御容并没有颁发出来，民间无从得到，这废纸篓里捡的是假冒货。最后还是由知县李钟岳到道台那里去疏通，罚毛云鹏出一百担谷子充作学堂经费才算了事。

　　出了“慈禧画片案”，衢州自然呆不下去，于是余绍宋与马叙伦相约去日本留学。到日本后他先入交通学校铁道专业读书，觉得工科非自己所长，不久即转入东京法政大学就读法律。文史资料很少记载余绍宋在日本期间如何努力读书或做了些什么。但从他于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回国后以法律科举人授外务部主事，任职颇多，受聘为国立法政大学教授，还连续编写了《刑事诉讼法条例》、《外国法学丛书》、《实用司法法令辑要》等书目看，他留学期间是极为用功的。其中最主要的，他是将自己从旧式学人转型为新式学者，并坚持将自己的所学服务于社会，堪称经世致用的模范。

　　基础于他的真才实学，又或许凭借他的豪爽性格，余绍宋在北京官场可算是长袖善舞。他先后担任众议院秘书、司法部参事，次长、代理总长、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委员、修订法律馆顾问、司法储材馆教务长等职。在司法部任职时，余绍宋有幸与上司——时任司法部总长的梁启超结为忘年交。余绍宋在北京官场名声大振则始于“金佛郎案”。

　　1921年，法国以中法合办名义开设的中法实业银行倒闭。翌年，法国政府与北洋政府秘密协商，法国以退还一部分庚子赔款恢复中法实业银行为诱饵，要中国以金佛郎（即法郎，当时法郎纸币贬值，金法郎实际并不存在）偿付对法庚子赔款，使中国多付关银六千二百余万两。法国政府又联合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要求四国庚子赔款都以金法郎计算，并串通英美等国，扣留关税余款，以压迫中国政府。段祺瑞执政府屈服于强权外交，与法国签订了《中法协定》。消息传出，举国反对。时任司法部次长的余绍宋协同京师地方检察厅检察官翁敬棠独立调查此事，终于使这场外交风波水落石出，让责任人受到了惩罚。

　　同年，余绍宋为母亲做60大寿，于10月底回到衢州。龙游地方乡绅张先芬、吴际元、劳锦荣、汪宜锌、徐士杰、陈昌炽等皆来祝贺。当时龙游县提议修志多时，在酒席上又谈起续修《龙游县志》事，众人请求余绍宋担当修志总纂。余绍宋颇感为难，为家乡修志是他多年的心愿，但此时自己要职在身，应允下来恐无暇顾及。当他将此事告诉母亲时，其母以“汝其忘先人之志乎”诘问，促使余绍宋终于下了为家乡修志的决心。

　　余绍宋领命后将各家方志详加对比，择优用之，对不符科学，不符史实的加以剔除。历四年寒暑，卷帙浩繁的新修《龙游县志》终于杀青。卷前列叙例，余绍宋阐明修志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原则。正志分为纪、考、表、传、略和别录诸门类。内容包括通纪、地理考、氏族考、建制考、食货考、艺文考，都图表、职官表、选举表、人物传、烈女传等。附志有丛载一卷、掌故八卷、文征八卷。卷末为前志源流及修志始末，记述龙游历代纂修县志的概况与本次编修《龙游县志》的经过。这部一百多万字的《龙游县志》因体例新颖、资料翔实、结构严谨而博得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梁启超为此志撰序，评曰：“此志资料搜集广泛，考订严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纯采科学家最严正之态度。”

　　在北京除了恪守职责，余绍宋还开始了自己的书画创作。有传说日本裕仁天皇的母亲曾购藏了他的描绘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墨竹图，但从余绍宋的经历考察，此事不可采信。余绍宋练习书法是从儿时开始的，走的也是中国传统文人习字的套路。他无意于做书法家，但数番出入碑帖后便自成面目。余绍宋学画迟至33岁，师从北京画家汤涤。汤涤擅画梅竹，尤长画松，其曾祖为清代著名画家汤贻汾。学画只是正式“下海”的说法，此前他早对绘画属意许久，并很快在北京书画界脱颖而出。余绍宋擅长画木石松竹，偶尔画山水，喜欢用焦墨，笔法谨严而潇洒，气韵盎然。书画界将他与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等九人一起誉为“后画中九友”。他的《龙丘山图》层峦叠嶂，气势雄伟，是他山水画之代表作。1929年，北平书画界征集书画作品送往莫斯科、柏林、巴黎等地巡回展出，余绍宋的《秋晚》山水轴名震一时，获奖载誉而归，深受各界好评。余绍宋在赠给当时浙江主管民政官员阮毅成的《春柳图》的长跋中写道：“我用章草的笔法画竹，最得意的是画风竹与雨竹。而画柳则比画竹要难得多。因柳枝竹叶，须绘出其下垂姿态。我这一幅春柳，全用白描法，摇曳生姿，婀娜之中兼具刚健。”

　　余绍宋还成立了宣南画社，参加者有司法界同仁林志钧、梁敬锌、胡祥麟、杨劲苏等十余人。后来陈师曾、贺良朴、萧俊贤等名画家也来参加。画社每周集会一次，作画吟诗，谈艺论文。参加者不论地位高低，来不迎去不送。因多集于余绍宋所居之位于宣武门之南西砖胡同，故名宣南画社。余绍宋的书法与他的绘画一样很快呈现出大家面目。康有为称他为“北京书法第一人”。陈伯衡则将他与吴昌硕并称为“当代二大书法家”。陈伯衡评论说：“吴昌硕得力于碑，余绍宋得力于帖，各有千秋。吴昌硕用羊毫写石鼓，绵里裹针，软中有硬。余绍宋用狼毫写行草，化刚为柔，圆润秀逸。虽趋取不同，却都登峰造极。”此间余绍宋编著的书画类著作有《书画书录题解》、《画法要录》、《画法要录二编》、《中国画学源流概况》、《续修四库全书艺术类提要》等，还一度担任了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www.xing528.com)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余绍宋第二次愤而辞职。他没有马上南返杭州，而是去了天津，寄居友人郭芸夫家。郭芸夫是津门绅商、诗人，其住宅在意租界，距梁启超的饮冰室不远。其时梁启超肾病加剧，不得不停止讲学，从北京返回天津饮冰室疗养。由于余绍宋曾是梁启超的老部下，且两人在治学理念上十分投缘，因此寄居津门，为的就是探望梁启超并向其求教。余绍宋很快成为饮冰室的座上客，朝夕过从，话题涉及学术诸领域，但以书画、题赠、艺术史内容为多。梁启超曾愉快地记载下当时的情形，称余绍宋“闲日辄过我饮冰室，谈艺为欢”。余绍宋也说“予避乱津门，与任公梁启超先生过从最密”。梁启超虽然病患缠身，但他正编纂着《中国图书大辞典》。余绍宋见到梁启超“撰诸家书目提要，陈数十百种簿录之书于案头，朝夕探讨”。余绍宋感到非常荣幸的是，在数月时间里，他得以“尽窥饮冰室之所藏”。这应该指梁启超所收藏的历代名家字画和古董之类。令“行箧无书”的余绍宋大喜过望的是，饮冰室里“典籍充陈，细钜赅备”。他辄就借阅，恣搜饱览，以餍所需。

　　在此期间，余绍宋与梁启超相约隔日晤面。相见不谈他事，即各举两日间探讨所得，相与商榷而辨难之，时检所藏书目以为佐证。两人都是性情中人，喜怒皆形于色，有时意见相左时不免争论一番。据梁思达回忆，余绍宋是个大嗓门，说话痛快，性情坦率。他经常在午休后造访饮冰室，常常是一进楼下过厅就高声询问梁任公在家没有。

　　经梁启超推荐，余绍宋于1928年5月在南开学校作了《初学鉴画法》讲演。4个月后，他所著的《书画书录题解》已大致完成了初稿。1929年1月，余绍宋告别梁启超和京津诸位好友，回到杭州定居。仅过半年，遽闻梁启超逝世噩耗，令他不胜悲悼。余绍宋在日记中感叹：“（梁启超）虽时有微疾而精神体格尚强，以为无碍，不图一别遂不得再见也。世变日亟，此后担当天下事者更何人哉……”

　　缘于余绍宋的声望，他返回杭州居住受到了热烈欢迎，很快成为浙江书画界名流中的一员，也顺理成章成为了西泠印社社员。他吟诗作画，研习书法，游山玩水，过起了闲云野鹤般的神仙日子。他用卖书画所得在杭州最热闹的延安路龙翔桥附近自建了一幢小洋房，并以陶渊明的诗句“提壶挂寒柯”中的寒柯二字给小楼命名为寒柯堂。

　　1928年《东南日报》社聘他主编该报副刊《金石书画》。余绍宋虽然因时局混乱而辞官归隐，但对此事颇感兴趣。他亲自写发刊词，并将自己所藏的字画制版刊出，同时还自己撰写文章普及书画知识。为表示办刊严谨，余绍宋还定下了刊例，诸如习见之金石，寻常之书画，不录；有关书画之著录，非稿本或有刊本流传而甚多者不录等等，凡计十条。可见余绍宋治学从不苟且马虎。余绍宋居住杭州的数年间，他在书画理论方面的主要成就有1932年出版的《书画画录解题》。此书收录了东汉至民国1500年间863种论书画的典籍。他凭借对书画学和目录学的深厚功力，给这些书校勘注释，进行分类，首次建立了按学理分类的书画类分类体系。余绍宋对书中所作评论是“书必亲见，言必己出”，前者体现了其严谨的治学作风，后者显示了其非凡的艺术功力。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躲避日寇，余绍宋带家人离开杭州，开始了为期八年的辗转游离的山居生活。他身上那种忧国忧民的文人气质，空前地爆发出来。他写了上千首诗，无情揭露官场腐败，深切关注民间疾苦。那一片忧国忧民之心，那一腔爱国爱乡之情，时时洋溢在笔端。这些诗意真情切，或感怀，或记游，或题画，或纪实，诗风通俗平易。字里行间，表现出余绍宋浓厚的国学根底。后来他选取其中五百多首，编成《寒柯堂诗》，人称之为“诗史”。

　　抗战期间，余绍宋经常义卖自己作的书画，用来捐助抗敌后援会。凡对家乡百姓有利的事，他都视为己任。他以自己的名望，向省里力请疏浚龙游鸡鸣堰，并发起组织纸业合作社。他还十分关心地方文献的保存与整理。曾在提案里说：“文献是历史概基，无历史则无人类社会，失其凭藉，而民族精神亦无从资以发挥，不可忽也。”1943年，浙江省通志馆成立，余绍宋被聘为馆长，从此开始了历时六年的重修《浙江通志》的浩大工程。

　　抗战胜利后，余绍宋作为社会贤达，虽然没有实权，但他依然不忘百姓，敢于为民请愿。当然，余绍宋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浙江通志》的编纂工作中。到1948年6月，余绍宋终于完成了500万字的《重修浙江通志初稿》的编纂，其内容之丰，史料之实，价值之高，创造了方志领域的奇迹。

　　1949年6月初，余绍宋因牙痛去医院诊治，殊料遇着个庸医。他拔牙后出血不止，复诊时诊断为胃出血。他住进医院输血，经中西医会诊仍无法治愈，后确诊为败血症。6月底，余绍宋在杭州寓所病逝，终年6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