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伊斯兰教：形成与特点

三、中国的伊斯兰教

除了从广角和渊源上涉及的内容看，这里重点介绍和探讨的是中国的伊斯兰教。之所以强调中国的伊斯兰教这一本已明确的概念，是因为需要从中国穆斯林的形成，不同文化的长期相互影响、交融、认同，中国伊斯兰教的特点及发展趋势上对这一概念予以深入考察和关注。

（一）中国回族是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

在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10个少数民族中，其族源构成和宗教信仰的形成均经历了漫长、复杂、深刻的变化过程。回族在这些民族中占到绝对多数。回族作为单一的少数民族形成于中国。但回族在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并不是由中国本土某个地域、某种部落氏族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民族，而是以中国本土以外信仰伊斯兰教的部分来华民族成员在长达数百年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相互融合中逐渐形成的。从唐代开始，大批穆斯林商人侨居中国，他们中有不少人在中国娶妻生子，永久定居，经商置产，这是回族形成的肇始。到元代，由于协同蒙古人征战有功，“回回”族不仅已不再是“蕃客”，而且地位被列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中第二等，许多有战功的将士被安排到全国各地，“元时回回遍天下”即对当时情况的写照，这也决定了“回回”民族与主体民族的汉族在各方面发生密切联系的必然性，加上经商等需要，明代，回族逐渐形成中国境内的一个民族。明初统治者禁止胡服、胡语、胡姓，不许回回人“本类自相嫁娶”，其结果是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回回民族中国化的进程，回族中的汉化倾向更加明显。回族分布的广泛性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杂居的状态也加速了这种新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现在几乎全国所有县以上行政区域都分布有回族，人口达到千万。

（二）与汉族文化的相容性

回族是中国唯一从民族形成伊始便使用汉语的少数民族。由于回族形成的特殊性，加之汉文化作为主体文化和政权所决定的正统社会文化观念的决定作用，回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被逐渐融入回族的价值观念之中，如忠君、报国、敬孝等。(www.xing528.com)

由于历史的演变，回族文化已根植于汉文化的土壤中，表现了很强的汉文化色彩。当然，作为一个民族，伊斯兰教的共同信仰，不仅在回族的精神世界占统治地位，是一种沟通回族成员之间社会关系的主要渠道，而且已成为回族世俗生活的准则，成为回族特殊的风俗习惯。这种特殊的风俗习惯也是回族与其他非穆斯林民族的重要文化区别所在，也成为保持其民族个性和心理认同的标志。

（三）中国化的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同佛教、基督教等世界性宗教在中国的传播一样，都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漫长过程。中国是一个以汉族儒学文化为社会主流文化的国家，一般来说，任何不同的思想文化体系的融入，都会经历一个排异、交流、扬弃、包容的历史过程。在三大宗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所不同的是佛教和基督教以传教的方式、以中国本土大众（主要是汉族）为对象，经历了适应受众也要适应服务皇权统治需要的改造过程，唐宋时期，伊斯兰教基本上局限于阿拉伯国家来华贸易的穆斯林自身宗教生活的需要，当然也包括他们中一些与汉人通婚后本民族成分的宗教生活需要，这是一种自然发展的状态，它并未产生与汉族儒家思想直接的碰撞。元代，“回回”人数数量剧增，穆斯林宗教活动的环境更加宽松，政府甚至专门设立“回回哈的司”，令其“自治其徒”，这种环境使得来华“回回”“乐居中土，皆以中原为家”，这不仅促进了伊斯兰教的发展，也促进了两种文化的相互认同。明代以后，政府对伊斯兰教及其回族发展采取紧约政策，从各方面强化了同化措施，也使伊斯兰教的发展面临困境和阻力。面对这种情况，在伊斯兰教传播中相应出现了“汉学派”。他们改变过去只能用阿语读写、讲解的传经，以汉文译著伊斯兰教经籍活动，将阿拉伯语言变为中国语言。在这些汉文译著中，回族学者虽然大量采用儒家学说，但并不是简单地袭用，而是在信仰、义务与善行方面坚持伊斯兰教教义信条，在寻求与中国传统文化协调的过程中，以伊斯兰教的基本要素做尺度，决定对中国文化的取舍，对所吸收的中国文化特质加以改造，以阐发伊斯兰教教理和哲学，同时也用伊斯兰思想发挥儒家学说，创立了既不同于一般的儒家学说，又有异于传统伊斯兰教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内地伊斯兰文化思想体系。特别是为了适应中国社会大一统的社会结构和皇权主宰一切的政治需要，回族学者在汉文译著活动中提出了“二元忠诚”的观念，即提倡“忠主忠君”，实现了伊斯兰教在中国从“一元忠诚”到“二元忠诚”的变革，迈出了伊斯兰教儒学化以进一步适应中国社会的最大一步。回族学者根据经、训中穆斯林要热爱自己生长的土地、爱国是“伊玛尼”(信仰)的一部分的教诲，将“顺从”的含义和范围进一步扩大。王岱舆说：“人生在世有三大正事，乃顺主也，顺君也，顺亲也。凡违兹三者，则不忠、不义、不孝矣。”至于顺主和顺君的关系，刘智进一步阐述说：“君者，主之影。忠于君即所以忠于主也。”“一时不心于君，即为不贤，一时不合于君，即为不忠。”“王者，代真主以治世者也。”这种“二元忠诚”观念的提出，解决了封建社会中回族对非穆斯林君主应持何态度的问题，对回族伊斯兰教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忠君是封建政治道德领域中的一面旗帜，回族穆斯林要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图生存、求发展，就必须顺从皇权。所以说“忠主忠君”思想的提出，不但适应了封建统治的要求，也为伊斯兰教与儒家学说更好地结合打开了方便之门，加速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讲，回族这个族体的存在，也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结果。历史上，回族以自身的实践创造了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它不同于传统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而表现出了极强的与汉文化结合的特点。与之相对应的是，回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都深受两种文化的影响。在中国各民族中，回族缺乏聚族而居的地理优势，但其文化的特殊性使它以与汉族同中存异、异中求同的生存模式区别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由于回族对“二元”文化的认同，其所表现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回族成员自身所特有的“二元”文化特质自觉调节着回族伊斯兰教在中国的走向。回顾中国回族和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走向，从伊斯兰教历史的发展脉络看，适应中国社会环境是其存在的条件，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使得伊斯兰教始终能够与社会发展同步。

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来看，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都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同样，在平凉这块汉族与诸多少数民族长期杂居的边地，伊斯兰教及回族与其文化的产生发展、与本土民族和文化的交融及相互认同吸收，也都经历了这种漫长的轨迹。唐时丝绸之路形成，伊斯兰教随阿拉伯商人来到东进的最后一个和西去的第一个大驿站——平凉，在这里过往、暂住和长期居住的阿拉伯人出于宗教生活的需要设法进行属于他们自己的宗教活动，这些活动并不需向汉人传播，其存在是无人干涉的。当然，外来穆斯林的宗教活动毕竟是在主体民族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环境影响、耳濡目染之中，其实就在进行着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细微的交流、融合，尽管这种文化之间的接触并无来自强加因素的影响，但相互之间的逐步认同又是非常真切而又不可逆转的。“安史之乱”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平凉大部分地方被吐蕃所占领，穆斯林除了由一条主要路线改为二至三条路线西去东来之外，既有穆斯林的生活及宗教活动似并未受到大的影响和限制。元时，平凉成为统治者安排“色目”将士的重要地区之一，不少有功兵将成建制“屯耕”及安插于此地。其实早在波斯籍将军李元谅驻守梁原城时，平凉地方已屯居成规模的穆斯林，尽管是军旅，但也不可改变其将士生活和宗教习惯。明代时，统治者对回族采取了类同于内地的同化政策，平凉穆斯林也与时俱进，汉学派等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和传播。清代特别是同治年间回族起义之后，平凉成为“办理善后”的重要地区之一，大量“陕回”被安插于平凉南北二塬及大岔河以东和安国以西的西海固地区，平凉的回族数量剧增，同时陕西学派的一批造诣深厚的学者也汇集于此，宗教氛围更加浓厚，平凉成为陕西学派的重要基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抗战时期。同治十年以后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平凉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呈现出两个明显特点：一是针对大量回族阿语知识欠缺，宗教知识传播遇到较大困难的情况，经堂教育得到了一定发展。二是新思想、新思潮的传播，促进了文化的进一步融合，新学成为一代时尚。当时著名的有达浦生等将上海伊斯兰学校搬迁到平凉，传播经学知识，也教授现代文化科技。还有如北大寺兴办新民小学，旅平寺兴办的回民中学等。这些实质上都展现了在平凉伊斯兰教的发展和演化过程。至今，在平凉坊寺中所宣讲和提倡的“爱国爱教”等深入人心的思想，都生动反映了回族是在中国土壤中生发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回族文化是在特定土壤中生根发苗的特定文化，我们面对的伊斯兰教是中国化的伊斯兰教，尤其是门宦制度更是中国特有的宗教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