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凉的伊斯兰教发展及新式教育

三、伊斯兰教在平凉

伊斯兰教传入平凉是从唐宋时期回族先民在平凉活动开始的，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至元明清时期，伊斯兰教在平凉有了相当的发展。特别是在清末至民国年间，伊斯兰教在平凉达到鼎盛，这一时期，平凉回族人口增加很快，清真寺数量也大幅度增加，达到150多处。这一时期，哲赫忍耶门宦和伊赫瓦尼教派相继传入平凉，并得到较大发展，哲赫忍耶成为平凉最主要的门宦。

在平凉伊斯兰教的发展过程中，适应回族大众使用汉语这一情况的经堂教育于明末清初开始产生。由于陕西回族起义失败，大批回族流落或被安插在平凉，一大批学识高深的经学家落户或开学于平凉，使平凉成为经堂教育特别是陕西学派的重要基地，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具有重要影响。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创始人是胡登洲（1522—1597，字明普，陕西咸阳渭城人），由于明代以后回族普及汉语，认识阿拉伯文、波斯文和理解伊斯兰教经典的人越来越少，为了培养学人、传播教门，他首开经堂教育。起初，胡登洲是把学员招收到家中，一边劳动一边学习。随着学员数量的增加，便在清真寺开设学堂，由他的任坊全体教民分担学员的衣食供养。自胡登洲提倡经堂教育始，经堂教育形式在全国得到很大发展，随之出现了以胡登洲为代表的陕西学派，以常志美（1610—1670）为代表的山东学派，以马德新为代表的云南学派等。经堂教育一般分为：初级（以青少年、儿童为对象，主要学习阿拉伯语变字学等简单语法，短小的《古兰经》章节，掌握大净、小净和礼拜、封斋等伊斯兰教基本常识）、中级（多以穆斯林成年人为对象，在劳动之余、闲暇时间到清真寺学习《古兰经》短小章节，大多学习《古兰经》节选本《亥听》。还学习以“念、礼、斋、课、朝”及“婚丧嫁娶”为内容的《杂学》）、高级（主要培养宗教教职人员，这是经堂教育的主要形式）三个等级。高级经堂教育主要学习13部必读经典。包括：《艾萨斯·欧陆米》（《连五本》），即阿语语法基础知识；《遭五·米素巴哈》，语法讲解、运用、发挥知识；《满俩》，系著名阿语语法《卡非》及其注释；《白亚尼》，系围绕《古兰经》和《圣训》的研究和注释的阿语修辞学知识；《阿戛伊德》，即阐述信仰问题的认主学；《舍尔哈·伟戛业》，系宗教法律知识研究；《虎托布》，即“圣谕”演说的学习和研究；《艾尔白欧》，即40段波斯语圣训的学习研究；《米尔萨德》，即对修身养性的哲学著作的学习；《艾什阿士·来麦阿堤》，即对苏非派认主学著作的学习；《海瓦依·米诺哈吉》，系常志美所著的波斯语语法著作；《古洛斯坦》，波斯语诗歌集，有王静斋译本《真境花园》和水建馥译本《啬薇园》；《古兰经》经注学，这是最重要的一门课程，有《哲俩米尼》《戛最》和波斯文本《侯赛尼》。在经堂教育中，还形成了一种阿拉伯语、波斯语和汉语相混合的“经堂语”，又称“小经”或“消经”。在平凉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中，先后有马五师（平凉北塬大泸河人）、彬州虎爷（虎振龙，1820-1905，陕西彬县秦口人，后定居平凉峡门吴坡村）、普洱马（马寿清，1814-1902，云南普洱人，后定居平凉）、者万选（1829-1879，陕西人，后定居平凉南塬上扬乡）、兰炳文（1827-1897，陕西人，后定居平凉鄢家铺）、杨善精（1829-1899，陕西人，后定居平凉上扬乡桃河村）、郭连益（1816-1920，陕西人，后定居平凉杜家沟）、马善清（1859-1922，称老云南马，在平凉设帐开学）、马河图（1861-1945，称咸阳马）、马金贵（1854-1936，称金贵老爷，宁夏通贵人，曾随平凉桥店马学习教理，后创通贵门宦）、马承德（1848-1920）、马福良（1855-1927）、马良骏（1867-1957，曾在平凉求学和任教）、金五（曾在平凉开学）、金八（1882-1967，多在平凉开学）、兰秀斋（1880-1970）、白有明（1881-1958，平凉杜家沟人）、马时若（1894-1979）、马荣贵（1880-1953，平凉康庄人）、米明善（1881-1957，平凉南塬人）、王善明（1905-1991）、海培真（1910-1985，平凉北塬人）、白心斋（1895-1959，桑坡人）、马全亮（1923-1999，平凉北塬人）、毕文学（1917-2000，平凉王坪人）等一批伊斯兰教学者在平凉开学任教、著书立说，产生了一批对中国伊斯兰教具有影响的学者和经学著作，有的被作为经堂教育的必读课本，流传至今。这一时期，平凉境内大小清真寺有200多座，大多数清真寺都搬聘了“开学”阿訇，他们招收的满拉多少不一，最多的达100多人，这些学子有些追随学识渊博的大阿訇十数年，有的游学多处，有许多学生学成后在周边地区或全国各地清真寺设帐开学。

在经堂教育的基础上，上世纪三十年代始，平凉兴起了新式教育。新式教育产生的背景是：伊斯兰教内教育最早以家庭式的父子传授为主，以培养阿訇为目的。明末以后产生了“经堂教育”，已打破了家庭限制，以清真寺为场地开展半社会化、小规模的教育，这种形式仍以培养阿訇等宗教人才为目的。辛亥革命之后，一些内地伊斯兰教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在中国要寻到伊斯兰教的位置，就要使信教群众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必须依赖民族大众的觉悟。搞好广大信教群众的教育被认为是当务之急。于是，伊斯兰教内的新式教育便应运而生。这种新式教育是社会教育，它与以往的教内教育相比，有一些明显的不同。首先，新式教育也有宗教课程，但也讲授大量的社会和自然科学知识。其次，新式教育不以培养阿訇为主，同时培养和造就社会人才。再次，新式教育是学校式、社会化的，不同于清真寺经堂教育。当时，平凉的回族有识之士也认识到要振兴本民族，改变生活凋敝、文化衰落的状况，必须从教育入手，创办了许多私立小学。民国七年（1918），清真北大寺社首马进昌创建了北寺初级小学，民国初年创建新民小学后，回族知名人士吴鸿宾、吴九如、李翰为筹资扩建该校特请当时甘肃教育厅长水梓到平凉共议扩建事宜。1939年驻守平凉的张学良部中央42军军长、甘肃回教教育促进会副主任杨德亮与平凉开明士绅马辑伍、兰乾三、惠德圃等人组成董事会，再次扩建了新民完全小学，回汉男女兼收，免费就读，使新民小学学生数量大增。另如兴合庄回民小学、上寺回民小学、现一回中、南台回民小学等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兴办起来的新式教育学校。最有影响的当属平凉伊斯兰师范学校，该校于1938年由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迁入平凉，校名定为“平凉伊斯兰师范学校”，初招100余人，到1947年学生达700多人，1952年改为省立第二中学。新式社会教育培养了一大批爱国爱教、具有科学文化知识的有用之才。(www.xing528.com)

民国时，平凉伊斯兰教社团性文化事业得到发展。一批从事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如达浦生、王静斋等，和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教内知识分子建立了一些宗教学术团体，如现平凉西大寺就是在1919年平凉伊斯兰研究社的基础上建成的。这一时期，也问世了如王静斋《回耶辨真》《伟嘎业》《古兰经》译本，达浦生《伊斯兰六义》等著作，这一时期是平凉伊斯兰文化比较兴盛的一个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制定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平凉伊斯兰教处于平稳和健康发展过程中，尽管在1958年和“文革”期间“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出现扩大化的错误，平凉伊斯兰教寺院被拆除，宗教人士被打倒，但自1978年以后，党和政府很快落实宗教政策，重建和新建了一大批清真寺，群众的宗教活动也恢复正常。伊斯兰宗教协会组织得以恢复，各级政府和宗教部门依法加强对宗教工作的管理，使平凉的伊斯兰教工作处于平稳和正常状态。至目前，平凉市伊斯兰教信教群众有16万多人，清真寺343处（包括活动点和拱北），建筑面积达124765平方米，教职人员400多人，满拉1100多人。其中格底目派有信教群众15万多人，清真寺310处（包括活动点），建筑面积111166平方米，教职人员364人，满拉1005人；伊赫瓦尼教派有信教群众6297人，清真寺8处，建筑面积5189平方米，教职人员8人，满拉32人；哲赫忍耶教派有信教群众8547人，清真寺（包括活动点和拱北）25处，建筑面积8410平方米，教职人员28人，满拉63人；嘎德忍耶拱北1处、清真寺1处。伊斯兰教在平凉市各县区中，崆峒区有信教群众113083人，清真寺（包括活动点和拱北）280处；泾川县有信教群众1771人，清真寺（包括活动点）6处；灵台县有信教群众7586人，清真寺（包括活动点）13处；崇信县有信教群众1270人，清真寺（包括活动点）2处；华亭县有信教群众20701人，清真寺（包括活动点）34处；庄浪县有信教群众992人，清真寺（包括活动点）4处；静宁县有信教群众957人，清真寺（包括拱北）4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