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AtoZ：寺庙Simiao

位于景山后街的嵩祝寺

北京寺庙的数量居全国之冠，并不亚于日本的京都和奈良、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泰国曼谷等号称“寺庙之都”的城市。

《北平庙宇通检》一书记载：北京旧城内及近郊区有寺庙八百四十余处。这还算是比较保守的统计，其实在鼎盛时期，已超过了一千座，可谓“十步一寺，五步一庙”。连细细地数一遍，都够费劲的。

然而，北京却没有因为寺庙众多而出大名，或许是因为皇家建筑太多，分散了游客的注意力。又有谁来北京，是专门为了看庙呢？

尤其在君主制的时代，神的殿堂再伟大，其豪华程度也不可能超越皇宫吧？天子脚下，寺庙再多、再辉煌，依然是一种陪衬，是对盛世的装饰与点缀。毕竟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宗教都受制于政治，或者说都是为政治而服务的。

皇帝即使尊神，也不能说没有一点私心：希望神保佑自己坐稳了宝座。

譬如，元世祖忽必烈将喇嘛教奉为国教，并且下令修建了集皇权与神权的象征于一体的大圣寿万安寺（即今妙应寺）大白塔，本质上仍是为了贯彻“以佛治心”的政策。“坐镇都邑”的白塔再高，也高不过忽必烈汗的王冠。

又譬如，清顺治帝为接待达赖喇嘛五世来京朝觐，修造了东黄寺作为其驻锡之所，雍正帝又允蒙古部落之请兴建西黄寺，“东黄寺与西黄寺，同垣异构，时称双黄寺”，也是为了加强“民族大团结”（满、汉、蒙、藏诸民族和睦的象征）。雍正甚至将自己登基前的私宅捐出，作为黄教的上院（即雍和宫），够慷慨的了。到了乾隆年间，为礼待来京祝寿的班禅六世额尔德尼，在香山仿后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形式创建大昭庙，供班禅郊游（俗称“班禅行宫”）；后班禅因病圆寂，乾隆帝敕建清净化城塔于其临终前居住的黄寺之西，同样是为了纪念彼此的情谊。

北京的不少寺庙，都映射着帝王的影子。要么是遵奉圣旨而修筑，要么则留有一代代皇帝的履痕或墨宝。至于与之相关的传说，就更多了，像潭柘寺的那棵辽代所植的银杏树，就因为寺内老方丈告诉乾隆：“圣祖（康熙）和皇上驾幸潭柘寺，这棵老树都生出一侧枝，以示庆祝。”乾隆一高兴，当场将之御封为“帝王树”。可见寺庙里的一草一木，都可能因为皇帝的青睐而身价百倍，更何况寺庙本身呢？

觉生寺是因悬挂有明永乐皇帝敕令铸造的巨型铜钟而改叫大钟寺的。自乾隆初年起，这里成为清朝皇帝鸣钟求雨的场所。民众仰慕这座寺庙，纯粹是为了看一眼那口皇气逼人的永乐大钟。(www.xing528.com)

尽管寺庙与故宫、长城、颐和园比起来显得次要了许多，但如果有时间，很多寺庙也是很值得好好看一看的。假如你相信神是不死的，到了寺庙里，这种意念会尤其强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寺庙本应该比故宫、十三陵之类的建筑更接近永恒。

看故宫、十三陵，只要有好奇心就可以了；看庙，更需要的是虔诚。

北京的内外城及郊区寺庙林立，若逐一抄录，足可以排列成长长的一卷花名册，只是不知该以何为顺序，以名气大小呢，抑或以年代远近？俗谚中的“八刹三山”，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基本上属于论资排辈吧。

先说三山，分别是位于太行山余脉宝珠峰南麓的潭柘寺，位于门头沟马鞍山麓的戒台寺，以及位于房山区石经山的云居寺（亦称西峪寺）。绝对算元老了。

“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多好的广告词啊，足以形容其古老了。它始建于西晋，距今已1 700多年，初名嘉福寺，至清代曾改叫岫云寺。然而与之相关的还有另一句民谚：“火烧潭柘寺，水淹北京城。”仿佛潭柘寺与北京城冥冥之中有某种因果关系，或神秘的呼应。甚至给皇帝当教师爷的翁同也如此迷信，他在咸丰十年五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感叹，“雨复至，殊无晴。直谚云：火烧潭柘寺、水淹北京城。去年九月潭柘寺佛殿毁于火，今年恐有水患矣。”难道潭柘寺会发布气象预报？那么其寺后龙潭山上的柘树可称得上消息树了？

潭拓寺塔院

始建于隋开皇年间的戒台寺，距今已1 400余年，因有规模居全国之首的戒台而得名，素有“天下第一坛”之称。该寺在唐代称慧聚寺，明代英宗赐名万寿禅寺。所谓的戒台，是共三层的正方形汉白玉台座，底层边长约11米，四周长约50米。各层外围均雕有镶安戒神的石龛，合计113龛。顶层供奉释迦牟尼坐像，殿顶正对处有金龙藻井。

至于云居寺，由隋代幽州智泉寺静琬法师创建，辽金时因石刻经板而声名远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