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受时代考验：正果主要思想

第二节　经受时代的考验：正果主要思想

一、经受时代考验

20世纪60、70年代，中国佛教正面临着严峻的时代考验。正果法师（1917—1988）是能够经得起时代考验的典型的大陆佛教代表人物。

正果，俗姓张，四川自贡人。青少年时期，因长期患病，深感世间苦难多磨，萌发出家之念。19岁于新都宝光寺剃度，21岁在成都文殊院受比丘戒。后至重庆华岩寺天台教理院学习，闻说太虚主办的重庆汉藏教理院招生，即转入汉院，从太虚以及该院多位名师研习佛学，长达六年。据同班同学惟贤法师回忆：“他性情淳和，平易近人，但为人谨严，不苟言笑。上殿、上课、坐香、诵戒等严守时间，从不缺席，在班中起了带头作用，因此被选举连任学长（班长）。”“同学们都称他‘老大哥’。”

当时在抗战中，国土沦陷，“人民流离痛苦，而佛教徒多因循守旧，教制不振。太虚大师感伤时事，忧教忧国，特提出‘人生佛教’，建立‘菩萨学处’，发扬大乘菩萨精神的主张。许多同学受了感化，正果法师表示要以太虚大师为模范，修菩萨行，并在我的纪念册上，题写‘内秘声闻乘，外现菩萨身’，互相勉励”^[2]。

毕业后，他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不久就成为汉藏教理院第二任院长法尊法师的得力副手。法尊不在期间，都由正果法师处理院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有人劝他赴港台，但正果坚持，佛教在祖国大陆，我也应留在大陆。1950年，汉藏教理院由西南文教部接管，宣布停办，留下的学生被安排在重庆市暑期学苑学习，待分配工作。正果法师赴京，与法尊法师同住在北海公园内的菩提学会，协助法尊翻译当时政府交办的材料，回答佛教信众提出的有关教义等各种问题。1954年，以研究唯识学闻名的北京三时学会邀请正果担任研究室主任，指导有兴趣的僧俗研究法相宗与唯识学。1956年秋，中国佛学院在北京成立。他应聘主讲佛学课程，后担任教务主任。1957年，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理事。1962年，任中国佛协副秘书长。在“十年动乱”中，他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1973年中国佛教协会开始恢复工作，他回京襄理会务。^[3]应当承认，正果法师是为数很少的当时最早恢复工作的佛教界人士之一。这可能与他经历比较单纯、个人历史清白有关。从1978年起，被选连任第五届、第六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1980年冬，当选为中国佛协副会长，被任为中国佛学院副院长，被推为北京广济寺住持。翌年冬，当选为北京市佛教协会首任会长。

从20世纪60年代起，正果法师就长期从事国际佛教友好交往与海外联谊工作。1961年，他随中国佛牙舍利护持团前往斯里兰卡访问。1963、1964、1978年，他前后三次出访日本，在日本佛教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1982年，他率领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访问了泰国。这些都可以说体现了中国佛教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先声。

从1942年起，正果法师就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现代佛教教育事业与佛学研究。他学养深厚，以身作则，作风感人，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佛教人才。他学识广博，特精唯识；修行精进，以禅为归。

正果法师自“被投入牛棚劳动”，“长期拖累，得了糖尿病”。后来“左腿也摔伤了……成了残疾”。^[4]1974年后，中国佛协副秘书长郑立新用“每况愈下”来形容他的身体状况，但他仍“不顾自己的健康拼命工作”。1987年秋，病重乃不得不住院。同年11月17日，自知时至，乃不顾赵朴初的恳切劝说，念偈语道：“坚持无上菩提心，专修四宏誓愿行；弘扬佛法令久住，永作菩萨度众生。”并毅然依戒律出院，回到广济寺。11月20日11时35分，他在广济寺丈室安详示寂，世寿七十五，戒腊五十四。在大陆，人间佛教思想与事业失去了一位最有力的倡导者，中国佛协为此举办了正果法师示寂回向法会，佛教四众与社会各界人士同声哀悼，现场送来挽联挽诗难以尽数。广济寺两序大众的挽联云：“瓶钵犹存，水月清风留典范；津梁顿失，晨钟暮鼓望慈云。”朱德夫人康克清亲送的挽联是：“清风留雅范，水月证禅心。”著名作家沈从文的挽联为：“大德曰生，菩提愿满；哲人其萎，薤露声寒。”这些都是正果法师的知音知言。太虚之后，在大陆提倡人间佛教的第二代代表人物中，唯独正果法师的人品修行很少有非议。自然，这与他在80年代圆寂有关，一方面他头脑清楚，没做糊涂事；另一方面，当时大陆佛教的恢复正蒸蒸日上，束缚发展的瓶颈问题还未浮现，全局也不像90年代以后趋于复杂。在当时只要坚持正气，就不会出错。

二、最直接地继承太虚人间佛教思想

胡晓光认为：在太虚门下，“法尊法师是精通汉藏两系佛教的大师，又是著名翻译家，可谓‘当代之玄奘’；印顺法师是深通三藏经典的佛学泰斗和佛教思想家，可谓‘当代之龙树’”。但“法尊法师在见地上是持西藏格鲁派的应成中观见，而印顺法师则以印度中期大乘龙树中观为宗极”。唯有正果法师在见地上，既继承了太虚的中国佛学本位立场，也继承了太虚以法相唯识学作为整体上的佛教共有的方法论。^[5]这一见解虽有不少可议之处，如按印顺所判，龙树为印度早期大乘的代表人物等等，但大体可成立。

正果法师与太虚同样，不赞成以历史考据为依据的对中国佛教“性觉”本位的全盘否定。他认为，佛教在汉地的本土化成就不可抹煞。印度佛教衰落后，中国佛教至少也曾经在一千年间，成为佛教在当时世界的中流砥柱就是确证。东亚各国佛教的兴盛，也依赖于中国佛教。中国佛教高僧大德既依经典的指引，也靠自身的修证体验抒发的对佛法的理解，极大丰富了佛学宝库，也完全经得起后人验证。^[6]笔者认为，历史考证本身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方法论，自有可取之处。其问题主要出在所谓“原教旨主义”的价值取向。无疑，作为印度与中国文化交往的智慧结晶，中国化佛教品位不是被降格，而是得到了升华；同时也开辟了满足无数人的宗教需求的又一途径，在文化与宗教多元时代，仍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化佛教的典型是禅宗的创立。太虚提出“中华佛化之特质在乎禅宗”，后又明确指出，如果中国佛教确能复兴，那必定在于禅。^[7]正果法师对此抱有坚定信念，不但自身修行不懈，而且有所证悟。早在汉藏教理院时，他就既在禅堂，也时常在岩边石上盘坐。通过长期禅修实践，他依据传统，并进一步以现代语言对禅修入门途径、方法，偏差的防治等作出了阐述与总结，编著了《禅宗大意》一书，寓意深长。他对青年僧人说：“你们若能抓住讲堂和禅堂，将来（中国）佛教的振兴就有希望。”^[8]

太虚是否即以法相唯识学作为整体上的佛教共有的方法论？这也是仍可讨论的问题。但太虚在中年时期对法相唯识学确有很深入的研究与阐发，而且批评了欧阳渐、吕澂不妨说是“片面的深刻”见解，坚持中国化佛教本位。正果法师研究法相唯识的方法论，也保持了传统本色，阐发时恪守《瑜伽师地论》等原典结构，维护其严密体系，但他并非对欧阳渐、吕澂的批评中国化佛教传统含有的合理性视而不见。恰恰相反，他一方面看到了中国化佛教简约的特点对于“利根上士是方便的”，另一方面也看到，对大多数“学修佛法者，则需详明，没有详明的佛理基础，就无法导入实践”。^[9]正果法师的这一态度，而不是简单化的反批评，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此，他运用法相唯识学理论阐解禅宗，纠正了后期中国化佛教的流弊，归于“中道”。

倡导“今菩萨行”，既是大乘精髓，也是太虚晚年成熟的人间佛教思想之核心。正果法师早在汉藏教理院学习时已服膺，一生深入准确地领会，精进实行，从不动摇。海峡两岸的太虚学生以及仰慕太虚的青年僧俗无疑成千上万，但能领会人间佛教精义，始终不退者则屈指可数。然而正是这些少数的一生继承、奉行者，只要天假以年，都成就了一番大事业。疑虑动摇退转虽也为人之常情，但实际上正是未能经受住历史严峻的考验。正果法师在大陆，既是把人间佛教思想确定为中国佛教协会指导思想的幕后促动者，也是其忠实阐发者。1984年，紧接着中国佛协四届二次理事会会议强调了人间佛教思想的指导意义，正果迅即在《法音》上发表了《人间佛教寄语》。

首先，依据佛教经论，指出人身与人生崇高的价值。他认为：现代佛教信众应“把佛陀的教授教诫奉为生活言行的南针”。“学佛的人应在日常生活中勘验自己的现前一念，使之符合佛陀的教导，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神秘的方法可用，更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可使你即身成佛。”想捡便宜，找捷径，嫌佛陀的教导“平淡无奇、拘束麻烦”，不是学佛的正确途径。

第二，承接太虚一贯做法，强调正信，反对搞在部分佛教徒中颇有市场的迷信活动。

第三，立大志，发大愿，“本着‘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的宗旨，做一个人间佛教的实行者”。他引用了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报告中有关人间佛教的论述，阐明了人间佛教思想的可行内涵。^[10]笔者认为在当代大陆，一方面，这是支持人间佛教主张与不赞成这一主张的两种观点妥协的产物。另一方面，又为人间佛教思想的提倡，树立了堂堂正正的旗帜。从此，即便有人不认同，也只能窃窃私语，或者打着人间佛教旗号，阉割人间佛教内容。在海峡两岸，有关人间佛教思想的这类形式的争议，还将长期进行下去。

第四，继承太虚五乘归一^[11]的见解，指出“人间佛教，实亦包括声闻缘觉菩萨行在内”，阐发三皈五戒十善的真义，最后归结为“佛教五乘的有漏无漏善法功德，都是以人身为基础而修习成就的，故人间佛教思想实为佛陀出世之本怀”。正果法师概括的人间佛教思想对于纠正当时佛教界的模糊认识，具有强烈的针对性。(www.xing528.com)

三、不朽之盛事

太史公（司马迁）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此所谓人生三不朽也。芸芸众生三者有其一已够了不起了，而正果法师三者俱全。在中国佛教经历严冬之后，百废待兴的第一春，他担任了中国佛协副会长，成为赵朴初的主要副手，分工领导中国佛协的教务，在实践人间佛教理论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根据他在中国佛协第五届全国代表会议上代表第四届理事会所作的《工作情况报告》，主要有六方面：

1.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建议通过立法加以保障。当时全国汉传与少数民族佛教重点寺院名单的确定及其恢复与重建，都与赵朴初、正果法师等作了大量调查研究与建言的巨大努力分不开。

2.指导恢复与建立各省、市、自治区的佛协组织。仅六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佛协组织就先后开展了会务工作，其中新建的缺乏工作经验的市、县佛协的比例很高，仅仅答复处理他们以及佛教徒的来信来访，就达八千余件。正果不仅亲自答办其中一些信访，还就其指导方针指出：提倡人间佛教思想，主要是从理论上去探索；发扬三个传统，就是从实践上明确。这就是说，针对着各地普遍存在的劫难后余悸尚存的心理，凡是符合这几点的，各地佛协都可以自己放手干，不必畏首畏尾。根据胡绍皆的考证，这三点都依据中共领导人讲话以及政府关于宗教工作的政策性文件，即“一是团结与动员信教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主要指生产建设，这是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一条；二是进行宗教历史文化研究；三是开展宗教方面的对外友好交往”^[12]。这是赵朴初提出人间佛教三个传统的背景，也是在当时条件下最具有可行性的三个方面，但人间佛教理念的展开，包括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决不限于这三方面。这三方面很重要，但也不能把人间佛教思想狭隘化。

3.把培养僧才作为佛教恢复发展的头等大事，也是当时急需解决的迫切问题来抓。1980年9月，中国佛学院北京本部得以恢复。随后，陆续开设了中国佛学院苏州灵岩山分院以及南京栖霞山分院。1986年中国佛学院开始办研究生班。这些在当时全国宗教教育系统中都走在前列。同时，中国佛协选派了研修生、留学僧前往日本、斯里兰卡深造，对地方佛学院的开办和建设作了一系列的推动、协助工作，覆盖了八个省、市、自治区，佛教教育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未有的兴旺景象。对面广量大的工作展开中出现的问题，当时中国佛协也能迅即展开调查研究，提出对策。如1987年在北京召开了汉语系佛教院校工作座谈会，整理了《座谈会纪要》供各地参照，1983年后，经广泛征求意见，反复修改，上报审定，公布施行了理事会《关于汉族地区佛教寺庙收徒传戒问题的决议》，制约了滥收滥传现象。1982年，针对佛教经典、图书出版难，中国佛协邀请多省市佛协代表举行“佛书出版流通座谈会”，拟定《纪要》，报请审定后实施，初步解决了问题。

4.佛教学术文化研究工作取得可喜成绩。其中包括《法音》以及《法音文库》的创办、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的设立、金陵刻经处的恢复、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的成立、中日佛教学术会议的举办、许多佛教论著的出版发行等。

5.加强了国内各民族佛教界的团结与联系，推动汉传佛教大力支援少数民族地区佛教。

6.与港澳佛教界、海外华人佛教界的联系交流有了迅猛发展，襄助推动香港天坛大佛的兴造。正果法师还特别强调：“我们一直深深怀念台湾佛教界同胞，希望有更多的台湾佛教徒回大陆参拜佛教圣迹。”同时，积极开展与世界各国佛教界的友好交往，接待应邀来访的各国佛教界人士达650起，7754人之多；并组团出访了日本、印度、朝鲜等国，参加了许多国际宗教组织的会议。这些活动很重要，但也占用了赵朴初、正果法师等佛协领导人大量宝贵的精力与时间。

正果法师总结说：这一时期，中国佛协“会务是大大发展了，工作是有显著成绩的，是我会成立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这一总结并未有丝毫夸大，相反，实际工作情况很艰难。一是由于极“左”思潮的泛滥与强行灌输，民众中视佛教为迷信，排佛、反佛情绪仍很强烈，工作阻力大。二是“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绳”，在经历“浩劫”的僧人与居士中疑虑很重，许多事儿其实并不大，但都需要中国佛协出面鼓励推动。三是“大跃进”时期献庙、送庙易，而当时要求占有原属佛教的房产、文物的单位、个人放弃则难上加难，往往需要当事人、地方佛协反复申诉，中国佛协多次推动，由政府宗教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出面才能收回，有些寺院花了几年、十几年才解决问题。万事开头难，中国佛协的工作千头万绪，都压在以赵朴初为首，正果法师等为辅的人数不多的工作班子身上，好在社会清明，人们精神振奋，中佛协成绩斐然，其中也有正果法师立下的很大功劳。

在立言方面，他则有《佛教基本知识》、《禅宗大意》、《止观述要》等论著行世，亦足以不朽。可惜数十万言的唯识学专著《辨了不了义论讲义》，在“浩劫”中被毁。但与立功、立业相比，正果法师的德望更为感人，的确“太上”。

四、德望口碑长留人间

宗教历来依靠其伦理功能成为凝聚人心，稳定社会的柱石之一。相对于西方重法制，中国社会也一向重道德，佛教传入中华并被接纳，与其大慈悲伦理的彻底性有密切关系，因为以此可补儒家“爱有等差”的不足。在现代社会，宗教的神话色彩逐渐褪去，其伦理性将愈加被强调，这一历史趋势纵然会有反复，但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神通术数可以媚俗一时，却难以深入人心。正果法师的一生，正是佛教伦理的人格化典范，赵朴初概括的好：

排众坚留迎解放，当风力破桃花浪；辞医不殊易篑贤，我在佛在气何壮！

辨才无碍万人师，不倦津梁见大慈；忍泪听公本愿偈，预知海会再来时。

他早年就追随太虚，拥护人间佛教，但主张对暂时不赞成者也要以团结为重。20世纪40年代，惟贤法师撰写了《以大雄力扫荡群魔》等文，发表在《大雄》、《佛化新闻》杂志上，“激起了佛教界保守派的恼怒”，正果法师专门写信告诫他：“写时要慎重考虑，对教内要以团结为主。”并传达太虚大师的指示：“要戒骄戒躁；充实学问，提高修养，奠定兴教基础。”^[1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坚持留在大陆，誓死护持佛教——“我在佛在”。朴老诗中首阕即主要指此。

太虚圆寂后，正果“师事法尊法师四十多年，恭敬随顺，生死不变”。这样的尊师重道传统丢失已久。而正果法师几乎大半生，特别是在20世纪50—70年代，佛教经历最严重考验的年代，都追随着法尊，分担着法尊法师大部分烦心费力之事。师生之道，莫此为甚？当然，作为法师，最重要的乃为戒行与修证。“文革”中佛教戒律荡然，有人劝正果舍戒，攀谈竟日的结论竟是“水泼不进”。因而朴老说：“我和法师为佛教事业共事三十多年，深深敬佩他之戒品高洁，禅定功深。”^[14]1987年11月，在正果法师的生死关头，如依病情与当时医护水平，如继续住院，多活一段时间应有很大可能，但他毅然依戒奉行至寂。朴老诗的最后两行，正指此事。

“不倦津梁见大慈”，这正是正果法师对待青年、对待学僧的感人肺腑的态度。20世纪80年代，他已多年未回老家探亲，自己省吃俭用为此节省下一些钱，却先拿来给学僧买书。他在广济寺开办了僧伽培训班，聘请老师的讲课费都是由他个人支付，贫困学僧读书有困难，他便解囊相助；其他人如有难处，他同样也主动帮助。有些佛教徒“浩劫”都熬了过来，却过不了市场经济这关。而正果圆寂之后，不但身无长物，还因帮助他人，欠下千元债务。“文革”期间，还有不少无知的人曾狠狠批斗过他，但他不但不记挂往事，反而好好招待这些人，和他们促膝谈心。如此，怎能使这些人不深深感动，有的甚至痛哭流涕，从而发心为佛教作出了不小贡献。至于对他的学生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教诲，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观，影响到他们一生之例，更不知凡几。^[15]佛教根本伦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有人以为说得好，做不到。而正果法师的践行，就是最有说服力的反驳。

“菩萨志行垂宇宙，道德高风众所钦。”惟贤法师的悼诗最贴切地形容了佛教伦理与世俗伦理的在源头上的区别，即正果法师的德望口碑之所以能长留人间，源于他早年就发菩提心，“以太虚大师为模范，修菩萨行”。这也是佛教在中国能产生其深远影响的特色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