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赞主要思想属于当代人间佛教思潮

第一节　适应形势与社会：巨赞主要思想

20世纪50年代的时代主题是，佛教必须适应当时面临的形势，必须与巨大的社会变革相适应。“适者生存”是严峻的自然法则，在自然与社会中生存的佛教自不例外。巨赞法师（1908—1984）不但精通佛学，早年参与了诸多社会活动，与社会各界人士有广泛交往，是对这一点有很清楚的认识的佛教代表人物。

巨赞，俗名潘楚桐，江阴澄江贯庄村人。自幼多愁善感，早年就萌生了出家之念。与当时许多青年佛教徒一样，他崇仰着最早提出人间佛教理念的太虚大师，要求追随太虚出家。但那时太虚已不再亲自收徒，于是几经周折，终于在1931年经太虚介绍，他在杭州灵隐寺从却非法师出家，法名传戒，后改名巨赞。巨赞乃现代名僧之一，一生爱国爱教，在大陆备受人们推崇。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由于佛教一时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也由于有些人不了解人民政府的宗教政策，导致佛教界思想混乱，人心萎靡，组织上更是一盘散沙。于是在新的形势下，有近两千年传统的中国佛教向何处去？成为摆在佛教徒面前的重大问题。对此，巨赞毅然本着太虚提出的契理契机原则，参与筹组中国佛教协会，创立《现代佛学》，为在太虚圆寂之后，人间佛教思想在大陆的传承、阐发与恢复、弘扬，作出了特殊贡献。

一、不满现实社会深切关怀人间

巨赞自幼目睹当时社会苦难与黑暗，因而深怀“赤热真诚的正义感”，对劳苦大众充满慈悲与关怀。为了改变现实社会的悲惨状况，他早年受国民革命影响，积极参加社会运动。17岁时，他在江阴师范学校求学，就接受了革命思想。此后，不论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还是在家乡金童桥小学任校长，他都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出家后，除遍阅佛教经论外，又研读先秦诸子、宋明理学典籍，甚至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并且多次亲近有“现代佛教革命领袖”之称的太虚法师，因此虽为出家之人，却始终关怀着社会，关注着“人间”。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险，各界民众奋起抵抗，以拯救国家危亡。巨赞虽为“方外之人”，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首先是个中国人，因而在国难当头之际，毅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在流亡各地途中，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宣传和鼓动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有一次巨赞在湖南常德向群众演讲，被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抓去审问，面对恐吓，巨赞朗声反驳：“出家人不问政治，无党无派，但国土沦丧却是事实，如果贵党抗日，我偌大的中华何至于败在小小的日本之手？我等出家人何至于流离失所？”义正词严，驳得国民党军警哑口无言。抗战中苦难遍野，更加增长了他对于佛法救世的信心。他呼吁佛教界同仁投身抗日：“寄语山林深密处，倾危大厦要君扶。”为此他在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帮助下，先后发起组织了“南岳佛道救难协会”、“佛教青年服务团”等团体，联合抗日信众，投身救亡运动。由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巨赞遭到当局的通缉，他被迫转移到广西桂林。在桂林期间，巨赞担任广西佛教会秘书长，创办了《狮子吼》月刊，在创刊号上，以醒目的位置刊登了太虚的文章。他还撰写了大量诗文，使《狮》刊成为继《现代僧伽》之后，太虚掀起的佛教革新运动中激进一翼的又一代表刊物。同时，该刊也大力宣扬抗日救国。巨赞频繁地抛头露面，不断出现在社会公众面前，以至有人对他产生误解，认为他作为一个出家人，与他们心目中的佛教似乎应远离凡尘、避世清修的形象背离太远。殊不知巨赞利用各种机会广泛接触社会，是希望借此“深入考察社会上每一个阶层的底蕴”，因为他认为对社会上的形形色色了解得越多，就更足以证明佛理的正确，从而坚定自己彻底改革佛教的心愿。^[1]

由此，巨赞始终保持对现实社会的高度关注，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这既是大乘佛法“不离世间觉”的体现，也完全契合太虚所讲人间佛教成佛必先做人的根本精神。实际上，这正是人间佛教思想的体现之一。巨赞从小关注现实社会苦难，青年时代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与人间佛教思想有着天然的契合。

二、从革除明清弊端着手提倡佛教生产化、学术化

人间佛教思想之所以在中国近代得到全面、创造性阐发，与其从革除明清佛教模式的弊端着手有很大关系。由于种种原因，明清以来，寺庙大多弊窦丛生，丛林规范尽失，管理制度混乱，完全复制了宗法社会的家长制，严重制约了佛教在近代的生存发展。对此，巨赞深感痛心，经常思考如何结合社会实际，实现太虚提出的教制改革的问题，并于1944年，撰写成《新佛教概论》一书，系统阐述了他的革新思想体系。这也是他个人对人间佛教思想具有独特理解的体现。

书中体现的巨赞思想相当激进，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有强烈的全盘否定传统的倾向。在该书中他认为，过去佛教由于和封建主义血肉相连，关系密切，佛教徒的思想行为大多是封建落后的，因此，佛教要想得到弘扬与发展，必须排除佛教中封建的思想与迷信毒素，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必须用科学的历史的观点，重新建构佛学理论，以指导佛教实践。为此巨赞提出佛教改革必须遵循“生产化”和“学术化”两个基本方向。

具体而言，在理论上，要积极发扬中国佛教注重学术研究的优秀传统，倡导僧人进行佛学研究，要深入研究大乘教理，去伪存真，澄清思想，从根本上阐述佛教的博大精深的教理，增进佛教的文化品位，加强佛教徒对于佛教的认识，以正信破除迷信。在实践上，要“无我”破执，发扬大乘菩萨的积极的济世精神，要废除传统的广建坛场、聚众讽诵以作佛事为衣食之资的恶习，革除佛教界存在的追求安逸享受，耽于懒散，脱离民众的弊病，号召佛教徒农禅并重，发扬“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百丈遗风，积极从事日常生产劳动，自食其力。这样可以打破旧时各寺院靠收地租为生的经济关系，帮助佛教徒立足于社会，培养僧众自立自强的精神。只有这样，佛教才能不被社会淘汰，佛法才能发扬光大。

他认为，人是众生六道之中最具有可塑性的一类。人间佛教的本质说到底是为了提升人本身，要求佛教徒走人——菩萨——佛的修行路线，即由凡夫修人间正行（五戒十善），进而发心学修菩萨行愿，由菩萨行愿趣证佛果的同时，更要发菩提心与长远心，普度众生。因此说佛法的弘扬与否，改革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佛教徒的素质。巨赞生逢乱世，耳闻目睹寺庙原有清规渐被封建教条和仪式所腐蚀，僧人素质更是良莠不齐，许多僧众不思济世利生，弘扬佛法，专注自修自了，甚至热衷于赶赴经忏，谋取私利。为此，巨赞提出要改革僧伽制度，改进佛教教育，整顿寺院，积极培养僧才，提高佛教徒素质。

从巨赞的这些设想与倡导中，不难看出太虚思想的诸多影响，诸如农禅并重，提倡正信破迷信等，都是太虚早在20年代就强调的，只是太虚晚年更趋稳重。而对巨赞来说，这些实际上与太虚当时正在着手的“整理佛教”密切呼应。后来赵朴初把发扬注重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也归纳到人间佛教思想体系中去，也分明受到巨赞这一思想影响。

然而，尽管当时巨赞为推行他的设想作了多方面努力，包括与中国共产党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进行广泛接触，以谋求支持，但终因时局动荡，机缘未就，不仅未能付诸实践，而且巨赞本人还为此遭受保守势力的谩骂攻击，甚至受到了生命威胁。(www.xing528.com)

三、实践改革主张力倡“现代新佛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巨赞感到，他多年盼望的改革佛教的机遇终于来了。为此，他四处奔波，辗转到了北京，经过详细考查和讨论后，上书毛泽东和各民主党派，提出改革佛教的意见，得到多方赞成和同情。此后，他又与北京市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张友渔、胡乔木、李维汉等进行了接触，谈了自己改革佛教的意愿，并得到鼓励，这使他深受鼓舞。此后巨赞本着“生产化”和“学术化”两个基本方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佛教的重建中去。整个20世纪50年代，大陆汉传佛教实际上走的都是在坚持修行的同时，实行“生产化”的路子。巨赞又被美誉为“现代新佛学”的奠基人，这是他“学术化”方向的体现。为此，他积极筹办中国佛教协会会刊《现代佛学》，并长期担任主编。在50—60年代初，该刊在国内佛教界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在培养佛教人才，提高佛教徒素质方面，他也做出了很多努力。

首先，巨赞把人间佛教契理契机原则作了适应特定历史条件的具体化阐述，即不违反佛教立场，不违背政府政策。“为佛教在新国家新社会中，争取一个合理的立场与正当的工作岗位而到北京”。在当时条件下，这是能够维护佛教界权益的唯一可行方针。同时，为维护佛教权益，也为了解决佛教自身的许多问题，也需要重建联系全国佛教徒的组织。

巨赞早就着手考虑这个问题。刚到北京时，巨赞会见了张友渔副市长，张友渔提出，要“整理佛教”，应当有一个佛教团体从中领导。不久巨赞在天安门上见到胡乔木时，胡也指出应该组织一个协会进行工作。为此，巨赞草拟了一个全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和筹备会的章程，并送请中共中央统战部核商。1949年首届人民政协会议闭幕后，巨赞又多次与政府有关人员商谈推动佛教改革问题。在一次座谈会上，陈其瑗传达了周恩来关于宗教问题的指示，并指出“社团登记条例”已反复商讨，不久即可公布，宗教团体亦可参照执行。在1950年6月18日的一次座谈会上，包括巨赞、赵朴初在内的与会人士再次谈到在当时情况下组建佛教协会的重要性。此后巨赞同赵朴初等人，便积极投入到中国佛教协会的筹备工作中去。经过多方努力，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巨赞被选为副秘书长。1957年，被增选为中国佛协副会长，成为佛协核心领导成员之一。

中国佛协成立后，作为全国佛教界的协调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安抚了当时佛教界惶恐不安的情绪，为大陆佛教的稳定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全国土地改革的背景下，通过寺院生产化，以解决经济问题，成为各级佛协主要工作之一。

巨赞深感佛教之衰微，早怀改革之心。然而现实证明，佛教和“整个社会是分不开的，整个社会没有革命，佛教内部的革新也无法进行”。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巨赞认为佛教革新也可推动展开了。他积极配合当时在各地展开的思想改造运动，认为改革佛教的重点是对佛教徒的改造。因此首先要革除追求安逸享受，脱离社会，远离民众的弊病，要培养佛教徒深入社会、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疾苦、解除群众苦难的精神。为此，他在北京成立了佛教徒学习会和僧尼训练班，让他们搞通思想，认清时代，认清佛教的真精神。同时巨赞提出，僧尼既是如法如律的佛教徒，又是劳动生产者。因此必须发扬百丈“农禅并举”的传统，让僧尼从事生产，既可以使出家人老者有所养，少者有工作，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又可以使僧尼适应社会需要，通过劳动，真正融入社会，体味人间疾苦，发扬人间佛教的真精神。1950年巨赞与周叔迦等人在北京开办大雄麻袋厂，组织僧尼参加生产，不久该厂聚集了100多位僧尼群众。在巨赞等人的倡导下各地寺僧纷纷响应，掀起生产热潮，走上劳动自养道路。仅半年时间，全国佛教徒就开办了纺织、颜料、化工等几十家工厂，太原白云寺僧众还于1958年开办中医医院。巨赞等大力倡导的生产自养的办法既安置了大量僧尼，又服务于社会，沟通了佛教与社会的联系，这种福慧双修，既重视社会责任，又顾及生死解脱，既自利又利他的修行理念充分体现了大乘佛教的根本精神，也完全吻合时代发展的需求，因此是人间佛教契理契机原则在当时的体现。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面对佛教颓靡不振，佛教徒思想混乱，无法适应社会剧变的状况，巨赞与赵朴初、陈铭枢、周叔迦等人商议，提出要想发扬正确的佛学，符合如来随宜说法、实相常新、适时便巧的宗旨，必须在首都创办一个全国性的佛教刊物，及时传达政府的宗教政策，反映全国佛教界各种情形，纠正佛教界错误思想，这样才能发扬释迦牟尼佛的真精神，振兴佛教。为此，巨赞与喜饶嘉措、赵朴初、陈铭枢、周叔迦等人在1950年6月发起成立了现代佛学社，负责出版《现代佛学》月刊，由陈铭枢任社长，巨赞任刊物主编。此后，巨赞全身心投入刊物的编辑中去，几乎所有的佛学论文都由巨赞亲自编辑审定，在大家努力下，仅用三个月的时间，《现代佛学》创刊号就出版了。

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现代佛学》即成为其会刊，到1964年因故停刊时，总共出版了144期。十余年间，《现代佛学》发表了高僧大德大量的佛学论文，推进了佛学理论的发展。人间佛教本质上就是佛教的现代转型，现代佛学就是现代佛教的先导。尽管当时在海峡两岸，太虚及其人间佛教思想都遭受非议。但巨赞所传播的基本思想理论，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保留了人间佛教的内在精神，对此后海峡两岸人间佛教思想蔚为主流，起了积极的作用，这其中长期担任刊物主编的巨赞是功不可没的。该刊作为沟通政府和佛教界的桥梁，也及时宣传政府的宗教政策，有效地稳定了佛教界的情绪，团结了全国佛教界力量。

第三，佛法的弘扬最终要靠佛教徒，因此人才培养是振兴佛教的关键。巨赞法师历来重视佛教界人才的培养。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巨赞就先后担任过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沩山佛学社等佛学院的教师。1947年巨赞在杭州创办武林佛学院并担任院长。这些都属太虚一系创办或主持的佛学院。他要求学生勤读佛书的同时，还要兼读文史哲，要关心国家大事，阅读报纸新闻，充分体现了人间佛教佛法不离世间的理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巨赞更是积极筹备建立佛学院。早在1952年中国佛教协会筹备成立时，巨赞和赵朴初等人就提出，要举办佛教院校，培养佛教人才。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马上着手筹备建立佛学院。经过多方努力，1956年，中国佛学院在北京法源寺正式创立，喜饶嘉措任院长，巨赞任常务副院长。他不仅担任佛学院的领导工作，还亲自授课，核定教学内容。中国佛学院旨在培养“热爱祖国、拥护和平、具足正信、能发扬佛教优秀传统”的佛教人才，成立后可谓群贤毕至，人才荟萃，师资阵容强大，学员素质整齐，学员学修一体，解行相应，1956—1966年十年间，总共毕业了近400名学员，这些学员毕业后，大都成为各地佛教界的骨干力量。至20世纪80年代，赵朴初提出把人间佛教思想作为中国佛教协会指导思想之所以得到全国响应，与这批骨干力量的拥护是分不开的。

巨赞和赵朴初等人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还提出了新丛林计划，这一计划初衷不坏，旨在从佛教界自身改革做起，以防政治运动冲击，但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明显受苏联计划经济影响等，加上不久后大陆“文革”爆发，该计划并未实施。

总之，巨赞法师一生的最活跃年代，正与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建设取得节节胜利以及计划经济时代相始终，他是佛教界紧跟这一时代主题的代表人物，也是这一代人中不多的深研佛学，又通达世法，乃至英、日、德、俄诸国文字，晚年犹孜孜不倦学习法文的大学者，主要论著有《评熊十力所著书》、《新佛教概论》、《龙树提婆与无著世亲》、《道安法师传》、《鸠摩罗什法师》、《法显玄奘两大师》、《天台与嘉祥》、《禅宗的思想与风范》、《华严宗的传承及其他》、《般若思想在中国汉族地区的发展》等，汇为《巨赞法师文集》（上中下）3卷本，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巨赞既是太虚人间佛教思想的坚决支持者，也是这一理念在那特殊年代的阐发者。他与赵朴初等一起，利用与社会各界的密切关系，以维护佛教界应有权益。在改革开放之后，人间佛教思想之所以能在大陆重放光辉，也与他主持的《现代佛学》潜移默化的宣传分不开。在当代，唯有人间佛教才真正继承了大乘佛教慈悲济世精神。巨赞法师一生即以实践这一精神为己任，忧国忧民，在社会剧变，佛教举步维艰的转折关头，毅然挺身而出，为弘扬正法，殚精竭虑，虽晚年遭受不幸，成败有待后人评说，其精神不可磨灭乃可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