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间佛教思潮：酝酿、形成和展开

第二节　印顺人间佛教思想的酝酿与形成、展开

考察印顺人间佛教思想演变，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酝酿期。依据印顺公开发表的著作与《游心法海六十年》、《平凡的一生》修订本，印顺人间佛教思想的酝酿期约在1931—1939年。这一时期印顺从初信佛法到四处游历、访学，重在“三论宗”与“唯识学”研究，同时也通过自己的不断思考，对人间佛教有了初步的认识和理解，其阐发人间佛教思想的代表作有《抉择三时教》、《共不共研究》、《佛法之危机及其救济》、《吾国吾民与佛教》等。从这些著作看，他的人间佛教思想仍基本追随太虚的思路。他自述：“在家时的暗中摸索，是从三论、唯识入门的；恰好那时的闽院，也著重三论与唯识，所以在这一学团中，思想非常契合。虚大师的‘人生佛教’，对我有重大的启发性。读（太虚的）《大乘宗地引论》与《佛法总抉择谈》，对虚大师博通诸宗而加以善巧的融会贯通，使我无限的佩服。我那年的创作——《抉择三时教》，对于智光的三时教，唯识宗的三时教，抉择而予以融贯，就是学习虚大师的融贯手法。”^[10]

但自1939年8月起，通过与法尊法师就共同关注的问题的探讨、切磋，印顺思想有了决定性的改变。他自述：“深受老庄影响的中国空宗——三论宗，我从此对它不再重视。法尊法师是引发了一些问题，提供了一些见解，但融入我对佛法的理解中，成为不大相同的东西。他对我的见解，当然是不能完全同意的，但始终是友好的，经常在共同讨论。我出家以来，对佛法而能给予影响的，虚大师（文字的）而外，就是法尊法师（讨论的），为了佛法的真义，我是不惜与婆罗门教化、儒化、道化的神化的佛教相对立。也许就是这点，部分学友和信徒对我寄予莫大的希望，希望能为佛法开展一条与佛法的真义相契应，而又能与现代世间相适应的道路。”^[11]的确，就是这点，使印顺的思想走向打上了与前代人不同的新的印记。

第二阶段：形成与展开期。印顺独特的人间佛教思想的形成与展开期约在1939—1974年。从撰写《唯识学探源》开始，印公开始深入佛教佛学的源头，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个人的人间佛教理论体系初步的框架。印公自述：1940年，“住贵阳的大觉精舍，写成《唯识学探源》一书，进入了认真的较有体系的写作”。次年，“以力严笔名，发表《佛在人间》、《法海探珍》等，突显了我对佛法的观点”。^[12]自此直至1974年前后，一方面，他与太虚思想有了分歧，另一方面通过撰写《太虚大师年谱》与编定《太虚大师全书》，他对太虚的人间佛教理论体系有了更深的认识。参照太虚的理论构架，通过对中国佛教的深入反思，他系统地展开并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代表作有《印度之佛教》、《中国佛教史略》（与妙钦合编）、《性空学探源》、《政治经济等与佛法》、《中观今论》、《净土新论》、《佛法概论》、《人间佛教绪言》、《人间佛教要略》、《我之宗教观》、《以佛法研究佛法》、《佛教的财富观》、《美丽而险恶的歧途》、《教法与证法的仰信》、《佛教的涅槃观》、《成佛之道》、《佛教与教育》、》《大乘空义》、《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佛教是救世之仁》、《中国禅宗史》、《从依机设教来说明人间佛教》、《建设在家佛教的方针》、《从人到成佛之路》等，构成了严整的体系。这些著作，有的为其人间佛教理论奠定理论与历史的根基；有的破斥唯传统是尚，认为传统不可改变的主张；有的逐次展开人间佛教理论的一个方面；有的为疑惑不定者指明方向。

此期，印顺人间佛教理论的主线乃“人”与“人间”：

首先印顺推崇原始佛教，他认为这是“根本佛教”，因而人间佛教在理论上应该发扬印度少壮青年时期的佛教，秉承其天真、切实的精神，弘扬佛陀本怀的即人成佛的佛教。

其次，印顺主张既然佛法的根本是改善人生，解决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艰难困苦，因此佛教在实践中可以以佛法的精神，从事直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这些活动本身也就成了佛法的表现形式，体现了佛在人间的真谛。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遭遇八年抗战，印顺在颠沛流离的岁月中，体悟到佛法在提倡反对战争，远离尘嚣的时候，也应当教育佛徒，关切国家民族的自由独立与生存。这也是印顺始终关注佛教的人间性的重要根源。

总之，在印顺看来，佛教源于人间，最终也落实于人间。佛教从产生过程、传播路径以及教化对象来看，无不在“人间”。他认为：

1.佛教的创立者释迦牟尼，成佛前本身就是人，出生在印度，其父是净饭王，母亲是摩耶夫人，他也有妻有子，其出家后参学、修行、成佛、弘法，“照这历史上千真万确的事实来看，佛哪一样不是在人间的”^[13]。而“诸佛世尊，皆出人间，非由天而得也”^[14]。就是说，一切佛都是人间的，佛是由人而成的，佛在人间时，一样的穿衣吃饭，来去出入。只是佛的断惑究竟、悲智功德一切到达无上圆满的境地而已，佛是觉悟了的人。

2.就佛教的传播路径而言，承担佛教传播、发展的主要载体也是人。在佛教的流传、弘扬过程中起根本作用的四众弟子，无一不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分子，一样的吃喝拉撒，一样的生活在广阔人间，惟此才承担了传承佛法、教化众人、普度众生的使命。(www.xing528.com)

3.由诸佛所证觉的诸法实相即佛法，也是为人而说的。佛本为人说十二缘起，而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分类，也是依人类而分别的，所以“可以肯定地指出，法本是为人类而说的，一切是适应人类的情形而安立的”^[15]。因此说佛在人间，说法时也在人间，佛法即是佛在人间的教化，所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16]。

因此，印顺认为“人间佛教”是整个佛法的重心，关涉到圣教一切，唯具有人间性的佛教，才能表现出佛法的真义。而人学佛、修行，就应以尽到人的本分为基础，而人趋向佛果的修行过程，就是“不为自己着想，存着利他的悲心，而作有利众生的事”^[17]，也就是为了人、服务人的过程。也就是说佛教是源自于人，而其终极目的又是为了人本身。

然而不仅佛教，世界上许多宗教都提倡人本主义，甚至世俗学说以及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人文社会学科都自称人学。那么，印顺又如何彰显佛教的特色呢？

其实，人与其他众生的最重大区别就在于人有信仰（广义）与理性。宗教面对世俗学说，自然强调其信仰，这点印顺也不例外。但相对于基督教等信仰，印公则指出：“佛法是理智的宗教，不仅是信仰的。所以义理的开导，或是修持的指示，都是通过理性，而有丰富的、正确的内容。由于通过理性的随机适应，自由抉择，所以弘传中的佛法，可说是多彩多姿的。”^[18]可是，基督教也讲理性啊！而且教派众多，其教法的多样性也不在佛教之下。对此，印顺认为：“希伯来宗教重在教人因信仰而得救，不重于智的开发。《新约》说：‘你不要研究撒旦深奥之理。’在进向真理的过程中，这是推崇信仰而抹煞知识价值的代表者。在他们认为：人类的自由知识，是死亡、苦痛一切不幸的根源。”他认为：“印度的正统文化，是婆罗门教。婆罗门极重视知识，他们所依的经典，叫吠陀，吠陀即是明的意思。在古来印度的社会文化，几乎一切都包含在吠陀里。到佛教时代，总括为五明，明即是学问；一切学问，皆是宗教徒应该学习探求的。因此，印度宗教信仰重视理智；宗教即哲学，哲学即宗教。如佛教中，佛称觉者；证得菩提，菩提就是觉。此外如明、智、见、观、胜解等名词，到处都是，表示了重智的特征。因为重智，故印度宗教的信仰里，充满了知识。这一点，显然与西方宗教的精神不同。”^[19]尽管希腊文化重智特色后来也被基督教吸取，但即使是新教，其“因信称义”信条就表明，信仰的地位仍远高于理智。可以说，至此印顺把佛教自古重理智的信仰特征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宗教精神作了较清晰的区隔。由于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视理性知识，信仰也需要理智的支持与引导，印顺明示了佛教特色所在，就为在现代世界宗教和平的多元竞争中，佛教如何生存发展，指出了努力方向，打开了广阔的空间。

但是，正如太虚青年时期不免过于激进，往往“怒目金刚”式地面对教内保守倾向一样，印公此期思想也难免有不够成熟之处。

其一，太虚晚年因而曾批评印顺“落于人本狭隘”^[20]。因为佛陀本为众生而说法，人虽为众生中最有觉悟的可能性的一类，但毕竟只是众生中的一部分，法界（宇宙和自然）的一部分。

其二，从宗教社会学看，印顺的确把握了现代社会宗教需求的主流——理性化，但在那一时期，他对现代宗教需求的多元化似估计不足，其理性化也有绝对之嫌。他说：“人间佛教的信仰者，不是人间，就是天上，此外没有你模棱两可的余地。”^[21]他认为真正的大乘精神在中国佛教思想传统下不可能发扬。他对台湾一些佛教徒在提倡人间佛教的同时，借鉴基督教的某些做法曾抱着批评态度。这些，固然高扬了佛教，维护了佛法的纯正，以长远的历史眼光衡量，必有丰硕的收获。但由此似乎也把他主张的人间佛教与中国化佛教各宗派对立起来，轻忽了中国化佛教各宗派现代转型的可能。如印顺本于他研究最深的印度佛教教义，在《中国禅宗史》、《净土新论》等论著中，深入批判了中国传统佛教尤其是居于主流地位的禅、净两宗，他认为经过唐武宗的破灭佛法，禅宗虽然对佛教义学的理解不足，但凭玄学化的特长，最能适应当时环境，取得了代表佛教的领导权。然而，禅宗末流几乎走到与社会隔离的畸形地步，净土宗也一味宣扬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容易被人误作“等死”“逃生”。如此既忽视现实，又脱离社会。当然，印公这些言论既坚持了原则，又是对中国化佛教各宗派爱深恨切的心态表露。但是，这种对中国化传统的断然否定，容易使“人间佛教”理论失去了应有的普遍意义，其赞同者容易流为一特殊的自以为高踞于其他宗派之上的教派，而且也容易遭到部分佛教徒的反感和抵制，从而影响人间佛教思想的推广。

其三，从比较宗教史看，印顺精于印度与中国佛教史的比较，故而他贬斥中国传统佛教的所谓“至圆”、“至简”、“至顿”。^[22]其实，除了圆融调和外，中国化佛教的另两个特点在日本佛教史、欧洲宗教史上也有类似的发展，而且教义由繁琐而简化，教制由重仪式而至重实际，教法由难行而趋讲求实效等趋势，正与现代市民社会的需求一致。中国近代“回到印度佛教去”的复古倾向，其实与西方基督教的基要主义同调，就其对物质文明过于超前的弊病救治一面，有其合理一面，但“契机”则未必。

总之，太虚与印顺人间佛教思想的主要差别正如印顺自己所坦认：太虚的伟大是峰峦万状，他本人则如孤峰独拔。^[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