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在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中的地位

现在再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苏秦、张仪。

在庚子年间，我们这个腐烂的大清帝国，真能在国际间纵横捭阖，为列强侧目而加意防范者，还是那位老谋深算的李鸿章。

不才读中国近代史数十年，深感近代中国堪称为“外交家”者，只李鸿章、周恩来二人。

李鸿章则在一个腐烂而瘫痪了的帝国体制之内，“与妇人孺子共事”（此语为鸿章与俾斯麦对话时感叹之言；笔者幼年闻之于曾为李氏幕友的乡前辈）。受制太多而难展所长，终以悲剧人物收场。周、李二人都是办“外交”而受制于“内交”，夫复何言！

至于笔者曾为之作传的外交长才的顾维钧先生，到头来只能算足个不世出的“技术官僚”（technocrat），博士帮首。其在历史中浮沉，终难望李、周之项背耳：

鸿章在甲午战争时以“一人而敌一国”（梁启超语），兵败；全国诟怨竟集矢于李氏一人。拳变前夕，李被下放，避祸于广州。拳乱既作，举朝上下（包括鸿章自己），又皆知折冲樽俎，和戎却敌，仍非李不可。因此自六月十五日起，匝月之间，懿旨圣旨诏书十下：促鸿章回京，撑持大局。这时长江二督张之洞、刘坤一也深知才有不敌。为撑持此危局，必要时他二人宁愿拥戴李鸿章出任民国大总统。事详前篇。(www.xing528.com)

鸿章此时一身系园族安危。他在广州奉诏时，华南震动。两广臣民和香港英督均深恐鸿章一去，华南将不免动乱而群起挽留。李氏自己当然也知道，此时朝中西后与满族亲贵四人帮沆瀣一气。他这个“二虎”之首，一直被他们公开辱骂为“汉”奸的“李二先生”，何能与这群无知而有权的“妇人孺子共事”，所以他在广州迟迟其行。但是中国将来与八国媾和，鸿章势必首当其冲，责无旁贷，因此他在广州，对内对外都要大搞其“水鸟外交”（duck diplomacy——水上不动，水下快划）了。

首先他要知道当时中国驻列强使节是听朝中当权的四人帮的话，还是听周总理的话。幸好这些使臣如杨儒、罗丰禄、伍廷芳……都是他的老班底，没有做风派，更没有变节，他可以如臂使指。对列国政情了如指掌。为争取外援，他甚至不惜假传圣旨。

第二，他要摸清自己朝中的老底子，看四人帮的控制究竟深入到何种程度。幸好这群小亲贵原只是一群浮而不实的高干子弟。乱政则有之，控制则未必。他们对那些老谋深算的老干部的水鸟政策，是莫名其妙的。（文革期间那个四人帮和这个四人帮，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鸿章很快的就与奕劻、荣禄甚至慈禧建立起秘密管道来。奕劻、荣禄原都是李的政敌，但此时救命要紧，他二人暗中对李鸿章是言听计从的。他二人对西后的私语，其影响力亦不在载漪、载勋之下。

这时北京对外的电讯己断，但北京与济南之间的传统驿马最快的“八百里加急”，仍可照跑。往返一趟需时六日，而济南在袁世凯治下，与各省会各商埠，则电讯畅通。所以华南各地与北京往返讯息需时八天（见李鸿章与驻沪美国总领事古德纳谈话记录，载美国“国务院原档”一九零零年八月二日古氐对国务院之密电）。鸿章并派遣儿子经述长驻济南，观察京津并监管电讯。因此，李氏对国内外讯息的掌握，都相当正确而完备；可说是达到知彼知己的境界。七月十六日鸿章自袁世凯电报申得知慈禧已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重任，七月十七日遂力疾北上，二十二日抵上海，就正式进入外交前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