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如稍一浏览上列五表，立刻便可看出庚子年间清朝政治的特点所在：
第一便是那时中央地方、保守开明,北满南汉，分治而不对立的政治形势。
中央最高的决策与否决大权独操于慈禧一人之手。她在朝中所掌握的生杀之权，远超过后来的蒋中正和毛泽东。但是当时在她手掌中的光绪皇帝，其命运虽不如张少帅，但是他这个政治幽灵却为在康梁影响之下的海外华侨、位高权重的南方汉族疆臣，和辇毂之下各国驻华公使同情甚或崇拜的对象。所以戊戌以后的光绪是慈禧的背上之芒、眼中之刺。她不把这个儿皇帝废掉，她是食不甘味、睡不安枕的。因此“他（指光绪）要谋害我”这句话，在戊戌之后简直变成她的口头禅，而这个恐怖感也使她害了心理上的“偏执狂”（paranoia）。所以她那时在政治上的第一要务便是“废立问题”。
清制只有皇太后可以“听政”，而太皇太后则无此特权。所以她第一个废立的对象原是以庆亲王十四岁的长子载振来代替三十岁的光绪皇帝载湉。此一试探消息一出，不但刘坤一等汉族督抚反对，满族军机大臣荣禄亦表示异议（庆王是荣的政敌），连庆王父子本人也不愿伺候，而最重要的则是英国公使也公开表示不支持，终使此阴谋泡汤。
再经过一年的准备，西后退而求其次，就不搞废立了。她选中了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九零零年一月二十四日）册封为“大阿哥”（皇太子），以承继穆宗皇帝（同治）。如各方阻力不大，她显然还是要把光绪废掉的。这一次她果然获得满族亲贵《包括荣禄》的一致支持，汉族之中除上海少数绅商（如电报局总办经元善）之外，各疆臣亦多沉默。但是美中不足的，则是如此“册封皇太子”的大事，各国驻华公使却拒不入贺。西太后此时最怕的不是康梁领导的海外华侨或汉族督抚，当然更不是革命党领袖孙文。她所最怕的却是列强的驻华公使。她认为只有他们才真有此力量来强迫她“归政”，强迫她“退休”；乃至搞阴谋诡计，暗助光绪搞“苦挞打”（像谭嗣同所策划的），把她幽禁，甚或把她砍头。
在这一“偏执”心理的支配之下，老太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便是如何解除这项最可怕的洋人（尤其是列强驻华公使），对她所构成的威胁。同样的心理状态，也促使她的行为走向另一极端（恕我试以行为科学来解释历史）——她开始相信只有与她有血缘近亲关系的小圈圈，对她最为忠诚。只有生活在这一小圈圈之内，她才有安全感：她每晚才能睡得着觉，不致发生梦魇。
朋友，你说叶赫那拉老太太生了精神病了吗？非也。那是所有孤单的独裁者所共享的精神状态！下信，你去分析一下蒋中正、毛泽东、金日成，甚至李光耀、李登辉诸领袖的“行为”，你就知道科学论证之不我欺也。至于理论所自出的西方领袖们大同小异的行为，就不必说了。(www.xing528.com)
晚年的慈禧就是掉入这个心理学上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她不但对所有的洋人显得paranoia，她连替她老人家做了一辈子，最最忠实的鹰犬的李鸿章和荣禄都不信任了。她把李鸿章下放到广州去“署理”两广总督；在北京，她也另外扶植一个小亲贵组织的四人帮来夺荣禄的权，把荣禄挤得靠边站。同时她对荣禄所掌握的精锐部队“武卫中军”也不信任，而把荣禄也掌握下了的杂牌军——董福祥的“甘军”谪入京城，来和戴勋、载漪、载澜所统率的“禁卫军”，协同保卫畿辅，并以牵制荣禄的嫡系部队。必要时老太太自己也可直接指挥各军，来搞一番扶清灭洋。
至于载字辈四人帮的迅速崛起自然更是老太后的杰作。不用说职司京师卫戍的数万《旗军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据英文《字林西报》所获自曾侯（曾纪泽，文正公之子）府内的消息，当时载漪所直接指挥的虎神营即有枪兵一万人。属庆亲王奕劻指挥的则有五万人之多。庆王是当时众所周知的荣禄的政敌。他所节制的武力可能包括载勋的九门提督和甘军全部。连专掌财权的刚毅也可掌握有一万二干名枪兵。（见该报一九零零年五月十六日专栏。）
这项卫戍系统在国民党时代属于首都卫戍司令。在毛泽东时代那就是“《三四一”部队了。谁掌握了这项武力，谁在首都就有生杀之权。所以西后和她的四人帮，后来在一怒之下便可把出言忤旨的五大臣，牵往菜市斩首。德国公使克林德也是在街上被载漪的虎神营章京恩海打死的（详见下篇）。至于在庄王府前广场被砍头的千百个“教民”和“白莲教”（包括妇孺），那就不必谈了。
既有军权，枪杆就可出政权。从暗到明，挟天子以令诸侯，最高决策机关的军机处也一直掌握在他们手里——原先最有权力的军机大臣荣禄，一直在“病假”之中，居家养晦。见（荣禄致四川总督奎俊书），《要录》有节录，页一三。）
一九零零年（庚子）六月十日，端王载漪并被派入“总理衙门”为总管事务大臣，连庆亲王也得靠边站。（见一九零零年六月十曰《上谕），载《史料续编》上，页五九六。）
军、政、财务、外交大权都集中到以西后为首的一小摄满族亲贵之手，剩下的如何掌握“义和团”运动这个政策，别人就更无法置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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