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那时的中国教民既享有如许的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优势,而信教的人,还是寥若晨星(约合山东全省人口的千分之二,原因又在哪里呢?
简单的说来,那就是个文化融合的问题了。不同的文化会产生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同一个社会里同时流行。就要发生社会矛盾;在家庭生活上也要发生严重的代沟。要使这两种生活方式“水乳交融”;要打破这两个泥菩萨,再揉成两个泥菩萨,你身上有我,我身上有你,那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所以当时中国老百姓之所以拒绝信仰洋教的原因,便是在那时的中国社会里,基督教的生活方式,相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不是水和油的关系,而是水和油的关系二一者是融合不起来的。
须知任何宗教都是从一个特定的民族文化中滋生出来的;然后再以此民族文化为基础,推陈出新,发扬光大,向其它民族文化中渗透传播。基督教原是发源于犹太民族文化之中。是“犹太教”(Judaism)中的一个有革命倾向的开明支派。基督本人被钉上十宇架时,他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基督之死,只是一个开明改革派的“犹太教徒”殉道而已。可是基督死后,那些尊师重道的基督之徒(在中国儒家则叫做“仲尼之徒”),保罗、彼得之辈受下了犹太本族的宗教迫害,乃向欧非两洲的异族之中钻隙发展;历尽异端迫害,终于篡夺了东西罗马的政权,成为独霸欧洲的宗教。在北非,他们也建立了一个黑色基督大国的亚比西尼亚(今衣索匹亚)。在欧非两洲分别传播的基督教虽截然有别。——在欧洲的教义内,“上帝”是没有形象的;但在早期非洲基督教会内,“上帝”则有个人形塑像,也和佛道两教寺观之内的雕像是大同小异的。所以,洪秀全在梦中所见到的红脸金须的“天父皇上帝”,原是《旧约圣经》和非洲基督教中的上帝。美国当年的新教传教士罗孝全,不承认洪秀全的上帝,实在是他神学史未搞通而少见多怪。但是不论欧非两派是怎样的不同,他们同出于最早期基督使徒之传播则一也。(www.xing528.com)
可是基督教却与中国文明风马牛下相及。在唐朝初年东罗马正教的波斯支派(The Nestorians)曾一度循“丝路”东来。但是它除留下一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外,历史家找不到它是如何流行的,影响就更谈不到了。至明末清初,尤其是清初,“耶稣会士”(Jesuits)奉教廷之命来华传教。但是清初的康雍二朝实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盛世。这时的中国把那些传教士真看得目瞪口呆。这批“耶稣会士”都是些圣洁(holy)而有殉道精神的学者。在当时中西文明互比之下,他们觉得当时的欧洲在政治管理、社会道德、经济成就各方面往往西不如中。因此在所有传教士书简中,真是案口交赞——甚至是未说过中国一句坏话。所以他们东来所走的路,不是“单线街道”(one-way street)。中国文明之西传,他们也是功不可没的。这些耶稣会士当年所搞的是一种真正的东西文化交流。他们要修正他们自己的教义,来配合中国的儒家道统,载长补短、采精取华的融合共存。不幸在十七、八世纪之间,他们的教廷却愈走愈教条化;而中国宫廷之内的政争也把他们无端卷入。因此这场多彩多姿、平等互惠中西文明之结合,就无疾而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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