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升级：微观保障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七章　企业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微观保障

一、发展成就与中等收入陷阱隐忧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实现了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将面临如何由总量型中等收入国家迈向均衡型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跨越。在这个发展跨越环节，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将更加复杂多样，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这道坎将会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2012年来，随着一直不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给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如何在当前的形势下依靠中国企业转型与升级的实现，彻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顺利战胜经济困难，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中国当前阶段甚至相当一段时期内所必须面对的重大战略问题。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众多国内外的研究中指出，一个国家是否会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与该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社会矛盾尖锐等现象紧密相关。从表面上来看，这些问题似乎并不与企业升级产生何种强烈的联系，但是深入观察与思考可以发现：那些经历中等收入国家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不能顺利实现企业的升级，从而导致经济发展陷入低增长的恶性循环，经济问题蔓延开来就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而这些社会问题本身又构成了阻碍企业升级的外部环境，最终这些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难以自拔，错失了一系列发展的契机。而且，企业能否完成升级转型是不同国家在这一阶段的发展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特征的重要因素，企业升级对于国内需求结构的改变和经济增长支撑点的转换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而使得一国经济在中等收入阶段挖掘新的发展比较优势，成功跨越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企业升级的成功与否是一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中国当前也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转型。在这种背景下，更应当对企业升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在这一阶段影响企业升级的客观条件进行深入的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对经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进行调整以服务于企业升级，助推中国经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企业升级的内涵及理论

企业升级，是指在特定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和资源条件下，按照一般的价值链和产业链的结构演进规律和升级发展的内在要求，采取一定的措施，不断提高企业的价值链和产业链的结构层次和发展水平，以保障企业与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一种经济活动。具体来看，企业升级主要是指企业产品的价值链生产品结构的改善和企业综合管理组织素质能力与生产效率竞争力的提高。从这些基本的内容中，可以提取两个关键点：技术进步和质量改善。而这两点主要依靠创新研发和品牌营销来实现，所以笔者认为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升级的研究须从创新研发和品牌营销这两个角度入手，本文的主要关注点也不例外。

在了解了企业升级的基本内涵之后，我们将从企业升级路径理论、企业升级阶段理论与企业的产业发展理论等角度探讨企业升级的路径。

1．企业价值链升级理论——微笑曲线

图7－1　企业产品附加值微笑曲线

如图7－1所示，在“微笑曲线”即抛物线的左侧，象征着企业产品价值链的上游——研发创新，产品附加值逐渐上升，因此其利润空间很大，可以取得最大的分配价值；在抛物线的右侧，也就是企业产品价值链的下游——品牌营销，随着营销模式的创立和品牌推广的成功，产品附加值也会逐渐上升，利润空间也很可观。与抛物线的两侧相比，处于抛物线中间底端的，代表着产业价值链的中游——加工组装环节，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也处于底部，相应的利润也很少。可见，在这个微笑曲线的两端是整个产业链的核心部门，这两个部门的技术含量是最高的，一般企业难以有效替代。而中游的加工组装部分则是技术含量最低的部分，存在大量的同质竞争，企业的赢利支撑点主要是成本的降低和市场份额的扩大。但大量的同质企业的存在，使得转换成本十分低廉，这些企业只能将有限的利润压缩以换取两端的企业给予的订单。从相对优势来看，两端企业是优势企业，中间阶段的企业则处于明显的劣势。中间环节企业的创新动力是缺失的，因为创新活动并不是这一环节企业的最优选择，如何减少支出增加企业现金流才是维持生存的重点，而创新活动伴随的是大量现金流的支出和成功的不确定性，没有多少企业可以在这么激烈的竞争中耐心地等待自主创新。由此可以看出，所谓企业的研发创新，最佳的环节应是上游的研发创新和下游的品牌营销。发展中国家在产品价值链的结构上多数处于加工组装阶段，如何实现企业升级就需要这些国家的企业向价值链上下游转移。只有走向上下游，才能实现有效的升级，带来最大程度的价值增值。

2．企业升级路径理论

Kaplinsky and Morris（2001）通过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践的观察分析，归纳出在GVC（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条件下，为发达国家代工或外包的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或企业网络的四种序贯式升级模式，即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价值链升级的自动实现过程。

图7－2　企业升级的阶梯图

具体来看，企业升级的形式的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1）工艺升级。重新生产系统或引进先进技术，提高加工流程的附加值。在这一模式下，企业主要是对现有的生产水平进行改善，如成本降低、次品率的降低等多种措施，在现有的生产状态下通过总成本的降低达到收益的增加。（2）产品升级。引进新产品或改进已有产品比竞争对手更有效果，移向更先进的生产线。主要措施是对原有的产品进行改进，如产品质量、产品包装等方面，使得消费者对该产品的偏好效应加强；或是在现有产品的基础上开发系列产品，以不断增加的产品品种锁定消费者的需求，扩大产品的市场空间，使企业的利润增加。（3）功能升级。重新组合企业内各种经济活动，获得新的功能，增加经济活动的技术附加值。企业可以通过生产能力的改良，对原有产品的功能进行改进，使得原有产品在品质上有一个较大的改进，突破原有市场的限制，横向扩大该类产品的市场范围，这样既在技术上有所提高，也使得产业价值链有所转移，得到一部分附加值高的市场份额。（4）价值链升级。移向新的企业价值链，移向新的产业。企业在这种模式下则要实现向价值链的上下游进行转移，或是在原有市场格局的基础上竞争使已获得市场份额得到较大的附加值，或是基于自身的研发创新和营销模式创新开拓价值链，在新的价值链上占据有利位置，获得最优程度的附加值。

刘志彪、张杰（2007）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GVC的现实背景下建立了全球的生产价值链的联系，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发展中国家往往会被“俘获”，在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并不能完全按照“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价值链升级”的阶梯型路径（如图7－2所示）。很多情形下，只能停留在工艺升级→产品升级的低端升级环节，难以实现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价值链升级的高端升级环节。发达国家通过主导和控制全球产品价值链的分工与贸易体系，从发展中国家攫取超额利润，促进其技术水平的进步，维持这种“俘获”效应的长期存在。

3．企业的产业升级阶段理论

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在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结构上关键要看科技进步在其中的贡献率大小。充分吸收和采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成果，发挥后发优势，由低成本优势战略成功转型到创新优势战略，是所有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快速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根据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从创新能力角度看，后发国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要经过四个阶段的发展。如图7－3所示。

图7－3　企业的产业升级阶段图

（资料来源：Vietnam，Thailand，Coping with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Chinese Challenge in Different Ways，Kenichi Ohno（VDF＆GRIPS），March 24，2005）

企业的产业升级阶段理论也可分为四个阶段：（1）在低收入阶段，后发国家主要依靠外国直接投资，学习技术，在外国公司指导下进行生产和制造；（2）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发国家开始具备规模制造能力，能够通过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具有较强的仿制能力和创新能力，开始出现制造业的主导产业；（3）进入高收入国家序列的同时，后发国家具备了产品的生产和设计的创新能力，形成完备的产业链和标准化生产线，本土企业具有一定研发能力，能够制造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产品，但是很难取得世界水平的重大技术突破，以及领先地位；（4）一种技术和系统一旦在市场上形成，不管是否有效，都会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并影响其后的技术选择，以后的技术变迁更容易按照这种技术路线走下去，形成技术路径。技术路径相对固化，最终形成某一产业技术发展所可能有的方向，以及一组解决某一问题的相关联方法，形成一种产业和经济的秩序。而路径创新则会打破对旧技术路径的依赖，创造新技术路径，形成新产业秩序。这需要较高的原始创新能力、完备的产业链以及成熟的自主创新体系。

目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大多是处于阶段二向阶段三攀升的阶段。依靠低成本优势战略，长期在技术上依赖跨国公司，缺少自主研发能力，使这些国家的产业无法振兴，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游环节。而东亚经济体通过发展战略转型，成功摆脱低成本优势战略转换到创新优势战略，通过技术吸收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由阶段二顺利进入阶段三，使其高科技制造业在全球占据重要地位，从而为突破“中低收入陷阱”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中等收入陷阱特征对企业升级的影响效应

1．收入分配不平等带来内需不足，直接抑制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国家内部出现巨大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一国内部持续的、巨大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会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居民的消费产生较大的约束，使得企业创新的动力较弱；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平等使得实体经济结构分布不均衡，在产业结构上“锁定”于满足低端需求的状态。

由于收入分配的失衡，一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就可能会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一陷阱中，该国经济发展的畸形化进一步推动财富分配的不均匀，财富高度集中，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与实际购买力约束趋紧，消费需求结构简单化，众多新兴产业的本土市场潜力效应直接下降，新兴产业的发展受到制约。可以设想，如果一个经济体中只有绝大多数低收入者和较小比例的高收入者，中间收入者阶层缺乏，那么该经济体中的消费产品结构就会偏向于“价廉物美”甚至“价廉质低”的生产结构体系，并且微观企业的创新动力会受到严重削弱和抑制，因为创新产品的前期研发投入不能通过市场的消费购买来实现转移和补偿。

同时，由于开放程度的增加，对外需求挤压国内需求，进而国民经济发展的内需逐渐不能适应供给的增长速度，严重制约了企业创新与升级。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该经济体中有限的高收入者的消费需求会受到来自国外高价位、高性能、高创新的品牌产品的竞争，导致高端需求被外国生产厂商占据，这部分需求不再属于国内厂商，国内厂商的有效市场仅限于低端需求，故而加剧了该经济体中的生产结构锁定于“价廉物美”乃至“价廉质低”的产业结构状态。这些因素会使微观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激励动机受到严重削弱和抑制，反映到经济宏观层面就是粗放型、数量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而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转型中多数表现为：企业的创新升级落后，国民收入的增长严重受限，居民财富实际上受到了侵损，消费的疲软进一步削弱了企业创新研发、进行升级的动力，如此便形成了恶性循环。

阿根廷和马来西亚是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从基尼系数上看，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基尼系数较高，两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就在0．45左右，到20世纪90年代末进一步上升到接近0．50，2007年阿根廷的达到0．51，而马来西亚始终保持在接近0．5的水平上。1960年巴西的基尼系数就达到0．5，1995年更高达0．6。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基尼系数为0．36，到20世纪90年代末下降到0．31，至今没有明显变化。从最高10%收入阶层和最低10%收入阶层的收入比来看，阿根廷为40．9%，马来西亚为22．1%，均远高于韩国7．8%的水平。1999年，占巴西1%人口的富人拥有53%的社会财富，而20%的贫困家庭仅拥有2．5%的社会财富，当年全国有贫困人口5410万人，贫困发生率34．9%。可见，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与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之间的收入分配状况的差别对其能否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影响。

2．外资企业的进入占领国内高端需求市场：阻碍本土企业的升级

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模式来看，依靠外资和跨国公司的FDI的进入，是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获得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企业组织管理能力以及劳动者技能的关键外部条件之一。然而，外资进入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力量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充分利用其分布在世界主要知识高地和主要市场上的研发机构，有效、高速地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研发资源，组织研发活动，从而加强对知识的获取、整合利用及转化为商品与服务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跨国公司通过全球研发网络与制造网络，迅速占领世界市场，从而形成经营优势。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开放度的增加，跨国公司就会利用合资或者独资的机会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专注于高端市场的开拓，它们主要通过其先进的技术和良好的品牌声誉在市场上培养高端需求，通过独特的商业营销模式使得该范围内的消费者对其产品和服务形成明显的锁定效应，并以“优惠”的措施增强其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提高其转换成本，阻碍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进入该行业，迫使其只能在较低层次的市场上进行竞争；如果本土企业形成了一定的市场力量，跨国公司就会利用其享誉国际的品牌优势与本土企业区分开来，通过行业话语权的方式使得本土企业在高端需求市场只能追随跨国公司，始终只是行业标准的执行者、模仿者，无法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而后再以其资金优势挤压本土企业的利润空间，最终达到其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在高端需求市场达成垄断或者寡头垄断的局面。同时，通过合资或合作的方式吸引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与其发生紧密联系，使得该国的相关配套产业技术符合其生产标准，该国产业的发展与跨国企业先进技术水平逐渐靠拢，在短期来看，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出现了快速升级的迹象，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无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的“导航者”已经变成跨国公司，离开这一引导，此前的升级积累就有可能前功尽弃，还会带来资源的浪费。在摆脱跨国公司的影响后重新实现企业升级将是积重难返，陷入增长和就业双难的怪圈之中。

拉美国家的进口替代战略曾经被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企业升级的经典案例，但事后来看，这种做法与我们的分析一致，在外国资本的撤离之后，原来的企业升级顿时“原形毕露”，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以及低端化的缺陷直接制约了经济的转型，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之中。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国家中也出现了类似的例子，如果有外资在国内市场上的横行，短暂繁荣之后往往是一国经济噩梦的开始。

3．本土企业的代工生产模式，创新研发和品牌营销都在国外的控制方，不利于本土企业升级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水平较低，资本、技术等要素短缺，只有劳动力、资源等基础要素的优势较明显，于是本土企业多发展成为代工生产类型，看似生产出的产品技术含量较高，但实际上几乎没有自主的核心技术。波音飞机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生产，难道说它们都掌握了波音的核心技术？从多数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验来看，本土企业的发展只能增加国民经济的储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企业的生存发展多数是没有预见性和规划的，多数企业的存在年龄不超过三年。从产业布局来看，在中等收入国家分布的多是生产加工型企业，而在高等收入国家分布的则是创新研发和品牌营销部门，这样产业价值链的分配自然而知。笔者认为，本土企业的这种产业结构不利于企业升级。

首先，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的产业转移多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这些产业的技术水平相对较低，所耗费的资源也相对较多，如何在这些产业的基础上进行企业升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发达国家在这些产业基础上进行升级依靠的是其自身的资源和其他国家的资源，而发展中国家所能依赖的资源是远远少于发达国家，一旦支撑发展的资源不足，发展中国家就很难实现企业升级。

其次，这些产业的要素优势倾向十分明显，只要一国的要素组合符合其要求，该国便很有可能成为转移接受国。对于以产业转移为经济发展契机的国家来说，保持其要素优势是吸引这些产业的唯一办法，但同时，企业升级势必会导致原有的要素优势的削弱，如此，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和企业升级之中陷入了“囚徒困境”。

最后，企业升级是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行支撑的，而代工生产模式下，发达国家的优势企业（即产业价值链中的上下游企业）会利用其有利的市场地位不断压缩发展中国家的代工生产企业的利润。在极端情况下，这些代工企业甚至长期是不赢利的。这必然会导致代工企业无法依靠自身的资金积累来完成企业升级。

四、中国转型背景下的企业升级问题

上述企业升级的相关理论分析和“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企业升级的经验分析，对中国当前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企业升级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那么是否中国的企业升级所面临的情况与前述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存在的情况有类似之处呢？中国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将如何成功实现企业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笔者将在这一部分以上述三个角度为切入点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的剖析，为深入理解当前中国在企业升级中面临的制约条件提供参考。

1．收入分配视角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但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

为了更好地运用基尼系数分析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我们使用了两种方法测算的基尼系数：利用广义Beta分布函数测算的基尼系数和利用对数逻辑斯蒂分布测算的基尼系数。图7－4是利用广义Beta分布函数测算的基尼系数，该图反映出，从1981年至200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在整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从1982年的不足0．3上升至2007年的0．502，上升的幅度比较大。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二十多年来不断地拉大，到目前为止，贫富悬殊已经超过警戒线，与以往相比，贫富差距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992年后就超过了警戒线，以后各年再也没有降到警戒线以下，虽然有几年的基尼系数与上一年度的基尼系数相比减小了。这说明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偏大已经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了，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图7－4　利用广义Beta分布函数测算的全国GINI系数

我们再看看图7－5中的利用对数逻辑斯蒂分布测算的基尼系数，在2002年和2007年的时间段上，和利用广义Beta分布函数测算的基尼系数并不一致，利用对数逻辑斯蒂分布测算的基尼系数从整体上比利用广义Beta分布函数测算的基尼系数要小一些；但是，这两种基尼系数反映的趋势是一样的，即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在整体上呈现拉大的趋势，也都呈现出最近几年进一步持续扩大的苗头。此外，在收入分配差距的程度上，两种基尼系数的数值都超过了警戒线。

图7－5　利用对数logistic分布函数测算的全国GINI系数

针对中国背景的众多研究表明，收入分配结构与企业创新和产业转型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收入分配不公的直接后果将是对产业的打击。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平等使得产业资本流出产业领域，因为逐利性是资本的内在属性。由于分配不平等导致要素的配置扭曲，非生产性的产业领域的高投资回报会使得产业资本逐渐流出。同时由于社会投资效率的浪费和资本管制的放松，一部分将流出本国经济体；另一方面，收入分配的畸形无法创造一个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这一因素是中国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和产业发展的关键。试想一个缺乏稳定社会环境和职业企业家的国家可以发展产业经济吗？再者，收入问题对于产业创新升级的需求力量的培养也是极其重要的，当收入分配呈现集中的趋势时，那些拥有购买力的消费者的消费需求级别是超出现有许多企业的生产水平的；并且在这种高端市场上国际品牌早已占领，国内的厂商如何能在创新上进行大跃进。因而企业将选择数量上占据绝大多数的消费者，并以他们的需求作为自己的生产目标，而这个消费群是缺乏购买力的。因而企业的创新升级便无法延续。可以说，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当前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企业研发创新举步维艰。具体的问题包括：

（1）由于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民营企业所在行业分配到的资源往往较少，而国有垄断行业的资源已近冗余。已有的研究表明，国有企业的创新研发远远落后于民营企业，而在资源配置上没有为民营企业创新研发和企业升级提供一个较为宽裕的环境。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创新研发的成本骤然上升，导致一些实力较弱的企业只好选择放弃研发，继续采用原有的生产设备，并且这样的企业并不在少数。

（2）由于行业准入门槛的参差不齐，国有垄断行业多为高投资回报的行业，民营企业只能经营几近完全竞争的行业，这种行业的本身特点就使得研发活动受到束缚，只有保证市场份额和增加营销才能保证企业的适度赢利空间企业才得以维持生存；而那些适合研发的行业却被国有企业所垄断。众所周知，国有企业创新研发的动力在各种所有制中是最低的，这与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产业资本可能的逆向选择行为将使得民营企业所在行业资金出现短缺，大量资金进入生活和资产市场，正如当前的股市和楼市频繁受到冲击一样。在这种倒逼机制下，企业研发创新又会陷入资金短缺的恶性循环。

（3）国民经济的现行收入分配体制下，政府与民间的收入分配呈现一边倒的趋势，政府掌握的财富越来越多，在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下，整个市场的自由活力正在趋弱，政府政策的导向对于产业结构的发展产生了极为关键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往往又缺乏预见性。例如，风力发电行业，中央政府在发展规划中提出要大力发展风力发电，并要给予政策支持。结果不到两年的时间，各地纷纷上马项目，导致了中国风力发电行业的制造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这是在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国家中极为罕见的，由于没有核心技术，这些产品无法销往国外，赢得国际市场的份额；国内市场上，由于关键性技术无法克服，最终是大量企业的亏损和资源的浪费。企业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有学者认为应当对这些企业进行审核和资格认证，这样就可以避免产能过剩了。笔者认为企业作为利益主体，看到新兴产业的发展机会便将资本投入该领域，这是值得肯定的，说明市场需要这样的产业。另一方面，可以看到，政府在制定产业规划时至少对于行业的发展及国内外相应的技术发展趋势没有很好的调研，导致其在制定产业发展目标时并未曾考虑相应的配套规划以及技术发展规划，政策的短乏使得产业的发展出现了畸形的形态。此外，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某些程度上的利益背离使得产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发生了错位，地方政府为了本地GDP的发展不顾当地地理条件的限制匆匆上马项目，等到建成才去考虑市场空间和企业盈利等。这些情况都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经济的发展很有可能会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恶性循环；

（4）在收入分配不平等持续扩大的背景下，中国居民所得到的财富在整个创造的财富之中所占比例越来越低。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了扩大内需的发展战略。然而，从目前来看，政府消费占比过高存在种种弊端。政府作为消费主体的需求特性与众多个人组成的消费需求特性是存在显著差异的。政府在消费中的行为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规制，那么它将会限制产业的自然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企业研发创新。即便政府利用手中的财富鼓励企业进行创新和企业升级，其结果也无法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相提并论，因为这不是市场主体的自由选择。当政府代替市场发挥主导作用时，企业创新就走向边缘化。那些政府推动成功的创新可能也难以被市场所接受，如此就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战略转型时机的错失。从另一个层面来看，我国企业承担的负税使得政府其获得企业创造的利润的较大部分。政府在获得资源之后又着手推动企业的创新活动以改善国民经济的结构平衡。我们发现，如果政府直接减少企业的税收，将这部分资源由企业自由支配，在市场竞争压力和动力的驱动下，企业会主动去研发创新。减少政府对市场主体行为的干预，同时应当增加市场主体的财富拥有比例，使得市场发展更具活力，以无形的手推动更有效率的企业创新和企业升级。(www.xing528.com)

2．外资进入中国市场视角

胡国恒（2004）基于对中国出口部门中以高技术产品加工贸易为主的外商投资企业和以传统产品一般贸易为主的本土企业并存的二元结构进行了描述，认为外商投资企业和本土企业在出口规模、贸易方式和出口产品的技术结构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在出口规模方面，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构成增量主体；在贸易方式方面，外商投资企业以加工贸易为主，本土企业以一般贸易为主，而在外商投资企业推动下，加工贸易成为中国出口的主要方式；在出口产品技术结构方面，外商投资企业在中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占主导地位，本土企业主要出口中低技术产品，中国出口产品技术结构的升级主要是由外商投资企业推动的。从表7－1及图7－6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外资研发所占比例在逐步上升，而内资中的私营企业研发比例正在下降。外资的进入对于本土企业的升级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表7－1　不同类型的大中型工业企业R＆D经费所占总体R＆D经费的比重

图7－6　不同类型企业R＆D经费占比

外资的进入会对本土企业产生明显的竞争效应。随着FDI的流入，有效率的外资企业进入会加剧本国市场的竞争，外资企业更有可能侵占原来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这会迫使内资企业提高平均成本，导致更低的生产率，尤其是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存在较大技术差距时。一方面跨国公司凭借其所有权优势和较低的边际成本，从国内企业那里吸引国内的消费者，从而迫使国内企业减少产出，提高成本曲线。另一方面一般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需要相应的企业进行配套服务，以便形成稳定的生产链。从短期来看，这似乎是为中国的就业和企业升级创造了条件，毕竟国内相关产业是在发展的；但从长远来看，这些配套企业多是中小企业，在占据优势地位的外商投资面前，基于各自利益和外商企业的标准化产品需求，逐渐形成低水平的同质竞争。当形成了稳定的货源服务关系之后，非但本土企业的生产水平没有明显的进步，而且这些本土企业的发展还面临日益困难的境地。以上主要表现在：由于外资企业的标准化要求，企业形成了生产惯性，依附于外资企业，在生产上形成“锁定”，一旦脱离外资企业便无法在市场上获得生存空间；各厂商之间只是单纯的生产外资企业的配套产品，其技术便锁定于外资企业的技术要求，各家为了获得更多的订单，只好在价格上进行竞争，利润空间逐渐被压缩。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民间财富的创造逐渐被外资夺取，创新对于民营企业越来越难，这些财富被转移到外资企业的母国，服务于母公司的创新研发，中国的企业升级逐渐被迟缓。

更深入来看，外资进入中国的市场，并不是众多本土企业所争夺的低端市场，而是瞄准了高端市场，利用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品牌声誉和技术优势，培养了高端市场的消费群体，并不断推出新的产品和服务，使得这一消费群体忠实于其品牌。由于高端市场的锁定效应强于低端市场，一旦被占领将很难在短期内转变偏好，这无疑是给本土企业的升级树立了一座“大坝”，如此牢固以致不可跨越。

3．全球开放背景下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依赖发展模式视角

中国本土企业的生产模式多为代工模式，即多种形式的加工贸易，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部。这与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具有很相似的特征。

余淼杰（2010）研究指出，中国产业价值链升级的主要渠道为国际外包业务和代工贸易。对于这一研究成果，笔者自然无异议，但是依据前述企业升级理论和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验发现，加工贸易形成的产业格局仍然是价值链中最低的部分，依靠这种产业内的升级很明显是最缓慢的渠道，会使得中国的产业发展严重受制于国际需求，一旦这些订单减少，转移至其他国家，那么中国的企业升级将会没落至尚未升级之前。至于国内外当前的一些研究中指出的中国加工贸易背景下的企业升级取得明显的成效，笔者认为只是在理想状况下的安慰。

在全球产业链（GVC）背景下，中国凭借劳动力低级要素禀赋优势，以代工形式切入到全球低端需求市场空间，是无需高昂的高级要素积累和技术创新能力投入就能够获取收益的“捷径”。这种出口导向战略虽然促进了中国地区经济的粗放型增长，但却无益于中国大陆形成一个足够规模的高端需求市场和合理的需求结构，这是造成中国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企业升级能力“集体缺失”的重要原因。在现行的GVC分工格局下，国际大买家和跨国企业会对中国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塑造品牌与全球市场销售终端构建等活动实行“结构封锁”，把其限制于GVC的低端路径，从而严重限制了中国本土企业通过发展技术创新能力来获得成长机会的内在动力。在国外主导的国际分工的格局下，中国本土企业的发展模式使得企业升级面临多方面的困境。

发达国家的选择性产业转移使得中国产业格局中的加工贸易型企业占了很大比重，低端的产业结构的长期存在阻碍了企业升级。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中国进行产业转移时，首先把劳动较为密集的加工装配等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这些环节技术相对较低、进入门槛不高，而把核心技术的研发、关键零部件生产以及品牌、营销等产品附加值高的部分仍留在了国内，产品高附加值部分便由发达国家赚取。跨国公司转移技术的主要目的，是在保持技术垄断的前提下，获得技术创新的利润最大化。以技术垄断为前提，跨国公司进行的技术转移都是成熟性技术而非核心技术。当前全球的贸易与产业分工格局下，代工企业的低利润现状使得企业升级缺乏充足的资金支持。在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国际贸易与分工网络中，中国的代工企业往往只有较低的加工贸易增值率。据统计，在来料加工贸易中，目前中国国内企业仅能获得占出口总额8%左右的工料费收入，产品增值的大部分被外方所获得，而在进料加工贸易方式中，由于外方控制着原材料采购和制成品销售等关键环节，外方能够很便利地利用转移价格等手段，获取企业大部分利益，致使国内企业利润严重外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代工模式为主的企业中创新研发的比重较低就不足为奇了，可以参见图7－7，R＆D经费所占比重较高的主要为资源型行业、重工业行业和高新技术制造业（多数为国有企业），其他加工贸易的主要出口行业所占比重几近忽略。

图7－7　中国不同行业R＆D经费所占比重的一览图

五、实证分析

1．跨国数据的比较

基于前文所述的收入差距对企业升级效应的影响，我们这里选用企业创新研发投入作为度量企业升级能力的核心变量。事实上，企业的升级能力也主要体现为企业的自主创新研发能力；同时，企业的创新研发能力也是企业打造企业品牌、营销渠道以及专利的基础。笔者认为，创新研发与收入分配等因素的关系可以表述成如下函数：

创新研发投入＝f（基尼系数，人均GDP，CPI，…）

这里，笔者没有选用创新研发投入的水平值，而是采用其占GDP的比重，这样会减少当期的其他内生因素的影响。通过比值的回归能体现创新研发在一国经济中的地位及其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在下面的回归中笔者选取了rdratio作为因变量，以giniratio、cpi、pgdp、＿1pgdp（人均GDP的一阶滞后项）作为自变量，通过两组回归方程来比较其结果的差异。

数据描述：所有的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该数据库的数据指标为：创新研发投入占比选择了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penditure（%of GDP）指标，基尼系数则采用了SI．POV．GINI指标，cpi则选用了2005＝100的CPI指数，人口选用了SP．POP．TOTL指标，GDP使用现价美元计价以统一口径。

笔者选取了全球2005－2009年间的215个国家和地区的统计数据，希望这样一个大样本的面板数据能够使得回归的结果更加稳健，对于解释各国的情况具有一般性的意义。

表7－2　跨国比较的计量结果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t值。＊＊＊、＊＊和＊分别表示1%、5%和10%水平上的统计显著性。

表7－2的计量结果显示，在model1和model2中，变量giniratio均表现为显著的负相关，可见其对企业创新研发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就是说，一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越严重越会抑制企业的创新研发活动的开展，这个经验结果与前文的观点基本一致。在model1中CPI与企业创新研发表现为显著的负相关，可见政府政策（通过对物价水平的控制能力体现出来）对企业创新研发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如果政府控制与处理通胀的能力越弱，居民消费水平越低，这一改变会使得市场需求下降，企业创新难以维系。另外，比较两个model可以发现人均GDP的一阶滞后项（＿1pgdp）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效应，可见企业创新与其历史情况影响不大，即期效应十分明显。

2．中国背景的经验研究

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中国经济在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情况时需要考虑中国当前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发展模式和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状况，而这些问题在其他国家的发展中并没有表现得如此突出。故而笔者认为中国的企业创新研发与收入分配等因素的关系应表述成如下函数：

创新研发投入＝f（城乡居民收入比，人均GDP，CPI，出口产值比重，国有企业产值比重，…）

这里，笔者选取了rdratio作为因变量，以giniratio、cpi、pgdp、＿1pgdp（人均GDP的一阶滞后项）、giniratio2（基尼系数的平方项）、exgratio（出口的GDP占比）、stateratio（国有企业产值占比）作为自变量，并使用了1995－2009年的时间序列观测进行研究，通过两组回归方程来比较其结果的差异。

数据描述：R＆D支出占GDP的比重（rdratio）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代替，该数据来自对各年统计年鉴数据的整理；基尼系数（giniratio）以城乡居民收入比代替，具体为giniratio＝（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pgdp）、CPI（cpi）、exgratio和stateratio的数据均来自各年统计年鉴，其中1995－2008年的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2009年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数据库。

表7－3　中国数据的计量结果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t值。＊＊＊、＊＊和＊分别表示1%、5%和10%水平上的统计显著性。

从表7－3的回归结果来看，变量giniratio均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变量giniratio2表现为显著的负相关。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情境下收入不平等与企业创新研发的影响路径是呈倒U型曲线特征。笔者认为这点在转型国家是值得关注的，尤其是政府主导型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之初会利用这一收入缺口去鼓励企业创新发展，但这种方式终究不是企业创新升级的原动力，当创新升级的消费力量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加大而趋弱时，这种模式便难以维系，这就使得收入分配问题成为企业创新升级的阻碍。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使得内需不足，国内市场多数处于低端科技水平程度，企业不需要创新升级就可以获得较为合适的收益，相反，增加创新研发的比重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市场风险。而国际市场更富多元性，市场需求结构分布较分散，企业有更强的动机去加强研发以获得更高收益。

在model1中人均GDP（pgdp）还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可以这样认为，当人均GDP增加时，人们的消费需求增加，会使得企业的创新活动的需求增加，企业受到激励愿意增加创新支出以获取最大回报。cpi在model1中表现得更为显著，且相关系数为负，可见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企业创新研发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比较两模型后可以发现，人均GDP的一阶滞后项（＿1pgdp）的影响效应较小，甚至使得model2中的人均GDP（pgdp）的影响变得不显著。可以推断，中国的企业创新研发活动的即期性质更浓。

从出口变量exgratio的影响系数来看，其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出口企业的创新研发意愿大于内销企业，这可能与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消费者需求结构特点相关。

从所有制变量stateratio来看，国企产值比重与企业研发创新比重是显著负相关的。通常意义上来看，企业创新研发活动的投入是与企业的产值呈比例关系的，当企业产值增加时，企业应当增加研发支出。但由于国有企业在所有类型企业中的创新研发动力是最弱的，故而其所占总产值比重的增加不会带来创新研发比重的增加。因此，从国民经济行业分布上来看，应当减少国有企业的比重，让更多民营企业进入原有的垄断行业之中，增加市场竞争力和国民经济的创新研发能力，并推动经济发展的企业升级和结构性调整。

六、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当前正处在经济转型的战略发展期。在这一阶段，矛盾和风险逐步凸显：收入分配的非均衡性扩大，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受到束缚，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与自然的矛盾、社会矛盾呈现恶化的趋势，整个社会体系的脆弱性增强。但从当前的工业化、市场化，技术水平和国际化进程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很大，只要抓住机遇并实现经济转型，就不会出现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情况。从亚洲金融危机和此次金融危机等外在冲击的比较来看，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势头并没有被打断，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看，这是我们战略转型的机会窗口，因为在金融危机中不同国家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地位的变换具有不确定性，只要我们把握其中的内涵，抢抓先机，就很有可能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果。展望未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大势所趋，既是国内发展的需求又是国内现有条件的必须选择。今后一个时期是实现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它对于解决过去高增长时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为今后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创造有利条件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在实现经济转型过程中，实现企业转型升级和激励企业创新研发是关键环节。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助推企业转型升级和企业创新是宏观和微观层面都必须关注的焦点。今后一个时期实现企业升级转型和企业创新的主要战略选择有：

（1）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培养多元需求结构。注重国民收入分配的改革，减少收入分配的差距。政府应当在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中减少份额，更多地藏富于民，给予民间更多的创新研发和企业升级的资金环境，同时政府应增加对企业升级的相关政策和法律支持；在产业布局上，政府应当减少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和垄断，收缩国有企业的垄断资源，给予民营企业更大的发展空间，使得企业收益增加，实现对企业创新和企业升级的激励。政府应调控社会中的收入差距，减少灰色收入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现实，增加中产阶层的比重，丰富本土企业发展的需求结构，助推企业升级。

（2）减少外资依赖程度，加强培育民族企业。在开展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过程中不能舍本逐末，在增加对外资依赖程度的过程中不做任何应对。政府需要在法律和制度上加快建设以保证国内企业升级的自主性、民族性；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加大培育民族企业的力度，增强民族企业的竞争力。

（3）优化企业升级中的价值链与产业链结构，走向价值链上下游。在产业格局的设定上，政府的产业发展规划应当更富预见性，更多地采用市场的方法去实现企业升级，减少行政式的武断决策。在地方发展的问题上，中央政府需要更有效的管理，减少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在产业的发展上，鼓励和引导企业走向产业价值链的上下游，充分利用国民经济中的各方资源，挖掘科研力量，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企业升级上的突破，为“十二五”战略规划的顺利实施提供战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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