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滞胀：实现社会进步

第三章　应对滞胀：从制衡分利集团到社会全面进步

在长波周期中，主流科技产品社会渗透率提升之后必然面临市场约束。广泛存在的分利集团阻碍了市场的自动调节，导致滞胀现象更加严重。改革开放以来，分利集团在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全球性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分利集团加剧了中国经济滞胀恶化的风险。具体表现为，分利集团利用扩张性和紧缩性调控政策，加剧了资源的错误配置，降低了生产效率，增加了生产成本，导致供给恶化和流动性过剩并存。应对滞胀的长期选择是制衡分利集团，激发社会活力，推进社会全面进步。

一、滞胀之争的焦点与误区

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将“滞胀（stagflation）”定义为：“日益加速的通货膨胀率与上升的失业率和下降的生产率增长率即停滞同时出现。”［1］在1963－1973年和1974－1979年两个时期，7个最大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OECD）都存在着上升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以及下降的生产率增长率。这一事实不仅导致了经济学家对凯恩斯学派的重新认识，也警醒人们对滞胀现象进行深入的历史考察和现实预研。

2009年下半年以来，滞胀开始成为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一种判断。2011年8月份的经济数据显示CPI仍然高居6．2%的同比水平，而PMI等反映制造业活力的指标仍在低位徘徊。更多的证据显示有关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滞胀风险增大的判断并非空穴来风。认为中国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的依据主要包括：国内通货膨胀压力短期内难以根本缓解；全球性通货膨胀预期持续存在；通过“调结构”促进经济增长还有待时日；缺乏重大技术创新及投资机会；多项调控政策的效果不佳。而反对者则认为目前的经济数据并不具备滞胀的特征，通货膨胀还在可控范围内，经济增长仍保持较快速度。

那么，当前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是否真的进入了滞胀周期？如果不可避免地出现滞胀，进一步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则包括：滞胀的根源何在，滞胀的形成机制是什么，中国走出或避开滞胀的路径是什么。

当前关于滞胀争论的关键误区在于：将滞胀看做是短期现象，是政府政策退出的后果，而不是从中周期乃至长波周期的视角来认识滞胀的性质。历史考察表明，滞胀不仅是资本性支出周期意义上的宏观经济特征，更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技术创新周期瓶颈难以突破的突出表现。从长波周期的演变来看，以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产业体系发展遇到瓶颈，新一轮的全球性滞胀正在到来，中国无法独善其身。虽然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滞胀局面未必重演，但中国式“滞胀”还是难以避免。中国是全球产业体系劳动力成本的焦点区域，承担了全球生产中最庞大的低端制造环节，制造业领域的劳动力成本压力将持续存在。除了劳动力之外，环保与土地压力也是重要体现形式。

上述事实表明，当前的滞胀风险已经十分迫近，而非假想；这次滞胀风险是全球性的，并非中国单独面对。本文主要从长波周期背景下滞胀形成条件出发，结合分利集团（the group of interests distribution）强化滞胀的视角加以分析。本章第二部分介绍了长波周期下滞胀形成的条件，结合分利集团理论提出了综合解释框架；第三部分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分析了分利集团在中国的形成、发展及其经济社会影响；第四部分主要分析了在通货紧缩背景下的分利集团行为及其后果；第五部分进一步分析了在扩张性政策作用下，分利集团主导经济演变为滞胀的过程；本章最后一部分集中讨论了中国走出滞胀的路径选择。

二、长波中的滞胀形成与分利集团强化

在大多数讨论中，人们将滞胀看做是特定中期宏观条件下短期存货周期调整的结果，或者是由于石油等原材料成本突然上升的冲击所致。这种定义下的滞胀通常是季度性现象，似乎通过货币政策的调节就可以回避滞胀或化解滞胀。而针对滞胀提出的政策处方也多是短期宏观政策的组合。

对经济史的回顾可以发现，滞胀并不是短期现象，而是一种长期经济特征，与特定主流科技产品的社会渗透率是否饱和有关。滞胀是一个跨越较长年份的时代特征，只不过在过去人们将其看做是多个不同的经济衰退和危机。回顾百年科技与经济发展史，在19世纪中后期，蒸汽机改造了全球版图。到20世纪初期，蒸汽机的应用已经足够广泛，新的增长动力缺乏，宏观经济增长呈现出低迷状态，但金银本位下的货币体系没有出现长期通胀，只出现了结构性的部分物价上涨。在1907－1908年、1910－1912年、1913－1914年间资本主义国家经历的危机正是在前述的大背景下发生的。20世纪20年代，小汽车开始走进美国家庭，当胡佛总统提出“家家有辆小汽车”的时候，危机接踵而至。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并不是简单的市场危机或金融危机，而是内燃机驱动的经济增长告一段落。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电视机等家电为代表的半导体产品全面渗入美国城市家庭，当“家家都有电视机”的时候，特征更为明显的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滞胀再次出现。前两次滞胀中，主要产能过剩国家借助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残酷的战争方式争夺市场，20世纪70年代的这场危机则通过跨国公司的方式打开了发展中的国家的市场。当前，以计算机为典型代表的信息技术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广泛渗透，如果没有突破性的科技进步，没有新的划时代的科技产品走进家庭，新一轮滞胀就难以走出。

为什么在长波周期中会出现滞胀？这是由于技术创新之后资本性支出达到了产能扩张瓶颈。每当重大的技术创新适应了人们的广泛需求后，就会引起一次大的资本性支出浪潮和某个独特的、领导性的产业部门崛起。在这些主导产业扩张时期，投资回报的增加吸引了更多的投资。与此同时，货币的数量与流通速度提高，导致了对商业有利的良性价格上涨。技术创新作为经济繁荣的触发器会带来一系列创新活动，以主导技术为核心的大量新兴产业的发展增加了对资本、原材料、服务及新的配套产品等多方面的需求。但是当产能扩大到一定临界状态后，一方面随着主流产品的普及，消费需求趋于稳定，新增需求降低，市场约束出现了；另一方面各种生产成本增加，利率开始上升，竞争加剧，企业利润率下滑，投资过度与需求不足的矛盾逐渐凸显。为了鼓励投资和生产，温和可预期的通胀成为许多政府的必然选择，这就会在经济中表现为工资和物价的螺旋式上升。从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来看，当电子革命进入尾声时，就会引起新一轮经济衰退。

至于当前面对的全球性滞胀风险，则直接来自计算机为主的信息技术革命的减速。2004年以后全球计算机生产快速膨胀，截至2008年底，全球个人电脑数量达到10亿台。这一过程只经历了二十七年，如果再增加10亿台将仅需五年时间。当前，中国每个月的手机出货量已经达到1亿部的天量水平。可见，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产业革命也已走到顶点，全球产业体系进入了长波周期所具有的市场约束宿命。在这一过程中，发达国家资本回报率的降低，市场减少，失业增加，经济更加倾向于“滞”，加上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政府债务积累形成的债务型通胀，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滞与胀的悖论情景就同时呈现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劳动者的工资稳步上升，虽然在短期内成为拉动需求的力量，但就长期来看，产业工人的工资上涨推动了物价，特别是食品价格快速增加，滞胀也不可避免。

上述分析体现了长波周期的客观规律，但是为什么在特定国家滞胀会表现得更为剧烈，特征更为明显。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很快摆脱滞胀的困境，有些国家却陷入滞胀泥潭无法自拔。笔者认为库曼尔·奥尔森的分利集团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奥尔森的解释是：分利集团决策缓慢，使日常决策愈益纷繁，从而引起工资和价格“黏性”，使社会垄断性增加，市场无法结清，从而导致失业增加，社会总收入减少，需求下降，最后导致经济的衰退和萧条。

为何滞胀只在一些宏观经济状态中发生，并导致了大量非自愿失业的现象，这是之前许多理论解释不了的。奥尔森将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划分为三个部分：被分利集团控制的刚性价格部门或非均衡状态部门、柔性价格部门或处于均衡状态下而仅有短暂波动的部门、街头小贩的“非自愿的半失业”。“由于受组织控制部门的价格与工资具有黏性，这就意味着其他的‘柔性价格’部门在意外通货紧缩开始阶段将承受其全部冲击，从而使卡特尔化或受垄断集团控制的那些部门中相对价格显得比过去更高。这种总需求下降与相对价格更高的现象结合在一起，会使那些由垄断组织控制部门内的商品及劳动力需求大幅度下降。于是，必须有相当大量的劳动力流入柔性价格部门才能保证充分就业。”同时，不能忽视资源由需求不足的刚性价格部门转入柔性价格部门所面临的多种阻碍。失业工人从事小贩活动正是有助于资源进入柔性价格部门的一种运动。“在分利集团普遍存在而且意外的通货紧缩又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如果阻碍资源重新分配的上述种种障碍已被克服，但必须转移进入柔性价格部门的资源数量与该部门的规模相比过大，会导致该部门内原已受到影响的价格还要进一步大幅度下降。此时，该柔性价格部门内与其他刚性价格部门中资源的收益率极低。在繁荣时期，街头小贩的投资收益率与其他允许自由进出的经济部门的正常收益率相同；但在意外的大衰退中，其收益率变得如此之低，以致从事这种职业的境遇之悲惨与失业无异。”［2］于是，物价上涨、失业率高企和增长停滞并存的滞胀就出现了。

奥尔森应用分利集团理论较好地解释了“二战”后英国的衰落和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滞胀。但是，这一理论分析并不算完成。他只强调了通货紧缩或收缩对经济的冲击效果，未能对衰退之后政府所采取的扩张性政策的效应进行全面分析。事实上，在分利集团主导的经济体中，扩张性政策同样会加剧滞胀的形成。这是因为在分利集团的垄断格局没有消除之前，政府的转移性资源投入只能加剧市场的扭曲。

在传统的解说中，里根政府削减政府支出、降税，实行反通胀的紧缩型货币政策似乎是美国1983年后走出滞胀的根本原因。从分利集团的视角来看，里根的政策确实在一些方面抑制了分利集团的影响，突出表现在放松管制政策上。但在笔者看来，最终打开20世纪70年代滞胀僵局的，是全球产业结构调整、跨国公司的大发展和新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参与到世界分工体系中。其实质是在发达国家分利集团主导的经济体系中，增加了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规模巨大的柔性价格部门以及街头小贩。这些柔性价格部门及街头小贩承接了来自发达国家刚性价格部门的资源转移，使得全球经济达成了新的均衡，缓解了发达国家分利集团所导致的低效率。

可见，发达国家滞胀的结束与发展中国家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之间并非是简单的巧合。甚至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谓“新经济”的增长奇迹，也不单纯是信息技术发展的结果，而是全球经济在暂时突破分利集团限制后的大发展。但是，发达经济体中存在的分利集团的问题仍未得到根除，这在“次贷危机”及之后通用汽车公司破产等事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幸的是，盛宴不会永远进行下去。随着新兴市场导致经济体内部分利集团影响力的日益强大，这些国家承担资源转移的能力快速下降，导致一个规模更为巨大的分利集团主导的经济体系开始失衡，全球性滞胀也具备了制度基础。至此，我们从分利集团的视角勾勒出全球经济增长与停滞的一个脉络，从而可以洞见新一轮全球性滞胀和“中国式滞胀”的内在动力。

三、分利集团的演变及其影响

在中国，有关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社会利益集团、既定利益集团、分利集团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出现，特殊利益集团已进入正式的政府文件，中共中央早在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明确提出要对特殊利益集团保持高度警惕。

研究者对于当前国内利益集团的分类和认定有所不同，但也有共同之处。例如，章惠峰（2009）根据目前中国利益集团的组织状况及其掌握的资源，将其划分为政治型利益集团、商业型利益集团、社团型利益集团和潜在的利益集团。杨光斌、李月军（2008）将中国利益集团划分为机构型利益集团、公司型利益集团、社团型利益集团、非组织化利益集团四类。杨友国、刘志民（2009）依据这一分析框架，认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社会内部各个阶层开始越发意识到自身群体利益的特殊存在，开始寻求组织化的利益表达方式，并付诸特定的群体利益诉求行动。（1）中央政府内部原有的产业管理部门逐渐异化为机构型利益集团，成为部门（行业）利益的代言人。（2）少数企业通过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等手段俘获公共权力部门。（3）以民间自治性社团为代表的社团型利益集团迅速兴起，成为中国利益集团发展的代表性力量。（4）在利益集团发展方面，中国社会底层群体始终缺乏自我利益的组织能力，难以发展出稳定的代表其自身利益的组织化利益集团。

对于利益集团的成因，陈宪（2009）认为管制是主要原因。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都具有自然垄断或行政垄断倾向，出现由管制形成的利益集团，是不难理解的。然而，在那些原本竞争性很强的行业，如出租车行业，因为牌照管制，照样形成利益集团，其问题的严重性丝毫不亚于上述垄断性行业。目前，上海的六大出租车公司，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由出租车牌照管制形成的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或分利集团的形成以及强大对于经济运行有什么影响呢？概况而言，研究者主要指出了三个方面的不利后果：一是产品服务的高价低质；二是社会福利损失巨大；三是影响立法和迟滞体制改革进程。

首先，来看利益集团或分利集团所造成的产品服务的高价低质。经济学在理论上早已证明，垄断和高价、低质是孪生兄弟。在很多情况下，高价、低质并非是单纯的技术效率问题，而是行政性垄断行业只专注于自身利益而对公众利益的忽视。从全国收入分配领域情况来看，1978年收入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之比为2．17∶1，2006年上升为大约4∶1，如今已超4．8∶1，垄断行业始终位于高收入水平前列。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317，2007年则上升至0．48。中央注意到此问题之后，着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一些垄断企业员工和上市公司高管的收入有所下调，但由于基数本来就很高，即使下降10%以上的幅度，其收入还是比较高。

其次，分利集团造成巨大的社会福利损失。国内学者刘志彪和姜付秀（2003），过勇和胡鞍钢（2006）对我国垄断产业的行政性垄断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进行了研究。虽然两项研究数据结果有较大的差异，但是其基本结论都认为数年内各产业所获得的垄断租金能高达数百亿元，表明我国行政性垄断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福利损失。

再次，分利集团容易通过影响立法而延迟体制改革进程。一些垄断行业做大后，又反过来利用自己的力量来影响立法，力图使既得利益法定化。近二十年来，由国务院各相关部门提交的法律提案占总量的75%—85%。这种影响立法的行为直接迟滞了我国的体制改革进程。余晖（1997）指出，行政立法的实际控制权往往交给了各有关行政主管机构。在政企不分的行业管理体制下，政企（事）同盟极有条件操纵行政立法过程。可以想见，最后形成的法案，就会是官僚机构、政企同盟瓜分行政权力的格局。这种封闭性的立法程序使得有关利益团体乃至整个社会的利益长期受到损害。

四、价格、工资黏性与成本转移

依据奥尔森的观点，分利集团在通货紧缩时的缓慢行为会扭曲资源价格，从而加剧了滞胀的风险。这一现象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宏观经济变化中观察到，近年来部分行业的行为可以证明若干事实。

在考察分利集团影响之前，我们必须认识到，滞胀时期的价格信号本身就比其他时期更为混乱。从产品市场来看，一般工业品价格因生产工艺的进步和产能的过剩趋于下滑；而食品等存在供给瓶颈的必须消费品价格则因工资的上涨和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而不断上涨。从资金市场来看，由于缺乏商业机会，社会主动投资意愿不足，一级资金市场价格处于低迷状态，同时中央银行为了刺激经济活力也不得不维持较低的基准利率；而经济中的交易信用成本却在上升，由于对经济前景的担心，各种短期资金需求不得不高于成本融资。

无论是产品市场的价格混乱，还是资金市场的价格混乱，都是滞胀时期不可避免的。分利集团的存在，往往加剧了这一局面。在分利集团主导的经济部门中，价格往往不能准确反映资源性产品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从而影响了资源性产品的安全稳定供应。同时，分利集团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会导致工资和价格出现上升容易下降难的“黏性”特征，即使遇到通货紧缩时期也难以迅速调整。这一特征从近年来中国石油价格的变动中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对于中国石油行业的垄断性质，政府是认识到了。例如，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在2010年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石油行业是明显的垄断行业，目前中国还处于初级阶段，“如果没有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这三个石油企业，中国经济早乱了”。

尽管垄断者的功劳不可忽视，然而，批评者却认为中国石油利益集团为了高额的垄断利润，维持其内部的高收入水平，在油价调整上已经形成了“闻升而涨，快涨快升，闻降不跌，能拖就拖”的惯例。回顾中国油价形成机制可以发现，2000年和2001年国家发改委连续两次加以改进，形成和国际成品油市场三地（新加坡、纽约期货和鹿特丹现货市场）价格挂钩的机制。这一定价机制看起来好像是与国际市场接轨了，但中间还是隔着发改委和两大石油巨头。以汽油成品油价格为例，从2004年初到2005年末，共调整油价8次，油价总共上涨1000元／吨左右。从2006年3月26日至2011年4月7日，先后上调13次，下调6次，每吨提高了3600元。研究者认为，由于不够合理的价格传导机制，使得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制定趋向是不保护消费者而保护垄断利益集团：国际原油一涨国内就会跟涨，生产成本立即转嫁到消费者头上，但是国际原油跌了，国内至少要几个月后才能跟着降低，那时可能油价又反弹了，降价措施也就无疾而终。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以来，理想的改革目标一直未能达成，因为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总是缓慢的。(https://www.xing528.com)

对比油价与物价的变化，可以发现：当油价上升时，会推动CPI升高，如在2004年和2007－2008年CPI高涨时期正好是油价高涨的时期。但是，面临通货紧缩的冲击时，油价的下调总是比较缓慢，虽然此后油价的大幅下跌也可以部分解释物价的下跌，如2008－2009年的通胀低点；但是，油价下跌的时期很短，油价开始上调时又会引起物价的新一轮上升，如2009年3月以来的状况。2011年以来，在国际市场油价呈现高位运行态势，国内价格总水平上涨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发改委两次宣布上调油价；到6月底国际原油已经从每桶100美元跌至90美元上下，大宗商品价格带来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大为降低时，国内成品油价仍然没有要下调的迹象，从而不利于降低国内的通胀预期。

除了产品的价格黏性外，作为分利集团的石油部门还极力维持着工资的黏性。当然，这种工资不仅包括了个人收入，更多地体现在机构运营成本的增加上。同时，工资黏性也排除了更多的劳动力进入分利集团，将其排挤到柔性价格部门中。近年来，中国石油行业暴露出来的诸多事件表明，垄断组织的低效率和高成本是同时存在的，这些成本最终又都表现在产品价格上。

五、扩张、紧缩政策与中国式“滞胀”加剧

如果仅仅遇到通货紧缩，分利集团会因价格黏性阻碍市场自动调节，增加非自愿失业，也并不一定会加剧经济停滞局面。但在扩张性和紧缩性政策的作用下，分利集团的行为加剧滞胀并存的风险就会增大。结合中国近年来宏观经济形势的演变，可以从中发现分利集团的影响后果。总体来看，分利集团影响下的滞胀形成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资源错配与分利集团生产效率的降低；二是在缺乏重大技术创新条件下的生产成本持续增加；三是供给恶化与流动性过剩的相互结合。

首先，资源错配与分利集团生产效率的降低。在目前的体制下，政府和国有企业部门掌握了经济增长所需的相当部分的要素和资源。在反危机的扩张性政策时期，各级政府项目的摊子在最大限度地被铺开。在2009年中央政府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中，近90%的项目被国有大中型企业拥有，民营企业很难参与；10大产业振兴规划中，大型国企也是受益最多。这种结构性差异可能使得一些分利集团对资源的控制力和市场的控制程度大大加强，获得利润也会水涨船高。但从所投资的项目来看，大多效率低下。比如说高铁贷款，基准利率下浮10%，期限长达20年，没有担保，没有抵押，而项目运转十几年后，累计现金流还是负的，并且至少前3－5年还不能还本。这意味着大面积的资源错配已经发生。当资源被大量配置在生产率低下的活动上，未来就难以提供足够的产品和服务进行投资。

其次，在缺乏重大技术创新条件下的生产成本持续增加。对于那些柔性价格部门而言，一方面不得不负担在扩张性政策冲击下的新增成本，另一方面又必须面对紧缩性政策冲击下的资源短缺。具体来说，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遭遇到“三荒两高”困境，即用工荒、融资荒、电荒和高成本、高税费。用工荒并不仅仅来自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也源自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深入来看，这是由于中国资产泡沫深化倒逼着城市用工的薪酬加速上涨。城镇的生活成本、商务成本上去了，导致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支付能力不断下降，已经达到了一个不可能承受的地步，所以必须要被迫倒逼着的推动工资上涨。务工成本上涨又意味着务农的机会成本上涨；制造业部门的薪酬上涨推动非贸易部门（服务业）的价格上涨。融资荒也不是因为“缺钱”，而是当政府政策要退出时，只能采用信贷额度配给制，优先保证已经铺开的项目的用款，这必然导致私人部门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实质性的挤压。同时导致体制外融资成本“节节攀升”。高税费则是指大量附加在商品中的名目繁多的间接税，非税负担已使中小企业不堪重负。

在没有重大技术创新发生的情况下，原材料、劳动力及资金等要素成本不断抬升，经济增长速度自然会掉下来。这也就意味着，在分利集团主导的刚性价格部门效率低下，无法提供足够合意的产品或服务时，柔性价格部门因受制于成本而难以增产。二者合并在一起，就必然出现供给恶化的结局。

第三，供给恶化与流动性过剩的长期并存。当长期的供给恶化与流动性过剩相互结合后，滞胀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在当前中国，原本运行规律不同的“滞”和“胀”在扩张性及紧缩性政策的推动下，由分利集团将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具体来说，分利集团占据资源，降低产出效率的过程与流动性过剩的过程是一体的。这是因为，央行以基础货币向商业银行大手购汇，构成近年来中国“货币之水”的源泉，政府主导的供地融资，则高能放大了注入金融体系的货币流量。在分利集团的主导下，供给恶化的趋势难以改观，货币运动的源头也难以切断。同时，在“三荒两高”的影响下，大量民间资本开始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导致民间经济热钱化、产业空心化、经济泡沫化的现象。

六、以制衡分利集团为起点的社会进步路径

分利集团的存在是一种制度演进的结果，不仅经济发展受其阻碍，深入来看，许多分利集团的成员也深受其害，他们不仅被磨灭了创造性和生命力，也受到了公众的指责。从人类历史来看，完全消灭分利集团只不过是个梦想，因为分利集团是曾经的趋势领导群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在特定发展阶段中后期陷入的一种“囚徒困境”。面对因分利集团加剧滞胀局面的问题，应认真思考如何确定合理的游戏规则，通过制衡分利集团，激发社会活力。更为深入地来看，这也是中国社会实现向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的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起点。具体来说，笔者认为至少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选择符合时代特征的宏观政策指导思想。当经济长波周期进入滞胀阶段，单纯的货币主义或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对宏观经济问题的调整能力变弱，同时更加容易演变为分利集团谋取特定利益的工具。2008年以来的政策后遗症被人广为诟病。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也正是基于类似的宏观经济困境，供给学派的政策指导思想开始兴起。尽管供给主义的政策效果由于高企的政府赤字而受到批评，但其主要政策措施在追求社会公平、鼓励创新和推动面向未来的供给能力提升等方面的成效有目共睹。当前，供给主义的宏观政策措施有利于推动中国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转型，建设基于国家价值链的内生的产业发展体系，推动中国走出滞胀。

二是放松行政管制、减少垄断。虽然从短期来看，抑制政府的投资冲动和财政需求是摆脱“滞胀”的首先选择，但是，如果不从根本上降低分利集团的垄断地位，投资冲动是无法单纯停止。然而，要降低分利集团的垄断地位，就必须从根本上放松乃至消除多个行业领域存在的管制。这依然是增量改革的思路，即在不消除现有分利集团的情况下，降低行业壁垒，让新的竞争者进入该市场。

三是完善并坚决实施共同的竞争规则。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中，所有的市场主体，包括政府都应该遵守共同的竞争规则。概括而言，这些竞争规则既有《反垄断法》、《物权法》这样的专门性法律，也有《宪法》这样的国家根本大法。这些法律规则不仅明确分利集团所具有的与其他公民、机构平等的权利和地位，也得到坚决和独立地实施、执行的权利。

四是培育能够与权力、资本相制衡的多种力量。通常来说，分利集团掌控了社会中的权力资源和资本，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不可制衡。事实上，制衡分利集团的力量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成长，能够形成有效的组织加以制衡。就当前中国而言，这一力量首先是人口占多数的中产阶级群体，他们有意愿也有能力起到制衡权力和稳定社会的作用。

五是发挥民众和媒体对分利集团的监督作用。消除分利集团的不正当竞争、减少分利集团的价格和工资黏性、提高分利集团的生产效率，仅仅依靠某个政府部门是无法做到的。只有借助广大民众和媒体（包括数字媒介）的广泛力量，才能够真正监督和规范分利集团的行为，为全社会财富分配的优化创造条件。

通过消除垄断和实施共同的竞争规则，完善市场经济；通过发挥中产阶级制衡和社会力量监督作用，推进民主政治。当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相结合后，中国社会就具备了公民社会的基本架构，再与多元的宗教信仰、文化教育相适应，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转型就能够得以实现。

从分利集团的视角来看，中国式“滞胀”的突破任重道远。但从中国现代化及社会全面进步的大背景来看，滞胀也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技术革命性突破等待期的客观现象。在很多经济社会领域，既是一场熊彼特所讲的“创造性的破坏”，也是又一个改革创新的良好契机。中国经济具有一个较大的缓冲带，尽管全国的交通动脉基础设施基本完成，重工业体系基本完善，但我国的城市化率仍然只有46%。这意味着在全球滞胀大环境中，中国经济将因为城市化的持续推进而有更大的腾挪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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