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外通胀结构差异较大，欧美的物价上涨幅度较小，中国的通胀压力尤为显著，特别是食品、医疗保健和居住的物价水平持续上涨。中国CPI上升的结构性因素是经济发展模式面临转型。中国的物价上涨是劳动者消费长期压抑之后突然释放的结果，释放的原因是出口导向发展模式达到巅峰，劳动者有了一定的积蓄。然而能否实现劳动者收入的可持续提高，避免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关键要看产业发展能否支撑城市化的发展。中国需要启动基于国家价值链的第三次工业化，提高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水平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成，才能化解劳动者消费需求上升之后的消费可持续性和劳动者收入可持续增长的问题，才能推动主动城市化，真正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这也将是“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
一、新世纪的通胀难题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物价经历了三次较大的波动。第一次从2003年1月CPI由负转正后到2004年开始加快上涨，到7月份最高涨幅达到5．3%；第二次从2006年3月至2008年4月，CPI由最低0．8%持续上涨至8．7%；目前正在经历第三次波动。尽管2010年全年CPI同比上涨3．3%，在国家统计局的预期目标范围之内，但是分季度来看，CPI正呈加速上涨之势，形势不容乐观。
面对越来越严峻的通胀形势，管理层一方面持续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从供求的角度严厉打击投机行为。截至目前，央行已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了三次基准利率。特别是针对食品价格上涨，先后出台了“国四条”、“国十六条”，不仅动用市场经济手段保证生产、增加供给、降低生产流通成本，甚至还不惜动用价格管理的行政手段，严厉打击农产品炒作行为。
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于产生通胀压力的根源还存在争议。争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坚持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观点，认为当前通胀压力的主因是流动性过剩；另一类则认为是货币以外的原因在发挥关键作用，并由此衍生出粮食通胀论、输入型通胀论和结构性通胀论等。而学者们在讨论中国的具体问题时，多认为当前的通胀形势非常复杂。国研网宏观经济研究部（2011）认为，在翘尾因素及新涨价因素的共同推动下，2011年全年通胀压力不减，整体上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在不考虑CPI权重调整的情况下，2011年CPI同比增长将超过上年水平，为4．2%。通胀压力加大，不断挑战央行货币政策底线，2008年上半年“数量型＋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频频上演的一幕或将重现。刘满平（2011）认为，当前的通胀是混合型通胀，抗通胀要运用所有货币政策工具。国务院其他部门也应像央行一样，综合运用所有行之有效的手段和措施抗通胀。从供给、需求、财税、货币、外汇到行政手段，通过采取系统的应对方式，多管齐下，有保有压，应能在治理通胀和经济增长中寻求到最佳的平衡。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认为，GDP情结是通胀症结，如果没有政府行政管制等非经济手段对价格上涨的干预，当前物价水平可能会更高。申建文、王立平（2011）认为，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一轮上升周期，其间我国通货膨胀不能由需求拉上说、成本推动说、供求混合说等通货膨胀理论来完全解释，当前通货膨胀和流动性过剩现象仍然持续。王小广分析，国内CPI主要是由食品供求关系决定的，食品生产、运输、交易环节出现的问题，导致了通胀的出现。除了食品因素外，近期CPI上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大宗商品上涨对国内形成的传导作用，但这种传导作用有限。（王颖春，2011）中金公司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控制物价上涨仍是我国短期的政策重点。在抑制通胀政策的共同作用下，物价涨幅可能在一季度达到高点，下半年明显回落。全年通胀水平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同比涨幅在4．5%左右。（韩晓东，2011）
当前的消费物价与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关联性也广受关注。尹中立（2011）认为，房价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主因，房地产价格上涨曾给不少地方带来许多好处。但这种好处与快感很快将要结束，因为高房价的副作用接踵而至，物价上涨只是诸多副作用中的一种。对此，各方都需要高度警惕。马骏（2011）认为，老百姓对物价的满意度已经为十一年来最低。这表明，如果有一个度量消费物价和房价的综合通胀指数，它所描述的通胀压力很可能已经超过2008年。从上述可以看出不让经济减速就难以控制通胀。
通胀原因的复杂性决定了治理方法的复杂性。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2011年2月26日在北京大学“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24次报告会上表示，我国通胀压力的根源在于经常账户顺差过大，当前应对国内形势以及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最佳选择是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和促平衡，他同时给中国经济开出了一副包含多味“中药”的“药方”。（李丹丹，2011）徐亚平（2010）通过建立附加前瞻性政策变量的VAR预期模型，利用1995年一季度至2009年四季度中国的实际数据，实证研究1997年一季度至2009年四季度我国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并对我国公众通货膨胀预期的特征、我国货币政策的可信度等进行较深入分析。认为目前对我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借鉴通货膨胀目标制度的优点，加快建设和完善相关的制度条件、技术条件，不断提高货币政策的可信性和权威性。
从政策效果上看，尽管春节以后农产品价格有所回落，但受流动性充裕、资产价格泡沫明显、劳动力以及生产成本上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CPI并没有随之回落，全社会的通胀预期依然较强。笔者认为，当前中国的结构性通胀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所决定的“成长烦恼”，应该从转型和发展的视角来看待当前的通胀问题，从中发现“十二五”期间乃至今后数十年经济社会变迁的方向。
二、通胀结构背后的经济转型特征
我国CPI变动主要受食品价格变动的影响，2011年CPI的走势与粮价变化关系密切，气候因素影响着粮价预期。新年伊始，大范围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再度侵袭南方大部分地区，严重影响贵州、湖南、西北部、浙江、湖南等地。贵州省平均气温创历史同期最低值，冰冻除给交通、水力、电力等造成较大影响外，对农业和畜牧业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应该说，天时地利之失，共同导致了当前物价高企的局面，预计2011年1季度CPI将再创新高。其中，食品价格上涨在历次物价上涨中都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而居住、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虽然看起来不温不火，但持续温和上扬。有人将物价上涨归咎于流动性，认为是货币因素导致了物价的快速上涨。这一观点存在着明显的逻辑缺陷。如果是货币因素导致物价上涨，则应该是所有物价同比例上涨，但事实并非如此。也有人辩解说农产品更容易被炒作。果真如此的话，农产品应该翻几十倍，而不是当前的涨幅。
从历史经验来看，基础工业品包括生活工业品，其价格水平在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的大背景下持续下滑。中国过去几年也呈现出这一基本特征。基础农产品的价格由于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补贴等原因持续走低，但包含服务的食品价格在城市化的大趋势下不断走高，这与人力成本的上升有关。以资产为基础的价格水平在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的长期趋势中上涨更快，中国过去几年以房地主为代表的投资品的价格上涨甚至快于货币增长，在资产价格重估的大背景下，耀眼的涨价品种则是奢侈品，其涨价幅度不亚于资产价格。以上情况表明，货币的增加并不会使各种商品价格同比例上涨，不同属性的商品有不同的货币表现特征。
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物价结构性上涨，这与货币引起的通胀是不同的。当处于金字塔底端人口的收入在满足温饱的基础上有所富余，他们对食品质量的要求自然提高，从而引发了对高品质粮食的需求增长。而人口红利的消失直接约束了基础农产品的供给增长能力。当需求趋势性地上升，而供给面临着刚性约束的时候，有关领域的供给不足导致了当前独特的通胀结构。同理，高品质住宅的价格飞涨也是这个道理。
从人口的年龄结构（图2－1）来看也是如此，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口当前已经走过创业期，步入享受期，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正在提高；而当前的“80后”和“90后”不会像他们父辈那样单纯地积累，更加注重生活和工作的质量。这种需求的年龄结构差异同样导致生活品需求爆发，尤其是体现生活品质的各类商品需求爆发。
正如我们前文所描述的，我们的老百姓辛苦了这么多年，攒了点钱，终于想过点好日子了。但这时候，相关产品的供给并没有跟上，这类体现生活改善的商品的价格自然会上涨。这一问题的解决，要从供给学派寻找智慧，要靠增加供给来稳定物价。毕竟，人再富，也就一日三餐，夜宿一张床，需求不可能无限扩大。只要供给跟上了，价格上涨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图2－1 中国历年人口出生数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局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4年以后，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已奠定，与提高生活质量有关的食品、居住和医疗价格出现了快速上涨的态势。在这一压力高企之时，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暂时掩盖了中国的这一矛盾。然而，我们并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一机会进行结构调整，而是操之过急地保增长，导致我们不仅失去了内部调整的机会，同时也失去了重构国际产业格局的机会（如：中国过早地出手保增长挽救了大宗商品价格，直接导致了中铝并购力拓之失利）。
面向“十二五”，我们的这一结构性压力再一次膨胀，且集中地体现在物价上涨的结果中。货币政策有可能在短期内引导预期，但绝不可能改变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决定的消费结构。消费结构与供给结构的错位所导致的物价上涨问题必然需要产业发展来解决。这就意味着，我国在“十二五”期间必须启动新的改革，来实现两者之间的耦合。
三、通胀结构折射经济社会变迁
通胀的结构表明，经济的结构性压力造成了需求和供给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结构性矛盾要依赖经济的转型来化解。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主要以出口导向型产业和房地产业为主要拉动力，这一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当前，人口红利消失，低端制造业劳动力短缺，“世界工厂”的发展正在面临严格的约束。当前独特的通胀结构也正是人口结构变迁所致。
经济发展在遇到人口结构约束的同时，也遇到了国土资源约束。中国人均土地占有量并不大，国土开发比率却很高，单位国土面积的产出率提高必须依赖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这就必须依赖产业升级。这种产业升级一般表现为制造业的高端化，从而提高单位劳动产出和单位国土面积的产出。
根据2011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的有关新闻报道，目前一些熟练工人和车间管理型工人的月工资已经达到5000元上下的水平。第三次工业化的成功意味着生产率和要素报酬的提高，这将持续提高劳动报酬，尤其是技术型和管理型工人的工资水平，这为农民工融入城市创造了条件，并直接推动了中国主动城市化的进程。(www.xing528.com)
当前的物价上涨结构是一个时代的特征。需要“第三次工业化”的成功来扭转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之间的差异，最终实现“主动城市化”。那么，在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将出现类似于美国1966－1983年的局面：资本收益率持续下滑，劳动者收入和物价持续上涨，主流工业品在普通家庭普及，新技术新产业经过长期积累最终引领经济走出低迷。
在这样的时代里，通胀就像高血压一样，高血压病人必须长期吃药以稳定血压，今后政府也必然经常性地控制通货膨胀，货币调整尽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却将成为政府屡试不爽的“降压药”。
由于资本收益率长期低迷，股票市场难有长期趋势性回报，但只要我们看清经济社会变迁的方向，就能在长期震荡中找到穿越周期的好公司。供给学派成功影响了里根总统，“第三次工业化”也将带领中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
1．第三次工业化下的高端制造业
第三次工业化首先要求我们在保持原有“世界工厂”产业优势的基础上，发展高端制造业，以期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分配中获得更大份额。
理解高端制造业，应该从终端市场和产业链价值两个层次来理解。
首先是面向市场的终端产品。我国具有庞大的国内市场，有条件发展面向市场的终端产品。举例来说，尽管德国和日本的高铁技术十分发达，无奈国内市场有限；而当这些技术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有充足的市场来实践和发展高铁技术。在中国类似于高铁这样具有技术优势且有庞大市场的终端产品还有很多，如特高压输变电、风电、煤化工、核电等。我们预期未来还会在更多的行业积累优势。美国在众多领域承担了终端产品的制造，而其关键材料和零部件的供应链却在全球，如当前的苹果IPHONE和IPAD等。无疑，以外包形式出现的终端产品制造处于价值链金字塔的最顶端。
其次是为终端产品服务的产业链。主要体现为产业链上的关键材料和关键零部件制造。不得不承认，尽管我国成了“世界工厂”，但在大多数关键材料和关键零部件制造方面仍然没有掌握关键技术和工艺，只能沦为国外厂商的加工工厂和成本中心，在价值链上获得一点点残羹冷炙。只有当我国在某些面向市场的终端产品制造上掌握了主动权，我们才有条件发展与之配套的产业链，包括关键材料和关键零部件。具体来说，当前已经显露端倪的高端制造业有：高端装备制造业、轨道交通设备制造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航空制造业、卫星产业、关键材料和零部件、精细化工、精密仪器等。
2．主动城市化下的收入分配改革和中产阶层兴起
主动城市化进程中中产阶层的兴起有两重含义：一是全球生产体系中劳动收入分配比重的上升将促使经济的重心向目前的出口导向型国家转移；二是新兴市场国家的中产阶层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特别是中国五六十年代之后出生的人群将成为中产阶层的主流人群。中产阶层的兴起，是一个全球趋势，但在中国表现得更为典型。
收入提高后人们更加关注健康，中产阶层扩大是健康产业大发展的基础。在过去数十年里，出口导向型国家的产能仅满足于发达国家的大众消费品需求。当全球生产体系市场下移，劳动者收入分配提高之后，新兴国家大众消费品的渗透率将快速提高。这在出口导向型国家表现为“为自己的消费进行生产”。
参考文献：
［1］韩晓东．专家预计全年物价走势前高后低［N］．中国证券报，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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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GDP情结是通胀症结［N］．中国证券报，2011．
［4］国研网宏观经济研究部．2011年中国经济形势前瞻——经济或小幅回调，通胀前高后低［R］．国研网《宏观经济》月度分析报告，2011．
［5］李丹丹，易纲．治通胀需多味“中药”［N］．上海证券报，2011．
［6］尹中立．房价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主因［N］．上海证券报，2011．
［7］申建文，王立平．结构性通货膨胀、流动性过剩及政策应对［J］．华东经济管理，2011（1）．
［8］徐亚平．通货膨胀预期形成的模型刻画及其与货币政策的关联性［J］．金融研究，2010（9）．
［9］马骏．不让经济减速就难以控制通胀［J］．中国发展观察，2011（2）．
［10］刘满平．治理混合型通胀理该多种政策并用［N］．上海证券报，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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