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大危机之后，A股市场经历了2009年的劫后狂欢。股市中行业股票的剧烈分化一直向人们暗示：潮流在转变。潮流是什么呢？这是市场给人们留下的美丽谜语。投资者必须用手里的筹码为之下注。曾几何时，投票者信奉的基本是“唯成分论”，只要贴上了“消费”和“新兴”的标签，就是好的。
在2010年的国庆节之前，人们把筹码投给了稳定类消费类行业和新兴科技类行业。但中国国庆节期间日本宣言的量化宽松政策让人迷惑：持续的全球性量化宽松是不是会造就周期性品种的大牛市？于是，2010年的第四季度，人们在两类投资中艰难抉择。10月份启动的周期性股票上涨很快让位于消费类股票和新兴类股票，但11月份又开始分流。市场对潮流的认识，不再简单地表面化于消费和新兴产业。
人们需要深入思考的是：消费和新兴科技是如何改变社会的？人们似乎警醒：一切新的事物，都必须根植于传统。
一、消费类股票的涨幅未能持续扩大
以食品饮料、商业贸易、医药生物和服装等为代表的消费类股票从2010年开始就持续跑赢大盘指数。以沪深300指数为比较基准，从2010年5月起，消费类行业指数跑赢沪深300指数的幅度开始加速扩大。在2010年国庆节前后的短暂休整之后，于2010年11月份达到巅峰。不过，这一巅峰状态在此后的4个月里再也未能被突破。
1食品饮料：消费的潮流在改变
从传统的划分来看，食品饮料是典型的消费，在过去几年被戴上了“区域振兴”和“中产阶层扩大消费转移”这两个花环。当传统经济扩张模式面临转变的时候，特殊的白酒文化也将发生变化（如图1－1所示）。根据万得行业数据库，2011年以来，中国白酒月度产能达到10亿升的数量级。这意味着青壮男性人均每月要喝5斤白酒才能平衡。白酒的几大品牌也并不符合大众品牌的特征，而是高端品牌。高端品牌的下沉是非常困难的。茅台不是大众品牌，娃哈哈、达利园、宝洁等才是大众品牌产品的经营者。自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发布以来，曾经弥漫于政务和商务消费中的奢靡风气一去不返，社会消费的潮流在改变，大众品牌将成为真正的趋势。
图1－1 2010年以来食品饮料与沪深300指数
资料来源：wind资讯
2．商贸零售：难以承受新模式的冲击
商贸零售是另一类消费股。人们对商贸零售的挖掘也找到了新兴的符号：如图1－2所示，中西部商贸零售在2010年表现更为突出，而传统城市的零售股却被贴上了低增长的标签。如今，在电子商务的冲击之下，商业零售整体江河日下。我们要思考的是，全社会的商业模式，是否正在被重新打造？
图1－2 2010年以来商贸零售与沪深300指数
资料来源：wind资讯
服装与食品饮料一样，是生活必需品。但中档品牌服饰显然有了更多的故事：刘易斯拐点之后劳动者开始追求生活品质，中档服饰和品牌服饰既具有了消费属性，也是转型的方向。但从图1－3我们看到的是，2010年以来，整个服装类公司的表现不令人满意。中国服装品牌建设滞后于价格的这一现实，恰恰体现了我们缺乏适应本土生活方式的品牌。
图1－3 2010年以来服装纺织与沪深300指数
资料来源：wind资讯
4．医药：成长、科技和消费的聚焦点
医药的消费属性和转型属性被市场开发得淋漓尽致。人口结构变化将带来的医药消费让人完全忘记我国的医药行业大多数是仿制药公司，并不具备获得长期高利润的条件。如图1－4所示，在整个后危机时代，医药指数跑赢沪深300的幅度曾几乎是所有行业中最大的。这是因为，医药产业承载了成长、科技和消费三个期待于一身。
5．反思：转型的方向是消费还是产业升级？
如果转型的方向是消费，消费的产品是哪里来的？当然是生产出来的！经济增长靠什么？没有任何教科书说是消费，经济增长与生产能力几乎是同义词。经济增长，就是要生产出更多产品。消费是什么？只是生产之后的分配问题而已。这样看来，转型的方向不是消费，但转型提高生产力之后，能导致消费的变迁：总量的上升和结构的升级。消费是结果！
我们憧憬着来一次类似于日本1960年启动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让国民的收入翻倍，消费翻倍。但日本当初的情况到底是什么呢？有关史料显示，日本当初正是通过大规模投资，实现了社会基础设施和产业的高级化，在这一投资的过程中实现了国民收入的增长。可见，消费增长的前提是产业高级化；否则，消费就是无源之泉，必将干涸。
图1－4 2010年以来医药与沪深300指数
资料来源：wind资讯
链接：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日本的收入倍增计划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核心的，通过大量的投资，实现了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在投资过程中，形成了劳动者收入的提高。
（1）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抓手。即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并着重强调把机械工业置于战略产业地位。
（2）实施“充实社会资本”工程，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助力。主要为交通基建、居住文卫基建、农业基建。
（3）加强教育，为产业高级化提供人才。
——国民增收只是副产品！
二、新兴科技的价值在于提升主流产能的效率
消费多少还有点传统的味道。纯粹的新兴又如何呢？我们从中小盘指数和创业板指数可以看出，新兴类股票赚到的更多是吆喝，高估值背后，并未造就超越消费类股票的二级市场收益。
1．中小板：美丽的传说
当创业板还未登场的时候，中小板指数成分股成为投资者寻找新兴股票的主要池子。但从图1－5可以看出这一板块在2010年以来并无优势。事实上，当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小企业的业绩往往受到更大的冲击，并且他们的创新性投资活动，也会受到挤压。在经济低迷时期，中小板公司具有更强活力的说法，在一个短周期内考察，只是个美丽的传说。毕竟，成长起来的小公司，只是大浪淘沙的结果，比重和绝对数量都很小。
图1－5 2010年以来中小板指数与沪深300指数
资料来源：wind资讯
2．创业板：只剩下华丽的光环
当创业板华丽登场的时候，其高估值让市场振奋；高估值的背后，是自预期赢利的高增长。然而，创业板赚到的似乎只是吆喝，从图1－6可以看出，2010年6月以来其二级市场表现并不突出。
3．反思：转型的方向只是新兴产业吗？
我们承认，大浪淘沙之下，必有非常优秀的新科技公司，但目前还无法成为A股的主流。在新兴科技公司中，不能充分渗透进入传统行业的新兴科技，只能略占风骚三两天。最终独领风骚的新兴科技公司（微软、IBM），总是那么少！对于主流资金来说，应该寻找的是新兴科技能够渗入哪些传统，寻找能够复兴的主流行业。
哪些传统能够复兴？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变迁。应用了新技术之后，生产效率得到有效提高的行业。
显然，以上两个重点中，能够复兴的传统才是重中之重，新兴科技的价值在于改造传统。
图1－6 2010年以来创业板指数与沪深300指数
资料来源：wind资讯
（1）新兴的事物仍不确定
最开始引进或推广的发明创造通常与他们最终被广为传播时所表现出的形式存在很大区别。
（2）新兴科技的价值在于改造传统产业
……成熟产业采用新技术能大大促进生产力的提高，甚至促进这些产业中新产品（如合成纤维轮胎）的出现。实际上，得益于新技术在部门间的互相传播，老产业的生产力都得到大幅提高。
对其历史的全面分析揭示出高科技在改造“老”产业中的潜力，包括纺织业和林业、银行业和金融、零售业和医疗保健。
对转型的表面化认知现状正在发生改变。对转型的认识，不再停留于表面化的消费与新型产业。市场参与者开始思考更为深层次的问题：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什么。
人们应该进一步思考，社会转型的方向之下，还有哪些传统行业将得到复兴，成为未来经济社会的中流砥柱？为此，我们必须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进行深入分析。
我们发现，未来二十年乃至更长时间里，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与过去三十年迥然不同。
三、中国经济：支柱在切换
中国经济增长正面临动力切换。以出口导向型产业和房地产业为主要拉动力量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世界工厂”的发展正在面临严格的约束：人口红利消失、低端制造业劳动力短缺。而当前独特的通胀结构也正是人口结构变迁所致。
不仅是人口，中国的国土开发比率也已经很高，单位国土产出率的提高必须依赖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这在产业结构上体现为制造业的高端化，从微观上表现为众多细分子行业在价值链上的高端化。只有产业的高端化才能推动劳动者收入分配的提高和消费能力的提高。
1．出口导向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中国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首先，我们已经没有提供低廉加工服务的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其次，我国也不再有继续提供低廉加工服务的土地；再次，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已经达到一个临界高点，难以继续大幅提高。
（1）劳动力衰减形势十分严峻
普遍的看法是，中国在2015年前后才会迎来劳动力供给的高峰，但这一观点忽略了三个重要问题，如图1－7所示：一是制造业工人退休年龄要早于法定退休年龄，且退休后再就业倾向很低；二是农民工的实际工作年限很短，50岁以上的农民工已经很难适应打工环境的新变化；三是新增劳动人口中大学生比例激增，已经很难适应中低端制造业的用工需求。
图1－7 16岁至18岁平均人数扣减当年大学招生人数和50岁退休人数
数据来源：主要选用中国人口统计司每年1%的人口抽样调查数据（1990－2005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80－2008年）。
中国人口红利衰减的过程肇始于低端劳动力环节，这一变化早已悄然发生。近年来熟练工人的工资逐年攀升。中国已经不可能继续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为全世界生产低廉的工业品，“世界工厂”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已经消失。这客观上要求我们的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必须要争取更大份额，提高单位劳动力的产值，提高单位产值的附加值是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
（2）国土开发比率逼近极限
中国国土开发比率已经逼近生态容忍极限。根据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的公开讲话，2008年全国城镇工矿建设用地达1．231亿亩，人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大大高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水平。根据广东省副省长万庆良的介绍，广州土地开发强度已达到22．43%，依靠高强度开发土地发展经济的路子已难以为继。根据我们对各省发改委的调研，各地普遍认为当前各类工业开发区是多了，但重复建设严重，效率低下。同时，我国工业用地产出效率偏低，单位面积产出率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以上数据表明，我们已经不能再依靠增加低效率工业用地为全球生产廉价工业品。我们的工业发展只能依靠提升现有工业用地的产出效率。这就意味着，我国的“开发区”红利也已经消失，“土地要素”也终于有了与资本进行谈判的资格。我们的工业用地不再无限供给，优势地区已经有条件选择高附加值的产业。
（3）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难以继续大幅提升
如图1－8所示，当前，中国出口额占全球贸易额的份额已经超越其他所有经济体，继续扩大的空间已经很窄，提高贸易质量是大势所趋。
图1－8 主要外向型经济体出口占全球贸易额比重
资料来源：wind资讯(www.xing528.com)
2．房地产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正在减弱
近年来出现的房价快速上涨问题的根源是房屋供给的不足，特别是有良好基础设施配套的房屋供给不足。然而，这一形势正在扭转，我国的住宅供给能力正在超越边际需求。
我国的情况似乎正处于巅峰状态。如图1－9所示，从总产能来看，住宅年产能有望很快突破20亿平方米，并稳定于这一水平以上。也就是说，如果假设平均每套面积是100平方米，全社会住宅供给量有望突破并稳定在1500万套上下。房地产需求远期回落的趋势是必然的，因为中国新生儿从峰值的每年2500万下降到现在每年1600万。
以上数据表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已经不可能再依赖房地产业的高增长。
图1－9 最近十年我国住宅供给能力快速增长
资料来源：wind资讯
链接：建筑业的衰落＠《剑桥美国经济史》
在长期中，城市建设是激励投资与促进总增长的有利因素，可是在短期中，它却导致了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在建筑业繁荣之后接着是衰退，这在20世纪20年代与70年代至80年代间尤为显著。不稳定的预期、投机因素的经常出现以及建筑业对利率的敏感增加了高周期振幅的可能性。
20世纪20年代的前半期，新建筑总量翻了一番。当美好的建筑繁荣景象破碎时，居民建筑受到的打击最大，启动的新房屋数量下降了90%以上，从1925年的937000套下降到1933年的93000套。
当建筑业衰败时，它的乘数效应和关联作用就变成负面的了。
3．通胀问题是特殊历史背景下供给结构滞后的产物
自2010年以来，物价快速上涨一直困扰着中国经济，中国通胀的主要原因是农产品在涨价，而这与货币的关联却很小，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埋下了物价结构性上涨的种子。劳动人口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增加了对食品的需求，特别是高质量食品的需求；而人口红利的消失直接约束了基础农产品的供给增长能力。实际上，人口因素的这一剪刀式效应在每一个“有质量的基础消费品”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从而直接推高了相关领域的价格，有关领域的供给不足导致了当前独特的通胀结构。
从图1－10可以看出中国出生人口的分布也正是如此，我国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口已经走过创业期，步入享受期，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正在提高；而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口参加工作后不会像他们父辈那样单纯地积累，而是更加注重生活和工作的质量。这些因素导致当前中国生活品需求突然爆发。
通俗地讲，我国的农民工和城市低端劳动力辛苦了这么多年，攒了点钱，终于想过点好日子了。但这时候，供给并没有跟上，价格自然也就涨了。当前恰好处于中国劳动人口生活方式转变期，需求释放过于突然，但需求释放之后也不会无限扩大。毕竟，人再富，一天也不会吃八顿，一夜也不能睡两张床。只要供给能跟上，价格上涨的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
图1－10 中国历年人口出生数
资料来源：wind资讯
从中国的经验看，近十年，基础生活工业品价格持续下滑，特别是电子电器价格；食品价格涨价虽然不小，幅度倒也不大；以房地产为代表的投资品的上涨才是主要的上涨品类，几乎与货币量的增长成正比；突出的涨价主力品种则是富人消费的非生活必需品如高档白酒、虫草等。这正好说明，货币的增加并不会使各种商品价格同比例上涨。所以通胀既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也是可以控制的问题，这预示政府的宏观调控将长期化。
4．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出路在于第三次工业化
当下的现实是：劳动力和工业用地的无限供给时代一去不返，中国的劳动要素和土地要素在全球生产体系中开始具备谈判的条件，能够对产业有所选择。
物价的结构性上涨更加凸显产业升级的紧迫性。如果我们的产业不能在全球价值链中分享更大份额，工人的收入就不能持续增长，消费品价格高企势必把我们拉进“中等收入陷阱”。
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魔咒的出路在于启动第三次工业化。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工业化奠定了中国的重工业基础；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二次工业化成就了“世界工场”的地位；第三次工业化的任务在于改造我国的现有工业体系，以期在全球价值链中分享更大的份额。
时至今日，出口导向模式下的“世界工厂”建设已经不可能再继续扩大。从简单制造业的角度来看，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但如果中国停留在当前的工业化水平上，中国就永远只是一个“打工的国家”。“第三次工业化”是中国绕开“中等收入陷阱”，实现持续增长的关键。第三次工业化的核心任务包括两个方面：（1）提升现有产能的效率，包括在空间分布上的重新布局；（2）建设新的具有更强竞争力的产能。
中国的第三次工业化进程，不是现有产能的简单升级，而要更加注重发展优势产业，特别是有技术优势，能够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得更大分配份额的产业。
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在国家新闻俱乐部的演讲中称，中国在7个技术方面领先美国：
（1）高压输电。中国已配置世界上第一批超高压交流直流传输线。这些线路比美国的效率高，在长距离内传输的功率更大。
（2）高速铁路。在六年内，中国已从技术进口转为技术出口，建成世界上最快的列车和铁路网。
（3）先进的煤炭燃烧技术。中国正快速部署超临界和超超临界的煤燃烧工厂。
（4）核能源。中国正建设30多座核电站，数量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而且中国正积极研发第四代核能技术。
（5）新能源运输工具。中国政府非常支持新能源汽车的开发和应用。
（6）可再生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能源。
（7）超级计算机技术。
中国在以上具有技术优势的领域里有望形成完善的产业体系，在依托庞大的国内市场实现终端产品大规模制造的基础上，发展起完整的配套产业链，包括关键材料和关键零部件。最终面向全球实现生产和销售整合，形成类似于美国飞机制造、苹果手机等的全球竞争优势。全面提高中国制造业的附加值，提高中国的产业竞争力。
从经济社会变迁的视角来看，第三次工业化的社会影响便是“主动城市化”。“主动城市化”不同于工业化带动下的被动城市化，有两个直接结果：一是区域之间的城市化水平趋于平衡，城乡收入水平趋于收敛，正如图1－11中美国各部的发展情况；二是全社会中产阶层的比重持续扩大，终将成为社会消费的中坚力量，形成橄榄型的社会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
图1－11 1790－1970年美国城市化发展的地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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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经济支柱在切换：从打工挣钱盖房子到办好产业过日子
过去三十年，我国经济有两大支柱：一是出口导向产业；二是房地产业。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打工挣钱盖房子”。这是一种典型的农民工发展模式，建设的是别人的城市，自己只能回乡下盖房子。我们把好的产品给了外国人使用，自己只拿了一堆会贬值的美元和低质量的国内建筑。
然而，这些都无可厚非。出口导向战略带领中国走出了贫困陷阱。我们目前已经具备了自主发展的制造业能力和技术基础。我们完全可以不必再纠结于打工挣钱（出口导向）盖房子（房地产）的低水平循环。
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提升国内产业水平，包括基础设施和产业设施，乃至产业结构。直接的社会影响就是我们的农民工将成为产业工人和市民，成为中产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将走向成熟化。
展望未来，中国将进入办好产业（产业高级化）过日子（中产阶层扩大）的高水平循环。
结合对2010年以来股市风格轮动的反思，我们认识到：消费是社会发展的结果，是经济发展的滞后变量，新兴产业的庞大市场空间仍需根植于传统经济。
我们正在寻找：哪些新兴产业能够武装传统，哪些传统能够复兴，正在或将被新兴产业武装起来，哪些消费是社会发展的主潮流，以上我们称之为传统复兴，主要包括产业的高级化和社会的成熟化。具体来说，可以分解为四个方面：基础设施高级化、产业设施高级化、产业结构高级化、社会结构高级化。
四、全球性大牛市寄望新科技革命
康德拉季耶夫断言，资本主义的盛衰乃是由科技及知识的创新所带动，当经济到达周期性低位时，经济状况异常恶劣，由于存在超额的生产力，因而缺乏资本投资的诱因。当新技术出现，新产品的高利润空间将刺激经济的繁荣。这与“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论断是相悖的。所以，他倒霉了，被流放了，但留下的是真理。
实际上，人类的生产生活为的是什么呢？不就是为了自己的衣食往行用吗？当衣食往行用基本满足了，生产活动也就没有了扩张的动力，增长将仅来自人口的增长。但如果出现了技术进步，衣食往行用的内容变了，用新的内容来充实人类的生活将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正如表1－1所示。
表1－1 技术革命对经济社会的推动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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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百年科技史，每一个主流科技产品的普及，都改变了经济社会，造就了一个大牛市。到达大牛市的顶点之后，历经十八年的区间震荡，才能迎来下一个牛市的起点。2000年的计算机牛市顶点以来，已经震荡了十多年。
1．汽车牛市前的十八年震荡期
如图1－12所示，1905年牛市顶峰之后，1907年的调整底部没有本质突破，经历了十八年长期盘整，市场终于迎来了“汽车牛市”。1923－1924年间，新一轮牛市启动。此时，小汽车开始走进家庭。
图1－12 内燃机牛市过去十八年，小汽车牛市方才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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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次牛市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关键性事件。这一事件正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能过剩争夺市场的产物。没有新市场，资本回报有了瓶颈，这也是市场区间震荡的原因。
2．半导体牛市前的十八年震荡期
当胡佛总统承诺“家家有辆小汽车，家家锅里有只鸡”的时候，汽车牛市也达到了顶峰。如图1－13所示，1929年小汽车牛市顶峰之后，1932年的调整底部再也没有别的突破。事实上，1932年是过度下跌了，1931年的底部成为今后十八年的底部，经历了十八年的长期盘整，市场终于迎来了“二战”之后的“半导体牛市”。
图1－13 小汽车牛市过去十八年，半导体牛市方才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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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小汽车牛市之后的大事件，这正是主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当内部市场约束越来越明显的时候，依靠战争抢夺市场和殖民地必然成为当时的首选。
3．计算机牛市前的十八年震荡期
如图1－14，1965年半导体牛市顶峰之后，除1974年深度下跌之外，十八年中道指基本稳定。直到1983年，终于迎来了“跨国公司与计算机牛市”。
图1－14 半导体牛市过去十八年，新牛市方才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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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世纪30年代不同，这十八年里没有世界大战，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陷入滞胀的窘境，同时，地缘政治冲突和局部战争不断。而爆发冲突的原因，无非是争夺资源和市场。可见，当主流科技产品面临市场约束的时候，处于前沿的国家要么依靠战争抢夺市场，要么陷入“滞涨”。帮助资本主义国家打开“滞涨”局面的，或许是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国市场的开放。
4．主宰下一轮牛市的科技是什么？
1983年启动的“跨国公司牛市”与“计算机牛市”无缝衔接，形成了历史上历时最长、涨幅最大的牛市，如图1－15所示。2000年，个人电脑广泛应用，股市也达到了11908．5高点。从2000年顶峰算起，美国股市是否还要经历十八年的整理，等待新动力？此时，我们不禁猜想主宰下一轮牛市的科技会是什么呢？
图1－15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牛市和2000年之后的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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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之后，是中国的贡献维持了计算机牛市的繁荣。中国在2004年之后最终奠定了“世界工场”的地位，中国电脑出货量居世界之首。当中国的制造业劳动者也开始追求生活质量的时候，危机必将爆发。作为后发国家，中国也必须等待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才能看到下一个大牛市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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