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观察：奇迹与挑战

绪　论　中国向何处去

一、包工头模式：中国增长奇迹的核心驱动力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高增长奇迹造就了一个东方神话。中外学者在讨论东亚奇迹时，不得不由衷地感叹中国这样一个十多亿人口大国的持续高增长。中国，将东亚奇迹推向了高潮。

高增长源于高投资。在一些国际会议上，在中国学者娓娓分析高投资弊端的同时，来自拉美的学者则对这一弊端羡慕至极。中国为什么能源源不断地引入投资，持续地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复旦大学张军教授给出的解释耐人寻味：中国地方政府高效率的土地审批模式，保证了中国能够快速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确，当欧美发达国家需要一个庞大的制造业基地时，中国的地方政府能够以惊人的速度规划和审批产业园区，以确保其工业用地。

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不仅需要土地，还需要劳动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则是中国承接产业转移的另一个法宝。在这一方面，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为劳动力的廉价提供了制度保障。在户籍制度的约束之下，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并不能融入当地社会，不能享受当地基本公共服务，也不能融入当地城镇生活。农民工扮演的只是生产要素的角色。户籍制度制约了农民工成为“市民”的可能，从而保证了制造业能够持续地获取廉价农民工。

有了土地和农民工，还需要把这些要素组织起来，从而形成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有生力量。这个关键纽带就是“包工头”。包工头具有天然的扩张规模的欲望，因其利润的扩张源自规模的扩张。一方面包工头抓住国际市场机遇，积极寻找国际发包者，在中国国内组织生产；另一方面包工头积极抓住政府这一发包主体。于是，基于出口导向目标的产业在包工头的组织之下蓬勃发展，服务于出口导向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包工头的组织之下快速推进，从而形成了中国庞大的出口制造业产能、完善的出口物流基础设施和发达的出口导向城市群。

包工头天然的规模扩张本性决定了其高投资倾向。为了不断做大规模，每一个包工头都倾向于不断地扩大产能。正是包工头的这一天然本性，形成了中国高投资率之谜。

然而，包工头规模扩张的源泉在于“接包”。接包这一行为的本质决定了包工头的规模扩张边界在于发包方的规模边界，当计算机驱动的欧美经济增长遇到危机时，当中国制造已经渗入全球市场时，包工头的扩张遇到了瓶颈。同时，包工头向下分包的行为决定了一层又一层的小包工头会越来越多，当一个民工个体也在琢磨成包工头的时候，包工头模式遇到了发展的极限，这一极限在形式上表现为民工的稀缺。2008年以来愈演愈烈的民工荒，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正在于此。

同时，也正是包工头的接包行为本质，决定了包工头的生产是从属型，从属于其上游发包方，本质上并没有创新性。这也正是中国企业在过去三十年学习能力很强，自主创新能力很弱的原因。

包工头模式也决定了灰色经济的常态化。包工头的接包并不仅仅依靠市场规则，市场之外的各类手段都可能在接包行为中产生影响，且成为是否能够获得发包方肯定的重要筹码。这一行为特征在出口产业上形成了包工头之间的恶性价格竞争，导致中国出口商品整体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当包工头向政府接包时，政府这一最大且不可替代的发包方则面临强大的攻关。由于政府的发包行为不可能得到充分监督，包工头模式的存在也就理所当然地使得腐败常态化，灰色经济制度化。这是一种独特的交易成本。其优点是时间效率极高，从而成为推动高增长的关键原因之一。缺点则是暴露了经济混乱、法律不健全和腐败横行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在政府发包速度慢下来的时候将日益突出。

包工头模式下，收入分配呈现两极分化。包工头事实上攫取了最大的经济利益，劳动者只能获得维持简单生计的微薄报酬。这正是中国社会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根源所在。这一分化并不能使用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来调节。包工头的资产并非来自工资薪金，而是其经营所得；包工头的个人消费往往直接以经营成本的形式体现。在这种局面下，个人所得税所限制的高收入人群，恰恰是中国社会最缺乏且应大力培育的科技工作者和职业经理人。显然，过高的个人所得税并不利于中国产业升级和竞争力的提高。

包工头与现代公司制下的股东有着本质区别。包工头的行为具有随意性，并不受规范的公司章程约束，其行为的法律环境也相当宽松，在很多领域甚至可以无法无天。但正是包工头的这些特点，决定了他们能够野蛮生长，在中国积贫积弱的时候突出重围，快速地融入全球生产。

包工头模式成就了中国高增长奇迹，其历史功绩不可抹杀。然而，也正是这一模式，在当前遇到了瓶颈：劳动力成本提高削弱了制造业竞争力，缺乏创新制约了国际价值分配，腐败常态化造成了社会不稳定，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制约了国内经济的内生增长潜力。在中国GDP增长减速不可逆转的基本认识下，政府必须从顶层设计的制度建设出发，改造包工头经济，积极引导包工头模式向现代公司制模式转变，全面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和经济内生增长能力。

二、GDP增长进入次高速时代

中国经济增长下台阶的讨论在金融危机后更加广泛，能维持高速增长的论调也从未间断，其中不乏权威人士和权威机构。支持高速增长的主要理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还不够高，人均经济指标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工业化并未全面完成，城市化还在深化。高速论者的逻辑简单概括就是：因为与发达国家有差距，所以就要高速发展追上。该逻辑的形成无疑是因为适应了过去三十年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

对未来能否高速增长，不能简单地拿差距来判断速度，两者之间也并没有必然联系。经济发展的差距历来都存在，但真正实现赶超的国家并不多，能够连续赶超的国家更是寥寥无几。经济史上的奇迹首先要数美国奇迹，在过去二百多年来持续赶超并保持领先。其次要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奇迹，成功跟上了世界工业发展步伐。“二战”之后德国和日本的复兴奇迹也应该受到重视，在废墟之上如何能够调动力量快速恢复经济，至今仍是个谜。至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东亚奇迹仍需历史验证，该区域到目前仍未实现大规模人口普遍进入发达经济状态，是否会落入拉美式的“中等收入陷阱”仍未可知。

中国奇迹的本质是中国的土地、人口快速融入全球制造业体系，这得益于中国相对集中的决策模式和特殊的土地制度。这一进程分为三个阶段：1989年之前，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国内初级产品产出提高，庞大的人口在收入改善之后形成了庞大的市场，对于消化发达国家半导体产品的过剩产能起到了积极作用，国内相关产业也开始萌芽；1989－1998年，这一阶段中国全面学习东亚的出口导向模式，承接了半导体产品的生产，亚洲金融危机宣告了半导体产品生产的全球分工走到尽头；1998年之后，欧美计算机革命和全球航运的大发展带动中国全面融入全球制造业体系，这一格局在2004年之后尤为明显，在金融风暴前达到巅峰。

三十年高速发展的本质是快速融入全球分工，这就解释了中国的高资本形成率：以主要出海港口为终点的大物流通道是全球分工体系的纽带，快速建设和更新的机器设备是全球制造业体系的需要。换句话说，是因为欧美的发展需要调动中国的生产要素，从而形成了中国快速增长的资本形成。中国的生产要素能够被快速调动，是我们的优势；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高速增长的资本形成，是欧美制造业分工的带动，不是内生发展的结果。如果全球没有革命性的技术进步，中国源自欧美分工的快速资本形成必然减速。当前，中国已有高速公路超过8万公里，基本实现了县级行政单位之间的高速联通；累积建设厂房仓库超过40亿平方米；电脑年产能接近4亿台，手机年产能超过10亿部。这些数据表明，基于出口导向的增长空间十分有限。

内生增长的空间和速度又如何呢？首先，工业化的深化不能延续粗放式的快速扩张。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在融入全球生产体系为全球制造工业品的同时，在本土沉淀了优质的工业基础设施，训练了熟练的制造业工人，建立了系统的工业和商业服务体系。这为中国推动内生增长提供了基础。然而，能够集中推进快速增长的要素已经没有。为全球分工建设的基础设施和电子产品制造业产能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工业化的速度不可能维持过去的高增长水平。

其次，城市化的继续推进也并不意味着高增速的维持。中国的房屋建设产能也已经高得惊人。2011年，中国当年完成房屋竣工建筑面积29．2亿平方米，其中住宅竣工建筑面积18．3亿平方米，分别为总人口的2．17倍和1．36倍，这样的建设进度是不可持续的。尽管城市基础设施的质量仍待提高，但其速度不能和快速的外延式扩张相比拟。

诚然，发展驱动力的切换已经展开，国民收入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也非常明显；但我们不能因为有差距就判定过去的增速能持续。我们必须认识到减速的必然性和转型的必然性。转型意味着必须减速。

首先，资本消耗增加影响净国民产出。从发展模式转型对资本形成的影响来看，转型意味着不同类型固定资产的投资，这将加速原有资本的折旧，这在原有投资规模达到巅峰之后的影响会更大。因此，在实际产出中，用以维持资本存量的比重就会上升。这将拉低GDP的实际增长水平。而当前全社会庞大产能面临的折旧压力和转型压力比1998年更严重，这将拉低中国的净国民产出。如果伴随着外资的撤离和制造业的跨境迁移，影响会更大。

其次，向消费转型和服务业的发展意味着更低的资本形成率，而资本形成率的降低意味着工业产出速度的降低。同样，在收入法GDP统计中，劳动者报酬的提高意味着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和资本折旧的减少，不利于资本形成和再生产的扩张。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在支出法GDP统计中的比重长期维持在70%上下，这正是其经济发达但增速较慢的原因，也是其增速能长期稳定的原因。我国最终居民消费支出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50%一路下滑至2010年35%，正是出口导向发展模式深化和政府集中管理经济的结果。这一格局的变化将意味着经济增速走向正常化。

第三，社会的转型导致GDP统计遗漏对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小。在工业化初期和城市化初期，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从家庭内部转移到了工厂或车间，这一趋势形成了对GDP增长的贡献。当前，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50%，即便是没有城市化的农村地区，生活资料也多来自工业社会。经济活动未纳入GDP统计的比例已经缩小了很多。

第四，增长的外部性开始遏制增长速度。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业对环境的依赖和破坏。在发展初期，自然环境是支持工业高增长的，而工业对环境的破坏也未在GDP中扣除。当工业对环境的破坏达到一定程度，环境将不再支持高速增长的工业，并且工业发展也必须为过去的破坏买单，从而形成双重的阻碍。二是生活方式变革带来额外的成本，主要源于人口在地理上的大量集中，从而带来治安、交通、生态破坏等额外成本。

第五，国民幸福感的提升需牺牲短期经济增长。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是工作时间。由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的初期，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变长了。而当产业工人地位形成之后，随着收入的提高，工作时间在缩短，闲暇和享受开始变得重要。二是人力资本和国民素质。在工业发展初期，童工是难免的，国民受教育时间也较短。随着工业化的深化，社会平均受教育年限上升，国民更加注重文化生活，尽管这有利于长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在当期却是经济中的消耗项。显然，中国目前正处于国民幸福感提升的加速阶段，GDP增速应该放慢脚步，等一等在工业大增速中疲惫的国民。

站在出口导向产业的巅峰，转型和高增长已经是一组矛盾。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不意味着中国能够维持高增长。相反，在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初步完成现代工业基础设施建设之后，应该放慢脚步，稳定住在全球工业分工中的地位，提升国民生活质量，才能顺利转型，不至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否则，危机就在眼前。

站在“中等收入陷阱”的边沿，转型势在必行，否则脚下的泥土必然坍塌。转型意味着过去集全国之力为发达国家打工的单一增长模式结束，要素的回报走向平衡，要素重估正在展开：（1）资本：在新技术应用末期、经济低迷时，资本必须忍受低回报，在资金市场上表现为长端资金价格下行；（2）劳动：生产体系不再具有过剩劳动力，人口红利衰竭，劳动者索要更高回报；（3）创新：新技术应用过程中，回报呈递减趋势，递减到社会平均回报时，科技进一步创新的需求会越来越强烈；（4）出口导向发展模式所服务的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制度将致力于打破过去形成的不当垄断和不当管制。

三、主流产业升级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人们反思导致金融危机深层次原因的同时，纷纷把目光聚焦于新兴产业。然而，近期一些新兴产业公司的财务报告显示，其业绩并未如预期般强劲增长。对新事物的热情无可厚非，但经历了一年的憧憬之后，我们应该冷静地思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哪里呢？笔者认为，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变迁，在新兴科技武装下能够提升效率的主流产业，才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www.xing528.com)

首先，科技进步的方向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最早开始引进或推广的发明创造通常与他们最终被广为传播时所表现出的形式存在很大区别。举例来说，在2009年的时候，电子书的发展似乎前景光明，人们畅想着未来人手一本电子书的情景。然而，在短短一年之后，新的电子阅读器闯进了人们的视野。随着电容屏幕的大发展，几乎所有手机和平板电脑都能够作为电子阅读器使用，人们几乎完全忘记了曾经对电子书的热情。在新的主流科技革命方向尚未明朗之前，新事物是极不确定的。在19世纪末内燃机仍以工业应用为主流的时代，很少有人预期到小汽车将走进普通百姓家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也没有人想象到电视机等家用电器会普及得如此之快；在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技术不断进步的时候，也很少有人想到个人电脑竟是最终的趋势。而今，移动互联技术只是个人电脑和互联网发展的延伸，新的科技革命方向尚未明确。

其次，我们应该看到，新兴科技的价值在于改造主流产业。《剑桥美国经济史》在对20世纪美国的科技变迁历史进行回顾后认为，成熟产业采用新技术能大大促进生产力的提高，甚至促进这些产业中新产品（如合成纤维轮胎）的出现。实际上，得益于新技术在部门间的互相传播，“老”产业的生产力都得到大幅提高。每一次科技革命，高科技都显示出了在改造“老”产业中的潜力，包括纺织业和林业、银行业和金融、零售业和医疗保健。就银行业而言，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银行的记账媒介和对账方式，全面提升了银行业的运行效率，特别是柜员机的使用，不仅节约了银行的人力，而且延长了银行服务的时间。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提升了所有行业的财务和管理效率，促进了各行各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新兴科技不仅提升着主流产业的效率，同时也在改造着社会基础设施。自工业革命以来，每一次技术进步，都对社会基础设施提出了新的要求。蒸汽机和内燃机推动了航路建设；小汽车和火车的发展推动着公路和铁路的建设；飞机在民用领域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机场建设；现代信息技术催生了现代高速公路和电气化高速铁路；当前，基于移动互联技术的智慧城市建设正在成为潮流。伴随着每一次科技进步，建筑业的内涵都在发生着变化。

通过对历史的全面分析，我们看到的是科技进步在主流制造业和建筑业中广泛应用带来的效率提升，看到的是人类传统生活方式在新科技武装下的升级。新技术提升着人类的生产效率，拓展着人类的生存空间。但是，一切创新都并未脱离人类衣食住行用等传统主流领域。

笔者承认，不能充分渗透进入传统行业的新兴科技，只能短期内略占风骚。最终是否成为时代潮流领导者，如计算机与互联网科技发展下的IBM和微软者，目前尚不明确。显然，当前并不能确定哪些新兴科技能够最大范围地改造传统经济社会，并成为科技革命的方向。大浪淘沙之下，必有非常优秀的新科技公司，但目前还无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国家的产业政策，以及投资者的目光，应该聚焦于在新兴科技渗透下能够复兴的主流行业。哪些主流产业能够复兴？这才是我们要去寻找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

当前，资本市场的认识也正在朝着“传统复兴”的方向转变：2010年国庆之前，A股市场基本上是“唯成分论”的认识观，凡是贴上了“消费”和“新兴”标签的公司，都得到了热捧。但这一局面在国庆节之后逐渐改观，机械行业指数和建材行业指数渐占上风，表明投资者逐步认识到“充实社会资本”、“提升产能装备”和“改善产业结构”的重要性，资本市场对“传统复兴”的认识正在深化。

换句话说，思考哪些传统能够复兴，对中国的重要性更加明显。虽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但经济基础仍然薄弱，科技发展相对滞后，人均基础设施占有率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这样一个具有“技术追赶”和“社会升级”双重特征的大型经济体，更应该把发展的力量集中于“充实社会资本”和“提升产能效率”，方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四、泡沫破灭为新经济提供廉价要素

保增长能够推动传统产能与基础设施的更快建设，从而加速其泡沫的形成，为经济转型创造大量的廉价的可供使用的基础条件。没有过剩，就没有泡沫的破灭，转型的成本也就异常地高。当前众多泡沫僵而不破，正是其产能尚未超越社会潜在需求所致。价格泡沫本身才是社会矛盾的焦点，而非泡沫破碎。

进入2012年以来，虽然各类经济指标进入触底的临界区域，但这个临界区域显然遭遇了L底。在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遭遇瓶颈的时候，科技动力缺乏和去产能周期双重叠加，使得经济增速回升难度很大。保增长是否可取？传统产业的泡沫是否可怕？答案似乎很直观：保增长加剧了传统产业泡沫的形成，从而使得远期的崩溃更加可怕。这一逻辑看起来是完美的，但却有悖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基本目标，也忽视了泡沫破灭为新产业创造的机会。

金融风暴之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被提上议事日程。然而，市场人士普遍认为，中国经济转型困难，旧的经济模式仍然是政府保增长的无奈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方向极度不确定，其发展也面临着高昂的成本压力。政府的补贴于事无补，不仅数量上杯水车薪，还总是用错地方。于是，关于中国经济的悲观论调日渐扩散。我们认为，保增长不是转型的敌人，无须担心保增长会刺激传统泡沫阻碍转型。

首先，产业泡沫意味着产量的上升和极大丰富，这正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就房地产业而言，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以来的价格泡沫，推动了产量的快速增长。根据建筑业统计，我国每年竣工的住宅建筑面积从1998年的不足5亿平方米，上升到2011年的18．3亿平方米。如果没有价格泡沫，就不会调动如此庞大的社会资源参与住宅建设。诚然，在泡沫形成过程中，不公平问题难以避免。但当产量严重过剩的时候，泡沫的破灭则意味着价格泡沫带来的分配不公能够得到再平衡。房价调控十年来从未真正奏效，恰恰说明住宅供给仍未达到极大丰富。

其次，旧产业泡沫的破灭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庞大而廉价的资金。产业泡沫的巅峰往往对应庞大的财富创造，在泡沫破灭的时候庞大的资金找不到投资出路，从而能够投资于前景极不确定的新技术和新产业。不愿意投资于新技术和新产业的资金，由于找不到确定性的高回报投资，其沉淀也直接导致了长期资金成本的低迷，为新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资金市场条件。高房价并未形成激活社会消费的财富效应。相反，高房价导致房地产业绑架了社会资金，使得新兴产业发展缺乏资金支持。刺破高房价泡沫，不能仅依靠行政控制，还需要尊重市场规律进一步增加住房供给。

第三，旧产业泡沫的破灭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可供分享的基础设施。如果旧产业泡沫不破灭，基础设施能够从旧产业中获得丰厚回报的时候，其使用成本往往显得高昂，前景不确定的新兴产业也就很难分享这些基础设施，直接导致新科技和新产业的发展成本显得高昂。仍就房地产业而言，当前住宅边际供给已经超越了边际需求，但由于累积总供给仍然小于累积总需求，所以严厉的限购调控也难以刺破坚挺的房价泡沫。房价泡沫的控制或破灭，需要房地产业产能的进一步提高。无疑，高房价是新兴产业发展的高成本因素之一。

第四，旧产业泡沫的破灭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当旧产业规模严重过剩的时候，往往意味着其训练和雇佣的劳动者数量超越了合理规模。当泡沫破灭，产业规模萎缩的时候，将释放成熟的劳动者。此时，新兴产业的发展能够得到丰富的高素质劳动者的支持。如果没有产业泡沫，高素质劳动者在旧行业也能够获得丰厚回报，新科技和新产业发展就很难获得丰富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

最后，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看，人人享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意味着人人都应该享受工业文明的成果和社会基础设施。然而，在一种工业形态发展的过程中，泡沫逐步积累，在工业品价格有所下降的同时推高了社会各类基础设施（包括住房和公共卫生、教育等）的价格泡沫，从而阻碍了中低收入群体享受发展的成果。只有当产能和存量双过剩的时候，才能有效刺破价格泡沫，真正实现全民享受发展的成果。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保增长不是转型的敌人，无须担心保增长带来更大的泡沫破灭。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泡沫不破灭，形成了转型的障碍。我们要给“泡沫”正名，是泡沫推动投资者制造了人类所需要的丰富物质基础，也是泡沫制造了新产业发展所需要的丰富资金、基础设施和高素质劳动力。正是它们使得新技术变得有利可图，如果没有泡沫就没有任何投资者会有经济动机来建设它们。正如保罗·菲利普所言，当泡沫破灭到最低点时，经济回报就会慢慢出现，正是企业家们开始利用新技术与泡沫遗留下来的廉价资金、基础设施和劳动力相结合，使他们探索新技术方向的成本更低，新的订单完成起来更有效率，从而推动新科技和新产业的繁荣。

保增长可能引致的传统产业泡沫加剧及远期破灭并不可怕，只要能在泡沫破灭之前设计好社会保障和救助措施，维持社会稳定即可。诚然，泡沫的破灭意味着资本的噩梦，意味着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意味着旧产业的就业群体遭遇不幸。面对保增长可能带来的传统产业泡沫，不应该恐惧，而应该建立公共保障机制来应对。

保护泡沫不破灭，意味着提高了转型的成本。政府的补贴与泡沫破灭所带来的新兴产业发展条件相比，无疑是微不足道的。政府不应该拿纳税人的钱盲目地补贴所谓的新兴产业，政府显然不可能比企业家更清楚什么才是未来的主流科技。政府要做的，是用纳税人的钱，建立起成熟的社会保障机制，从容地迎接和应对每一个泡沫破灭。泡沫推动着科技与产业进步，留在人们记忆中的、载入史册的，是辉煌科技带来的经济社会巨变。而每一个泡沫时刻，仅仅是人类发展长河中的朵朵浪花。

五、克服危机综合征

危机从来都不是瞬间的。危机越大，其影响也必深远。回顾近代工业史上的历次大危机，其中转型的探索时有发生，特别是在劫后狂欢后期，往往伴随着转型躁动。

在每次大危机之后的一两年里，劫后狂欢的情绪往往主宰经济和金融领域，一方面表现为经济政策的冒进，另一方面表现为金融市场的高涨。总结来看，劫后狂欢有几个基本要素：

（1）人们对现有技术条件曾经带来的经济高增长记忆犹新；

（2）大危机过后，人们发现经济好像没有什么本质变化，星星还是那颗星星，从而盲目乐观；

（3）政策往往非常宽松，特别是货币政策，从而助长了对更大泡沫的憧憬；

（4）投机因素横行，就像万恶的酒精，让劫后狂欢的大众飘飘欲仙。

在劫后狂欢后期，往往伴随着转型躁动。这时，人们相信虽然老的经济模式已经失去生命力，但还能支撑起基本的经济增长，在此阶段各类创新，包括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能够较快地接过经济支柱的大旗。转型躁动持续的时间往往比劫后狂欢更长。所谓的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在一些被证明是失败了之后，还会有另一些东西浮现出来。但非常遗憾，这些所谓的创新并不是“革命性的”，不是“划时代的”，他们能驱动的经济增长，仅仅是局部的，并不能全面改造人们的生产生活。于是，信心磨灭的阶段接踵而至。

信心磨灭的阶段并不孤单，仍然有创新行为存在，只是已经缺乏了那种整体性的对新事物的热情。这时候，人们对经济危机影响的持久性、经济恢复的长期性，做了非常悲观的预期。长期悲观论在这个时候更有市场，逆境中的普罗米修斯难以点燃希望的火种。这一时期往往是经济增长和资本市场最黑暗的时期，也是乐观的创业者和坚定的长期投资者的真正考验期。可以说，这一黑暗期进行积极部署的人，将是下一轮经济繁荣中抓住机遇的人，或是下一个大牛市中能够获益的人。

当前，我们在经历了2008年的大危机、2009年的劫后狂欢，以及2009－2011年的转型躁动后，已经进入了信心磨灭期。综合审视危机后的这四大综合征，回顾美国1905－1923年、1929－1947年、1965－1983年的漫长转型期，客观审视进入21世纪以来弥漫全球的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繁荣，我们要耐心等待下一轮科技革命。对中国来说，我们仍处在技术追赶阶段，要做好学生，在“世界工厂”的光环下，客观看待我们巨大的技术差距，耐心打造基于全球市场的国家价值链。